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發布警告，提醒在土中國遊客注意安全，特別是不要接近或拍攝遊行隊伍，並減少單獨外出活動。作為不是中國“周邊鄰近國家”的土耳其，卻出現如此激烈和大規模的反華活動，本身就值得分析。而且土耳其這個硬幣還有兩面：安卡拉-伊斯坦布爾二期鐵路是中國在海外承建完工的第一個高速鐵路工程；“紅旗9”外貿型中標土耳其新一代遠程防空導彈，雖然尚未簽署合同仍有變數，但還是中國軍工產品第一次在北約國家的重要軍備招標中獲勝；中土之間甚至還曾有破天荒的深度聯合軍演。綜合起來觀察，都能讓人感到土耳其對華政策相當的分裂與矛盾。

土耳其反華示威遊行隊伍

騎劫土耳其對華政策的民粹來由

對此最直接的解釋是，少數土耳其政客和組織利用民眾對遙遠中國的生疏而挑拔煸動。這確實也沒錯。在土耳其流傳的“中國迫害維族穆斯林”的所謂新聞，基本就是“土耳其製造”。由於西方媒體的挑撥，很多一聽就非常荒謬的反華謠言也能在海外大肆流傳。然而土耳其與中國遠隔重山大海，如果沒有其它的重要影響因素，僅僅由於“少數政客挑撥謀利”就出現如此激烈的反華浪潮，似乎很難說通。

實際上，首先需要破除的就是我們對“少數政客”這個傳統習慣用語的偏好。雖然事實令人不快，但在土耳其，大多數主流政黨都或多或少捲入了對“疆獨”的同情與支持，這甚至成了其國內的一種“政治正確”——雖然作為國家，土耳其歷史上與中國新疆地區幾乎毫無牽聯——而這其實是土耳其民粹主義的奇特歷史產物。

眾所周知，現代土耳其是在奧斯曼帝國崩潰的廢墟中成立的，其“國父”凱末爾把國族主義和世俗主義確立為土耳其共和國的立國之本。由於奧斯曼帝國與封建性、宗教性無法切割的歷史聯繫，凱末爾一直嚴厲壓制恢復或者複製奧斯曼帝國的主張。但奧斯曼帝國對於土耳其而言，確實又是它歷史最為輝煌的一段，這種民族歷史記憶是不可能被全然抹掉的。

經過凱末爾改革，土耳其又在相當程度上恢復了國力，在整個中東地區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強國，有爭雄地區的部分資本。所以在凱末爾身後，改頭換面為“泛突厥主義”的思想就迅速活躍起來，並漸漸成為土耳其“西化派”與“伊斯蘭主義”兩大派別間重合的紐帶。而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突然解體，給原本只能存在於口頭上的“泛突厥”運動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實踐機遇。時任總統厄扎爾由此喊出了至今仍深刻影響土耳其國政方針的名言：“土耳其的利益區從亞得里亞海直到長城。”

多年的積極投入和宣傳，在土國內也形成了相當強大的思維慣性。經過媒體的長期洗刷，土耳其大量民眾已經習慣把包括中國維吾爾族在內的中亞大量“泛突厥系”民族都強認作他們的“同族”，這就給了政客從煽動民粹中撈取政治好處的厚實土壤——儘管在歷史上，土耳其和中亞突厥系民族最重要的一次接觸，是1402年“瘸子”帖木兒汗在安卡拉戰役中徹底擊敗並俘虜了奧斯曼蘇丹巴耶塞特一世，從而將奧斯曼帝國登上巔峰的時間整整推遲了半個世紀。

同時對國力有限的土耳其來說，即使竭力苦心經營，可二十多年的東向“開拓”仍然幾無實際成果可言。現在在中亞地區，它的實際影響力甚至還不如二十年前。這種慘澹的投入產出比使得努力找回一些“大國”的心理安慰，反而更成為土耳其上至精英下至普通階層的某種共同“需要”。而“疆獨”勢力向其尋找認同、庇護和支持，恰好迎合了土耳其這種“泛突厥民族保護者”的自我定位需求。

中土經貿矛盾對土耳其支持“疆獨”的影響

另外在筆者看來，土耳其不顧反覆犧牲與中國的外交關係，再三公開干涉中國新疆問題，除了以上直接的國內政治考慮以外，恐怕還與中土近年來在經濟貿易領域越來越突出的結構性矛盾很有關係。

有這樣一組數據：1988年中土貿易額僅為3.3億美元，直到1999年才突破10億美元大關，可到2010年時已經猛增到151億美元，到2013年更進一步增至283億美元。2014年由於匯率影響略微有所下降，但仍有277.4億美元。

雙邊貿易的大幅增長對於兩國來說當然都是一件好事，但進一步細化數據就會發現其中確實還有“喜樂分配不均”的狀況。

據土耳其統計局統計，2014年雙邊貿易中，土耳其對中國出口僅為28.6億美元，比上年下降了20.8%，只占土耳其出口總額的1.8%，降低0.6個百分點，是第十九大出口對象；而土耳其從中國進口達到了248.8億美元，增長0.7%，占土耳其進口總額的10.3%，比上年又提高了0.5個百分點，保持為第二大進口來源地。總的來說，中國是土耳其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也是土耳其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土方逆差高達220.2億美元。

造成這種貿易極不平衡的原因，從雙方的出口產品結構中也許最能找到答案。礦產品一直是土耳其對華出口的主力，在2014年下降27%之後仍然有18億美元，占了對華出口總額的62.9%，其次是化工產品和紡織品及原料。

表一：2014年土耳其對中國出口主要商品構成

而土耳其從中國進口的主要商品為機電、紡織品和賤金屬及製品類，共占土耳其自中國進口總額的66.5%，其中機電產品又獨占了近一半的比例。另外，化工產品、家具玩具製品等也是中國出口土耳其的重要商品種類。兩相對比不難發現，在中土雙邊貿易上，中國對土耳其產品的需求很小，主要是少數土耳其的特色資源類產品；而在對土出口上，不僅規模大、種類多，而且主要出口商品大都屬於經過深加工的工業產品，明顯在產業分工上居於優勢。

表二：2014年土耳其自中國進口主要商品構成

然而，僅看中土雙邊貿易還無法真正看出雙方在產業結構上的矛盾。所以還需要補充一批數據。表三是2014年土耳其主要出口商品構成情況。可以看到，紡織品及原料、機電產品和賤金屬及製品是土耳其的主要出口商品，在2014年分別占到土耳其出口總額的18.6%、14.8%和13.2%。

表三：2014年土耳其主要出口商品構成

發現什麼沒有？是的，中國對土出口最多的前三大類商品，除了位次和比例有變化外，與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種類是完全重合的。這意味着中土在產業結構上有相當高的重合度，而且中國在同類商品上都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這也是中土貿易中會出現“一邊倒”式巨額逆差的根本原因。

問題在於中土產業結構的矛盾並不局限在雙邊貿易上，事實上，雙邊貿易有可能還是其中較小的部分。中土現在的第一大貿易夥伴都是歐盟，這恐怕才是兩國企業最大的競爭之地。尤其對於土耳其來說，歐盟市場的份額很大程度上直接關繫着它國運的興衰。埃爾多安和正發黨之所以能實現凱末爾之後罕有的長期穩定執政，關鍵就是依靠大量承接歐盟產業轉移，在約十年時間裡創造出了一個中東的“經濟奇蹟”。然而近兩三年，土耳其經濟增長顯著下降，貨幣貶值、失業率大增，埃爾多安的光環隨之也失色，剛於今年六月舉行的議會選舉更結束了13年來正發黨獨大的局面。

正發黨具有濃厚親伊斯蘭主義色彩早為人所知，但其實它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卻是土耳其民族工商業階層，正是依賴他們的強烈支持，正發黨才能擊敗控制了軍隊、司法、教育和媒體的傳統精英集團。而早在數年前，土國內的多個商業團體就一再指責中國商品對土企業的壓力太大了，為此土耳其政府已經採取過一些小手段。而在原來經濟強勁增長的王牌失效後，埃爾多安們更多地向民粹主義，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的民粹求助，也是可以預料的。

然而歷史可以告訴人們，長遠看玩弄民粹的人幾乎沒有能如願以償的。將中國作為民粹、作為“泛突厥”理想的靶子打，實際對土耳其毫無益處。儘管可以想見，一些西方媒體會傾向於“理解、同情”土耳其，甚至稱讚土耳其的“自由”。但對於所有真正的商人來說，那些在反華活動的暴力行為，以及放縱這種行徑的社會及政府，都絕不會讓他們給土耳其的投資經商環境加分。

相反，從經濟上看，土耳其不僅會嚇退大批原已被土國美麗風光吸引的中國遊客，被它橫跨歐亞的優越位置吸引的中國商人，由於地理區位優勢而在“一帶一路”中的先天優勢，更在無形中白白損失了許多。而在政治和外交上，隨着中國在中亞地區影響力與日俱增，土耳其如果總是扮演一個在政治地緣上與中國不合作甚至挑釁的角色，那麼它離自己的“泛突厥”理想也只會更加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