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掘漢墓給論壇新人：美國情報界（1）

作者: fss2004

美國情報界（1）

第一章　　　情　　報索引——情報的概念　情報活動程序　情報的作用　情報的分類

　　科學制定政策和作出決定，需要充分的情報和對情報的分析。只有充分了解世界的狀況以及政策和行動可能帶來的後果，決策者才可望對情報作出評價，如果他們負責涉外工作，還需要掌握國外情報資料，並對其進行分析。

　　最突出需要國外情報的是那些與國家安全政策決策有關的人或部門。因此，國外情報最顯而易見的需求者是與外交和防務政策有關的人或部門——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國防部。

　　然而，許多其他決策者也需要國外情報，因為除政治和軍事行動外，外國政府或集團的其他活動，仍能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公眾利益。近年來，這種情況更加明顯。眾議院常設情報特別委員會主席愛德華·博蘭曾指出：“事實上，很多人相信能源及有關的經濟問題比戰爭以外的軍事狀態中的任何變化，對我們的威脅更大，對我們的國家安全的影響更快。”很顯然，能源的效力和美元的穩定就可能受外國政府或集團活動的影響。

　　因此，許多政府部門的情報機構應運而生。如本書各章所示，商業、能源、財政等其他部門都已建立了情報機構，遠遠超過涉及外交和防務政策的機構。在研究這些部門和機

　　構之前，先對各種情報活動（搜集、分析、反情報、隱蔽行動），以及村搜集和獲取到的情報的使用和分類進行研究是有益的。

情報的概念

　　嚴格地說，情報可被定義為：情報是“對從目標國家地區或行動的一個或若干方面所能得到的、對制定計划具有現實或潛在意義的一切資料進行搜集、評價、分析、綜合和譯釋的產物”。

　　搜集是有日的地獲取分析者、需求者或情報人員所渴望得到的任何情報。搜集活動可利用以下幾種交叉形式中的任何一種：公開資料搜集、秘密收集、人力搜集或技術收集。公開資料搜集包括收集公開範圍的資料、諸如廣播電視、報刊雜誌、技術和學術刊物、書籍、政府報告，以及外交官員和防務官員有關公開活動的報告。公開資料搜集所得情況的價值程度會因目標國家或所涉及問題的性質而有殊異。這些資料既可通過人力提供情報來搜集（通過人來購買有價值的書刊或觀察國際事件），又可通過技術手段搜集（對電視和廣播節日進行錄製）。

　　秘密搜集包括竊取作公開資料。同公開搜集一樣，它既可使用人力提供手段，也可使用技術手段。傳統的間諜人員可以用來提供大量高度機密的政治和軍事情報，技術系統則可以用來拍攝軍事設施或偵聽戰略通訊系統。

　　高度秘密是人力搜集的最大特徵。儘管許多技術收集也有其隱蔽性，但其秘密性並不總像人力搜集那麼重要。因而，即使在互相高度保密的情況下，美蘇雙方也非常了解對方的衛星偵察計劃。儘管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或裁減戰略武器協議並沒有禁止對某些活動採取隱瞞和欺騙措施，即便有，對技術搜集者也很難隱瞞其中的某些活動。如果這樣，有效搜集所需情報的能力就不會依賴於秘密搜集。

　　分析是對各種來源的資料或原始情報進行綜合併使之成為成品情報。成品情報可以是對事實的一個簡單陳述，對他國武裝能力的評價，或是對另一個國家政治事件可能進程的預測。

　　嚴格地說，情報活動僅只包括資料收集和分析，並使之成為情報。但是，還有幾種活動也已被認為是情報活動的實例——特別是反情報和隱蔽活動。

　　反情報是指獲取用於抵消敵方情報機關行動的情報或活動。這些活動包括對敵方情報機關進行間諜行動，審查叛逃者，分析敵方情報機關的活動手法，也包括對敵方情報機關及其活動直接進行滲透和瓦解。

　　隱蔽行動也被稱為“特別行動”、“秘密政治行動”（英國）和“積極手段”（蘇聯）。隱蔽行動的定義即：預定用來影響外國政府、個人或事件以支持發起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標而又不暴露發起國政府“支持”行動的秘密的任何計劃或活動。因此，隱蔽行動的重點就是對發起者身份進行保密，而秘密搜集的重點則是對行動的保密。

　　隱蔽行動可區分為以下幾種：黑色宣傳（以假亂真的宣傳）；灰色宣傳（不暴露發起者真實身份的宣傳）；預定推翻或支持一個政權的準軍事或政治行動；對個人或組織（報紙、工會、政黨）進行支援（資財、軍火、訓練）；假情報。

情報活動程序

　　使各情報單位所進行的搜集和分析活動富有正確的判斷能力，並使這種能力與決策者的需求和對成品情報的使用聯繫起來，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一切都是通過“情報活動程序”這一概念來完成的。

　　情報活動程序就是獲取資料，使之變為情報並能為決策者所用的過程。一般地說，情報活動程序包括五個步驟：計劃與指導，搜集，加工，製作與分析、通報。

　　計劃與指導包括整個情報過程的安排處理——從對資料需要的鑑別到最終把情報成品交給需求者。這一過程始於需求者——總統、國務院、國防部或其他主顧對某些問題的情報需求。在某些情況下，這種需求業已制度化。這樣，總統就不必經常提醒情報界搜集有關蘇聯戰略力量的情報。

　　如上所述，搜集即是對製作成品情報所需原始資料的採集。搜集過程包括公開來源、秘密間諜和技術系統。

　　加工是將大量資料變為一種有條理的形式，使之更適合於成品情報的製作。它包含語言翻譯、破譯、按問題分類和歸納資料——把運用攝影或電子技術貯存在膠片和磁帶上的信息譯釋出來。

　　創作與分析，即把基礎資料變為成品情報。它包括對所得資料進行綜合、評價和分析，以及製作各種情報成品所需的準備工作。所搜集到的“原始情報”常常可能是支離破碎的，有時是矛盾的，需要專家來揭示其意義和價值。

　　程序的最後一個步驟是通報。它包括把成品情報分發給需求者——政策制定者或經營者。

　　同任何模式一樣，情報活動程序的達一概述僅是真實世界的一個縮影。如上所述，某些需要已成為“長期需要”。這樣，政策制定者一般不指定情報的特別項目。更確切地說，只要他們表示想得到諸如有關中國戰略力量或埃及政治局勢的報告，情報搜集單位就有責任決定如何去獲得為提供這些情報所需的資料。最後，情報搜集單位將有某種本能的需要，即為其繼續行動提供情報——有關反情報和安全的情報，以及對潛在的未來行動有用的情報。

情報的作用

　　情報活動（這裡僅指情報的搜集和分析）作用的大小取決於它對國家決策人幫助的程度。由此引出兩個問題：情報能在哪些方面幫助決策人？情報何以有用？關於前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情報能在制定政策、計劃、衝突局勢和預警等四個明顯的方面幫助國家決策人。

　　制定政策的作用是國家決策人對制定外交、防務和國防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在洛克菲勒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對國家決策人為作出正確決定對情報的依賴性有如下的總結：

　　情報是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搜集的信息，它為政策制定者指明了可供選擇的範圍，並使其作出判斷。好的情報不一定能導致明智的決策，但若無準確的情報，國家的政策決定和行動就不能有效地反映實際情況，也不能體觀國家的最高利益即確保國家安全。

　　情報除對制定政策的價值外，還對執行所謂計劃決策所需的具體決定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這類決定包括建立和部署新的武器系統，發展戰略軍事計劃（如美國的單項聯合行動計劃），中止或恢復外援，以及設置貿易限制等。在這種情況下，情報能告訴決策者，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可能或預計導致的結果，包括決策者直接針對的國家可能產生的反應。因此，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寫道：根據農業部所作出的任何國家都不能替代美因作為對蘇聯的主要糧食出口國的估計，卡特總統決定對蘇聯實行糧食禁運。“幾天后，阿根廷宣布，它將部分取代美國對蘇出口糧食的地位，”於是這一結論就被動搖了”。另一個例子是：卡特政府之所以繼續執行向沙特阿拉伯出口飛機的決定，部分原因是有情報表明：如果美國不這樣干，沙特阿拉伯將轉而購買法國飛機。

　　衝突局勢中的情報的價值並不僅限於軍事領域，在國家部分利益衝突的局勢中，如武器控制談判、貿易談判或國際會議，情報的價值都是顯而易見的。情報能預示談判對手讓步的程度，依此調整原定立場。

　　預警也是情報的一大益處。它可以預示將要對決策者自己的政府或國家，以及與決策者命運攸關的國家採取的軍事或其他行動。預警的使命要求其盡最大可能監測敵對國家的武裝力量。對美國來說，這就要求監測蘇聯全部軍事力量變化的狀況：了解其兵力部署、駐地、活動常規，以及在發現重大異象時通知主管部門。由於事先得到情報，國防力量就會有所準備，作出相應的反應，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外交的或軍事的），以阻止和挫敗敵方行動。

　　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技術能力小組就情報對軍事問題的全部作用作過簡要的總結：

　　如果情報能夠揭示一種新的軍事威脅，我們就可以採取應付措施；如果情報能夠暴露對手的具體弱點、我們就可以對此加以利用。好的情報能使我們避免在不必要的時候為不存在的威脅來消耗我們的軍事資財。此外，從廣義上講、情報為我們正確估計敵人打下基礎，有助於指導我們的政治戰略。

　　情報作用的大小除取決於它所涉及的有關問題外，還取決於它本身所具有的質量和時間性。在評價某一問題的情報時，只有把全部有關的信息都進行整理，情報成品的質量才不致受影響。對秘密渠道獲得的情報進行評價不能脫離開公開渠道獲得的情報。H·特雷弗—羅帕教授對此曾評論道：

　　秘密情報是公開情報的繼續，只是方式不同而巳。只要一些政府把他們的部分活動隱藏起來、另一些政府，如果想使其政策建立在充分而正確的信息上，就必然會尋機刺破偽裝，探出實情，這就不

　　可避免地要採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和方法。但是，儘管方式不同，結果卻是一樣的。秘密情報填補了……“公開情報”的不足。因為“公開情報”是通過對公開的或至少是通過合法手段獲得的資料進行合理分析研究的產物。事實上，公開情報和秘密情報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我們對情報的評價過程除依賴一切有關資料外，還必須具有客觀性。正如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1973年在美國參議院所說的那樣：“情報的作用是指導一個國家的政策而不是尾隨其後，任何一個關心國家政策的人必須對此極為關注。”

　　此外，情報還必須及時地送到決策者手中，以使他們能採取果斷行動。由於情報具有預知性的特點，它總是與軍事問題有着密切聯繫，他能使軍事指揮員和決策者具有知己知彼的優勢。早在兩千五百年以前，孫子就認識到這種優勢的價值，他在《孫子兵法》中指出：“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

情報的分類

　　懂得情報如何具體分類對政府官員是有用的，這就需要詳細研究各類情報的組成。首先，我們可以把情報分作以下幾大類：政治情報、軍事情報、科技情報和經濟情報。

　　政治情報包括有關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兩方面的情報。很顯然，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會對美國產生影響。可能涉及的問題如：在聯大某一問題上支持美國，一個國家與蘇聯或古巴的關係，對阿以衝突的態度和政策，對革命組織的支持或對美國領導人的看法。

　　其他國家（不管是友好國家、中立國家，還是盟國、敵國）的國內政治也與美國密切相關，因為，一個國家的內部政治衝突的結果能直接影響其對外政策。某些衝突（不管是政變、選舉、還是內戰）的後果可以對法國在國際上對地區力量均勢、美國可以取得的稀有資源或美國軍事基地的繼續存在等問題的看法產生影響。

　　例如，西班牙和希臘大選的結果可以對這兩個國家是否繼續留在北約和美國在這裡的重要軍事基地的地位產生影響。同樣，伊朗國內衝突的結果使美國喪失了許多好處，諸如石油、與伊朗的軍事同盟，以及能截獲蘇聯導彈遙測技術的重要情報基地。再如，蘇聯國內民族問題的廣度將對其中東政策及保持軍隊旺盛士氣的能力都會產生影響。

　　軍事情報非常有用，而且在各種局勢下都需要。美國為了確定自己戰略武器的需求量，就必須弄清蘇聯戰略力量的實質（運載工具和核彈頭的數量及其產量、精確度和可靠性）和其目標基地的特徵（數量、防爆能力和位置）。這類情報對談判和監督武器限制協定極其重要，對於常規力量也同樣是非常需要的。無論是對“北約”計划進行指導、對可能的攻擊作出預警，還是對《相互均衡裁軍協定》實施監督，都必須長期監視華約軍事力量的規模、作戰能力，以及位置和戰備情況。

　　科技情報包括與科技發展有關的民用和軍用兩個方面。一個國家鋼或石油的生產能力既可影響該國的穩定性，也可影響美國的利益。許多例子表明民用部門開發的工業技術會被用於軍用方面，諸如在計算機技術，滾珠軸承產品，光學系統和激光技術等領域都有巨大的軍事利用價值。因此，有關一個國家在上述領域內的進展或在這些領域內吸收外國技術的能力的情報，與這一國家潛在的軍事地位有着密切的聯繫。

　　原子能情報是三十多年來一直使人關注的科技情報的一個方面。一個國家的原子能活動，無論其公開目的是民用或軍用的，都會受到情報界的高度重視。在核技術問題上，除明顯需要判定外國政府是否在發展不依賴於美國行動的核武器外，還有必要獲取秘密情報來決定有關核技術出口的用途問題。因此，第一任中央情報主任 1947年曾指出：美國“不能依靠持許可證者提供的資料”，而必需“判定其真實用途、盡力發現其第二用途”。

　　經濟情報也極為重要。例如，石油輸出國組織和共同市場的活動就是美國判定國家安全和經濟政策的官員比較關心的問題。1975年，當時的中央情報主任曾指出，經濟情報對政策制定者的價值主要表現在“跨國公司的活動、國際開發計劃、地區經濟部署和國際商品市場流通狀況”等方面。其具體範圍包括：

　　·生產率，消費情況，原料價格，能源和作為初級產品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分擔價格波動風險的手段——國際商品調節。

　　·對國際貿易採取的價格限制和非價格限制。

　　·國際支付手段和國家財政金融政策的協調。

　　總之，美國政府官員可能需要任何一個國家涉及其內政外交各個方面的情報。以蘇聯為例，有價值的情報應包括對蘇聯農作物產量的估價，蘇軍中的少數民族問題，已經部署和正在發展的戰略武器系統，石油產量，契爾年科的權力鞏固程度，在“裁減戰略武器會談’中的談判策略等。至於中東地區、英國政府官員需要的情報則是：以色列總理的健康狀況，利庫德集團繼續執政的可能性，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將來的移民計劃，阿拉伯國家對巴解組織的支持程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政府的內部穩定性，阿拉伯各國政府對承認以色列生存權利的意向，以及該地區各國的軍事潛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