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投降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的紀念日到來之前，東亞地區已經進行了數月的猜測。

人們心中的疑問是，希望日本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積極角色的日本新一任保守派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是否會以不同於前任的方式談論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責任和罪行？

最終，安倍晉三在周五的發言幾乎沒有出現什麼新內容。他在二戰的起因和日本最惡劣暴行的確切性質上含糊其辭。這些暴行包括從朝鮮半島和中國強征數以千計的婦女充當所謂的慰安婦；為征服鄰國使用毀滅性的軍事手段。安倍沒有使用個人化的語言道歉，而是滿足於引述前任首相的道歉措辭，緊接着他又表示，讓日本當今的年輕人或下一代日本人，為自己出生前發生的事感到愧疚，並不合理。

安倍晉三的言論很快引起中國和韓國的強烈批評，這並不讓人意外。更有意思的是，他還引來日本社會重要人物的指責。在周六舉行的一場安倍也有出席的和平紀念儀式上，81歲的明仁天皇(Akihito)突破以往的表現，對二戰期間日本的暴行表示了“深深的懊悔”。他的父親裕仁天皇(Hirohito)在上世紀30年代開啟了日本對亞洲的侵略行動。91歲的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對安倍晉三作出了更直接的指責：“他的話講得很漂亮，但並沒有說明是為何道歉，也沒有說以後要怎麼做。”

日本官方對二戰最深刻的道歉正是來自村山富市在1995年二戰結束50周年紀念日上的談話。當時他說，日本殖民主義和侵略行為“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他個人還對此表達了“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在19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的頂峰時期，它也曾是世界最大的發展援助提供國，而且它提供的資助和貸款大多集中在亞洲地區。在促進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方面，日本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提供了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投資、關鍵的新技術，甚至包括政治支持，比如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事件發生後給予的支持。

但是，這樣用意良好的舉動卻一次次因為日本模稜兩可的言論，以及日本領導人自身的挑釁行為而遭遇挫折，後者往往是為了安撫日本國內保守勢力而採取的行動。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就是日本領導人反覆參拜位於東京的靖國神社(Yasukuni Shrine)，那是為紀念日本在現代戰爭中犧牲的軍人而修建的神道教建築。靖國神社供奉的亡靈包括許多在戰後以甲級戰犯身份受審的日本軍官。

在這方面，安倍晉三的地位既獨特又複雜。他經常深情追憶的外祖父岸信介(Nobusuke Kishi)，曾在日本占領的中國滿洲負責工業發展事務，當時那裡性奴、賣淫和毒品交易一度泛濫。作為有法西斯傾向的極右翼政客，岸信介曾在戰時的東條英機(Hideki Tojo)內閣擔任軍需省次官，後因有戰犯嫌疑被監禁但並未受到審判，這些經歷幫助他在戰後不久，成為了地位重要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十年前第一次短暫地擔任日本首相期間，力求與中國親善。在前任首相小泉純一郎任內，中日關係一度日趨緊張，因為小泉曾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小泉也是安倍的前上司。

但是2013年，在第二次擔任日本首相一周年的時候，安倍晉三也參拜了靖國神社，再度激化了日本與中國和朝鮮半島的矛盾。自此，安倍晉三不顧國內日趨激烈的反對情緒，修改法律以使日本繞開和平憲法的限制、擴大自身國防事務範圍，同時增強與其盟友，尤其是美國的軍事合作。這些行動引發了外界對他的不信任。

與歐洲相比，東亞國家在二戰問題上的深刻分歧為何會殘存如此之久？是因為德國遠比日本更積極地承擔自身的戰爭責任，而它的鄰國也更樂於着眼未來？

無疑，有一部分原因在於中國對日本的盤算，即手邊有一個可以隨時利用的宿敵，在政治上非常有利，尤其是在中國的意識形態支柱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已經變得不合時宜的局面下。如今，中國共產黨只剩下兩個賴以顯示其合法性的支柱，即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正在放緩的經濟增長。

曼徹斯特大學研究中國的學者威廉·A·卡拉漢(William A. Callahan)發現，中國名列前茅的製片公司橫店影視城2012年整整60%的電影和電視節目中含有抗日劇情。他估計，單單那一年，這些影視節目中呈現的被殺死的日本人就達到7億人次，比日本實際人口的五倍還要多。

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幾乎整個20世紀的歷史都有待改寫，因為中國共產黨對國內的歷史敘事實施了極端的操控和審查。其中最大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是毛澤東的部隊英勇地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橫店影視城拍攝的戰爭片幾乎都這樣描述這場戰爭——這種論述直到現在才開始退潮。實際上，絕大部分戰鬥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開展的。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大躍進時期人為造成的大饑荒，導致三四千萬人在1958年至1962年間死去，比日本侵華時奪取的生命多得多。但這一點和其他很多棘手的中國歷史問題，都是嚴禁討論的。

韓國方面，現代韓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日本的戰時合作者締造的，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包括韓國現任總統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事實上，朴正熙曾給自己取日本名，在日本陸軍中擔任軍官，還曾是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的親密盟友。但韓國對這一段歷史的處理方式，也無論如何談不上正面和直接。

作為1930年代在亞洲挑起世界大戰的國家——這點無可爭議——不斷爭取與鄰國在未來實現更大的和解，是日本義不容辭的責任。安倍晉三的逃避行為，讓情況變得更加糟糕，這是完全不必要的。

今年4月，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講話時，安倍晉三做出了任何日本前任領導人針對亞洲都不曾有過的言論。他談起二戰中的著名戰役，如珍珠港、巴丹島和硫磺島戰役，聲稱對過去“深深悔悟”。他對一段可怕歷史中一部分最為惡劣的情節，作出了明確的表述，而不是像他上周面向亞洲發言時那樣，止於含糊其辭和逃避的表述。

他還在華盛頓動情地談到了戰敗國日本與戰勝國美國結成的友誼。這一點至關重要，但日本最近幾任領導人在面向亞洲民眾發表講話，講述其共同的歷史時，大多不會提及。

安倍晉三認為，不斷要求日本人的後代對早已過去的事情負責，可能會讓他們厭煩。他這麼想是對的。但他的錯誤之處在於傳遞了一種不情願的態度。的確沒有快速巧妙的辦法可以用來消除歷史問題引發的仇恨，但通向和解的最佳方法，是放棄否認和自我辯護，轉而承擔責任並伸出友誼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