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活動正搞得熱火朝天，今年的8月15日和9月3日將是這些活動的高峰。由此而激起的政治爭吵，亦是熱火朝天。這兩種熱火朝天雖然牽扯的問題浩如煙海，卻又都是聚焦在中國的兩大“百年老店”——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之上，為我們沉思和解構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被迫和主動轉軌（其含義是廣東人俗話的“轉胎”）、轉型（其含義是皖南人俗話的“眼睛一眨母雞變鴨”），提供了70年才可能遇上一次的絕妙機會。
一場跨海和跨黨的爭吵
這場大爭吵中最引人矚目的，當屬跨越台灣海峽的交鋒——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互不買賬、互相指責。當今國民黨高層中唯一親身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元老郝柏村2014年以95歲的高齡，三趟旅程特地走訪了大陸華北、華中、華南，重返當年抗戰的主要現場。他事後大發議論並出新書《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反覆指出：1949年以後，抗戰歷史在中國大陸因為內戰的關係，有許多遭到隱瞞與扭曲。郝尤其感慨的是，他在上海參觀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松滬戰役的紀念館，發現裡面的說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郝強調：作為一名抗戰老兵，他有使命感，希望歷史真相能夠傳下來，呼籲中共在22場死傷人數均超過30萬人的抗戰大會戰的地點，都能建造一座抗戰紀念館（吳燕玲：“呼籲中國大陸建22座抗戰紀念館”， BBC，2015年7月1日）。
郝柏村的言論，自然遭到大陸官方人士的嚴厲駁斥。如果中共一方的駁斥是出自於一位資歷和地位與郝相當的人物，那也挺富有歷史意味，因為國共雙方的老兵可以憑着自己親身參與抗戰的細節，來為歷史作證，以正視聽。
然而卻不是，中共一方是一位毫無抗戰經歷的軍校教員，所引用的資料也是隔山打牛式的遙遠間接說辭（徐焰：“駁郝伯村老先生國共抗戰功績論”，2015年7月4日《環球網》）。幸虧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該作者措辭禮貌，沒有像以前的中共宣傳文章一樣，直接斥責郝柏村其實是國共內戰中的殘兵敗將一夥。不過，內地網上附和此文的眾多評論卻毫不客氣，其用意是：如果當年不是逃跑得快，留在了大陸，你郝某早就被當作“國民黨反革命軍官”給鎮壓掉了，還容得了你今天跟中共來爭大是大非（這類評論直接源於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46—1348頁）？你郝某人如果花點時間檢索一番，馬上就能發現，當年領導你們的國軍抗戰名將，留在大陸的大多數人都進了牢房，普通的國軍抗戰士兵，無數人都被當作“地富反壞分子”給消滅了（參閱宋永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年）。今年年初在中國內地多種媒體上廣為議論的張靈甫遺骨回鄉入土安葬一事，就是明證。
正如海外華文媒體所譏諷的，這位當年的抗戰名將，過去在“中華民國忠烈祠”里，是每年春秋兩季由“總統率領文武百官獻花致祭的英烈”；而在中共的官方記錄里，則是國共內戰中被“擊斃的蔣匪軍官”。
隔海爭吵，尚有節制
馬英九緊隨着郝柏村，也出馬參與這場大爭吵，並主持了台北市的“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特別展覽。作為學者出身的馬，當然少不了引證具體數據和歷史文獻，包括中共本身的文獻，來說明“八年抗戰，中共確有參與，但參與的比例有限。……惟近期有中國大陸報導扭曲史實，這一點我覺得沒有辦法接受”（詳閱台北中央社，2015年7月7-8日多篇特稿及歷史圖片）。對中國近現代史國族血脈真心認同的馬英九，前不久出訪拉美國家途經美國的時候，還特別親手頒發抗戰紀念章給旅美的抗日老兵或家人。
好在如今的國民黨高層也很“識相”，這次跟中共爭吵時並沒有講太傷對方面子的話。特別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擴大”的指責，過去幾十年裡都是國民黨指控對方“空喊抗日實反國府”的這把殺手鐧（陳孝威：《為什麼失去大陸？》，台北，中國美術印刷廠，1964年初版），目前就沒有被揮舞上陣。筆者體察，究其根源，是如今的國民黨領導層兩面受敵，不敢太得罪中共一方。他們眼下最切近的困境，乃在於“領導中國八年抗戰”的光榮傳統，在台灣本土並不廣受認同（威克：“台灣的抗戰：在被抗戰的地方紀念抗戰”，BBC，2015年7月20日專訪抗戰在台灣的另類解讀）。
國民黨要在已經啟動的台灣大選中贏得足夠的選票，就不能夠太傷害本土選民的感情——島內的民眾、尤其是政治活躍群體，並不把國民黨在大陸抗戰的功勞，當作其主政台灣的資本。國民黨要多得選票，還少不了中共對台政策的遙相呼應，就是在國民黨執政時多給台灣實惠的經貿利益，同時向國民黨的頭號對手民進黨多發出武力阻止台獨的威脅信號。一手硬，一手軟，來維持“一中各表”的局面。
國民黨對共產黨指責的立足點
國民黨過去幾十年裡指控毛澤東“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擴大”的謀略，是“空喊抗日實反國府”的詭計，這把殺手鐧的立足點，是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揮舞此鐧，站在國民黨的正統立場來看是義正詞嚴，而站在共產黨的正統立場來看，則是不值一駁，因為全世界所有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皆起源於國際主義，恰恰是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對着幹的。
奠定這個徹底國際主義原則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斷地開導各國共產黨：一旦你們的祖國與他國發生戰爭，你們一定要與敵國的勞動人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絕對不要與本國政府一同抗敵作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卷第411-412頁、第16卷第15頁、第18卷第566-567頁）。列寧的最大貢獻，是把這個原則變成了具體政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計劃是“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也就是趁着國際戰爭嚴重削弱了本國政府的良好時機，發動內戰以推翻國家政權，取而代之（《列寧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卷第325-326頁）。正是靠着這樣的天才謀略，他和托洛斯基等人率領革命黨，在第一次大戰拖垮了本國政府的千載難逢之際順利暴動，一舉成功執政。
列寧的謀略，就是此後全世界共產黨的首要革命手冊。毛澤東清醒地以此為藍本，擬定了中共在抗戰中的有所為和有所不為，才能夠在七十年之前的那場國際戰爭剛結束時，猛擊被抗戰拖得半死的國民政府，成就了執政大業。國民黨從1920年代初期起就開始學習列寧主義，一直到1940年代末，都只是學到一些皮毛。而毛澤東學習，馬上就學到了列寧主義的絕招，且一直珍惜這把“大刀”，終身不棄不離（《閻明復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卷第265-269頁）。國民黨老的領導層從敗退到台灣之後，才痛切反省這些，似乎慢慢學到了靠近核心的一些列寧主義要素（丁學良：《潘佐夫、梁思文<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中譯本導言》，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從國際主義到民族主義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引發的跨海和跨黨大爭吵所涉及的以上歷史細節，很多人都不會感到太陌生。不過，這些大爭吵背後透露出的深層涵義，卻值得當代國人一再反思，不然勝利七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就喪失了許多的教益。
所有這些爭吵的背後，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所目擊的“二轉”，即上述兩大政黨的轉軌和轉型。在抗戰期間以列寧的國際主義謀略壯大發展起來的中國共產黨，過去26年裡已經完全轉軌到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道統（legitimacy）之中，並且它還要極盡全力把當年國民黨積累下來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歷史資產給奪過來，為己所用。而以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根本的中國國民黨——不要忘記，該黨的英文名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就是“中國民族主義黨”——自從離開中國大陸以後，就越來越難以把它的根本作為執政的支柱。到了強人統治者兩蔣去世以後，不得不逐步轉型為一個以本土選民為基礎的政黨。
郝柏村、馬英九這類政治家是如今國民黨高層裡面真心認同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極少數人，所以他們對如何記載和紀念抗戰是那麼的看重。待到馬英九這樣的人退出政治舞台以後，國民黨高層裡面就是本土人士當家了，他們不會那麼在意中共這邊是怎麼記載和紀念抗戰的。到了那時候，如果北京還繼續用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跟他們交談，不啻是用文言文對“90後”客戶做廣告。台灣選民裡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其基本的政治定位和身份認同，在最近一個多星期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課綱”風潮中，展示得一覽無餘。他們對任何試圖強化台海兩岸“一中”架構的政策，都會纏鬥到底（參閱台灣雅虎奇摩新聞“課綱系列”，2015年8月10日首篇及續文）。
目前有關二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日的爭吵，並不僅限於台海兩邊的國共兩黨。這場爭吵同時具有跨國和跨洲的延伸效應，直接牽涉到“中國再崛起”和“亞洲再平衡”。此乃我們接下去要討論的主題。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