越南戰爭以來的亞洲原有戰略秩序正在受到挑戰。

當年，1975年4至5月在印度支那發生的事件，似乎以最鮮明的方式表明美國在亞太地區無可撼動霸權時期的終結。記錄直升機從美國駐西貢（現胡志明市——本網注）大使館屋頂上撤離的著名照片捕捉到如世界末日來臨般的悲觀情緒：超級大國威風掃地，從亞洲倉皇撤退。然而40年後，在越南紀念統一40周年之際，回過頭來看，美國的越戰失敗看來只不過是漫長的美國主導下的和平中的一段空白。只是到了現在，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的經久性才真正受到質疑。

曾報道越戰的美國記者喬納森·謝爾寫道，導致美國進入並擴大越戰的因素並非是對獲勝可能性的過度樂觀，而是“對失敗後果的過度悲觀評估”。這些不僅導致了亞洲其他“多米諾骨牌”紛紛倒台，也導致了美國聲望和信譽的災難性損失。的確，在越戰結束之後的一段時間裡，美國確實似乎從全球撤退。次年當選的吉米·卡特總統在執政期間經歷了新加坡已故統治者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所說的“對美國隱憂虔誠冥想的4年時間”。而在此期間，伊朗革命和蘇聯入侵阿富汗使美國地位進一步削弱。

然而，事實很快證明，卡特的前任傑拉爾德·福特總統在1975年4月23日所做演講不無道理。他說，印度支那發生的事件“儘管令人悲痛，但既不意味着世界末日，也不意味着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終結”。共產主義並沒有逾越印度支那推進至亞洲其他地區。而在此之前，美國已偏向中國，理查德·尼克松於1972年訪華，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方對越南困局的回應。這弱化了尼克松3年後遭到蒙羞所產生的戰略影響。

與中國結成事實聯盟對抗蘇聯，使美國在亞洲擁有了無可爭議的霸權地位。該地區在越戰後蓬勃發展。美國對越南的干預看上去也不再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李光耀幾乎將其描述為一場勝利：若沒有越戰，東南亞可能會落入共產黨手中。美國為亞洲贏得了時間，因而到1975時，亞洲國家才“更有底氣”進行抗爭。這些國家而後成為欣欣向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是由於“在越戰期間得到了培育”。

這一全球新聯盟的最大受益方是中國。在因美國無可爭議霸權而確保的地區穩定的背景下，中國在1979年開啟了偉大的經濟轉型。中國發展得如此之好，以至於很多美國人都很難理解中國想要挑戰或改變這一格局。但愈來愈多的分析人士現在認為中國的確想這樣做：其目標是替代美國成為亞太（最終是全球的）頭號強國。澳大利亞戰略問題學者休·懷特認為，中國正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實現早期未能實現的目標：財富、權力和在本地區的主導地位。

直到最近，大多數美國戰略思想家還傾向於認為中國可以融入現存世界秩序，即便中國懷有更大野心，但因其在經濟和軍事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會把這些野心擱置起來。然而，一種更加危言聳聽的思想流派正日益得勢。曾供職於政府的2名分析家阿什利·特利斯和羅伯特·布萊克威爾向美國外交學會提交了新報告，呼籲與中國打交道時採取一種新型“大戰略”，包括擴軍和加緊與盟友進行軍事合作。報告認為，“美國將中國‘納入’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已引發對美國在亞洲霸權的新威脅——並可能最終導致對美國全球實力的挑戰”。無獨有偶，另一名前美國政府官員邁克爾·皮爾斯伯里出版了一部書名不言自明的著作：《百年馬拉松：中國替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秘密戰略》。

美國政府本身似乎正在採取更加強硬的對華態度。它總是否認其亞洲“支點”或“再平衡”戰略意在遏制中國，但該戰略的目的無疑是向亞太友邦和盟友保證美國不會實施戰略性撤退一走了之，為崛起的中國讓路。美國現在愈加公開表明其敵對態度。近日，美國試圖勸說盟友拒絕加入中國牽頭成立的一家開發銀行，但徒勞無效。為爭取各方對其雄心勃勃的貿易協議《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予以支持，美國強調該協定對於阻止中國制定該地區的規則是何等必不可少。

中國始終懷疑美國試圖對其進行遏制，並聲稱聯結美亞的聯盟（尤其是美日防務協定）是冷戰遺留產物，理應被打破。但沒有一個盟友希望這樣做，沒有一個盟友願意被迫在與美國的安全關係和與中國的聯繫之間作出抉擇。但如果悲觀主義者言中的話，這些盟友有一天可能發現自己必須這樣做。就像懷特認為的那樣，美國的越戰經歷是關於“治國術之險惡的伊索寓言”。美國打越戰是為了阻止中國建立把自己排除在外的勢力範圍，但卻在越戰推動下對華開放、繼而推動了中國崛起——而這一崛起是如此成功，以至於中國現在似乎有建立一個把美國排除在外的勢力範圍的實力。（編譯/王賓）

資料圖片：1969年7月30日，尼克松總統赴越南慰問美軍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