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在日本東京國會附近，人們手舉標語參加抗議安保法案遊行活動。15日至16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執政聯盟強行推動國會眾議院通過安保法案，引發日本民眾強烈抗議。
台灣《旺報》7月22日文章，原題：安倍的DNA與宮崎駿的良心 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自民黨在眾議院的優勢席次，通過了包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安保法案》。 這代表了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推動的“國家正常化”運動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可能也代表了二戰後維持美日同盟關係的安保體制開始質變。
從安倍的家族背景與長期政治理念來看，《安保法案》的通過並不讓人意外。解禁集體自衛權，是日本自民黨長期的黨策，更是安倍晉三和他的外祖父、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一路追求“國家正常化”重要的政治目標。安倍曾表示，他遺傳了岸信介的“政治DNA”，岸信介在二戰結束後，曾列入甲級戰犯罪名單而被盟軍逮捕，其強烈的右翼思想，深厚的影響了自民黨的路線，也影響了安倍。
岸信介的“政治DNA”其實也是自民黨乃至於日本精英領導階層的共同意識形態。日本歷來有多位內閣官員因二戰問題發言不當而丟官：1988年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指二戰“日本不是侵略國家”；1994年法務大臣永野茂門指“南京屠殺是中國人杜撰的”；1995年總務廳長官江藤隆美說“在殖民時代日本對韓國也有好處”；甚至曾有一位日本駐台代表齋藤正樹在台輕率發表“台灣主權地位未定論”。
這些對二次大戰史實“前仆後繼”的失言，反映的是日本精英階層的“政治DNA”。日本政壇有鞏固的家族世承，許多政治世家、財閥，多在二次大戰時即為日本的權力主宰者。在當時軍國主義的邏輯下，日本發動的戰爭不是侵略行為，他們不是“侵略者”，而是“亞洲救世主”。其殘暴的行為，包括南京大屠殺也都在這樣的“神聖使命”下被合理化。
這是為什麼日本許多高層政治人物，二戰結束已70年，始終不願對二次大戰反省、認錯、真誠道歉。因為這神聖使命的“祖靈呼喚”並沒有在這些政治門閥後代的心中消失。但這也是阻擋日本真正走出二戰的“侵略者想象”的最大石頭。不像今日德國已經普獲二戰時被侵略國的原諒，而在亞洲許多被日本坦克碾過、飛機炸過的鄰國土地上，寬恕的花朵卻始終無法鮮艷綻放。
幸運的是，日本民眾雖然沉默，但在關鍵問題上，特別是反戰與守衛《和平憲法》上，多數民眾仍然印記着戰爭的烙痕，不分侵略國與被侵略國，基層民眾是一體受害的。日本還有許許多多像宮崎駿這樣的良心之聲，呼籲日本對侵略史實：“永遠不應忘記。”“不應忘記”四個字，不只是說給日本聽的，也是說給二次大戰曾受戰火摧殘的各國聽的。
對安倍晉三來說，除了不應忘記日本侵略的史實，也不應忘記日本是民主國家，憲法高於日本首相，不應忘記日本民眾的理性力量，更不應忘記今天的中國已不是當年的中國，應聽聽宮崎駿的勸告，“不可能透過軍事力量壓制中國，要透過別的方法與中國交往，就是和平憲法。”美國也“不應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祖靈復活的風險。
日本社會仍然存有許許多多良心的聲音，如何善用日本良心的聲音，糾正、防阻右翼思想危害區域安全，東亞國家責任尤其艱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