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美國使臣麥蓮（Robert Milligan McLane）給咸豐皇帝帶來了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的國書，內容主要是通報給中國，新任美國駐華使節到任。在照會中，美國使臣要求到北京覲見中國皇帝。
1853年7月，兩江總督怡良在給咸豐皇帝的奏摺中寫道：“查我朝臣服外藩，凡有年班及入貢諸國陪臣，抵京後應先習跪拜之儀，然後令其隨班引見，從無准其陛見之例。況合眾國素非臣服，竟以敵體自居，夜郎自大，不足與較。” 意思是說，來到北京覲見中國皇帝的都是“臣服外藩”。而美國從來就沒有向中國表示過臣服，而且以“敵體自居”，實屬夜郎自大，根本沒必要理他。
所謂“臣服外藩”是指在中國皇帝面前俯首稱臣、甘願受其統領的外藩屬國。即便是已臣服的外藩屬國的使臣，也只能在正月朝賀時方可來北京與隨班上朝的大清官員一起入殿覲見，絕不可單獨面見皇帝。根據清制，蒙古王公及喇嘛等分班到京師參加正月朝賀稱為 “年班”，入貢又稱朝貢（pay tribute）。當時中國尚無現代的國家觀念，也無現代外交觀念和互派使節常駐對方國首都的制度。前引奏摺集中反映了中國的世界觀：“天下”觀，以及以朝貢體係為主要特徵的對天下秩序的設定。它認為美國尚未臣服於中國，因此將美國視為“敵體”。這是中國當今廣泛使用西方“敵對勢力”或“反華勢力”這一概念的早期來源。
有趣的是，此種天下秩序觀念不僅表現於朝廷，也反應在當年的造反者身上。1854年，美國使臣隨護衛艦薩斯奎漢納號（Susquehanna）途經上海沿着長江而上。並向已占領中國半壁江山、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國（1853-1864）提出拜見首領洪秀全的要求。太平天國通知這位美國使臣，他獲得洪秀全接見的唯一的條件是：俯首朝貢。
自1853年到1858年，攜帶美國總統國書的美國使臣多次來到中國，卻始終無功而返。到了1858年5月5日，咸豐皇帝又接到奏報，說美國又派使臣送來了國書。這回咸豐皇帝倒是仔細閱讀了美國的國書。這封美國總統的國書是1857年4月22日寫的，大意是：“朕”選拔了賢能智士叫列衛廉的，派駐北京任美國大使。這個人熟識中美兩國興利除害之政，素諳兩國交際往來之事。也能秉持“朕”常欲堅定兩國永久和睦友誼的心意。
咸豐看完國書後下諭旨道：看了美夷呈遞的漢字蠻字國書各一件，以修好問安為詞，欲派其國全權大臣駐紮京師，這與蠻國俄國的意思是一樣的，這實在難以批准。“夷”、“蠻”二字均為朝廷內部對外族或外邦的蔑稱。他諭令大臣告訴美國使臣，“以天朝的體制， 凡外國人准許其進京者，皆系朝貢陪臣。”
接着，咸豐皇帝對美國總統在國書中使用了“朕”這一中國皇帝特有的稱謂大為不滿：“閱所進國書內，該王競自稱朕，實屬夜郎自大，不覺可笑。”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中國皇朝的觀念是，只有人間的最高統治者才能稱皇帝。秦始皇自認為功蓋三皇五帝，因此自稱始皇帝，王和皇帝的關係只是受封受賞的關係。只有天子自稱“朕”。到了漢朝，仍是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此制一直延續到清朝。咸豐視美國總統為王，而自己是統領天下各王的皇帝。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定無法想象，在中國皇帝的眼中，自己僅是地位受制於中國皇帝的“王”。
1858年6月9日，咸豐終於決定回復美國總統的國書。他首先讚許了美國總統的國書詞意誠懇，以永遠和睦友好為宗旨，“朕”心大悅。接着正告美國總統“朕恭膺天命，撫有四瀛，中外一家，原無歧視。”意思是說，我承受天命，統領天下，視中土和外邦為一家，本無歧視。國書迴避了美國派駐中國的使節一事。
1860年，中國成立了總理外國事務衙門，接受了外國使者常駐北京的要求。但咸豐從此躲在了避暑山莊，再不肯回京，也未接受任何外國使節的覲見。1876年，中國首次派出了駐外使臣郭嵩燾（1818-1891）。至此，中國總算跨出了邁向世界之林的第一步。
此後，中國與外界的衝突雖仍然不斷，但基本上不再是“天下秩序”與現實世界秩序兩個無法兼容的對立體的衝突，而是在天下秩序解體過程中，中國與具體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某個區域的衝突。如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和1894-1895年甲午戰爭，都是在地緣政治的框架下發生的衝突，前者為爭奪越南利益，後者為爭奪朝鮮利益。這一系列衝突實質上反映了中國的進步，展現的是中國在跨入世界之林過程中生澀的步伐和自我調適，是“天下”角色向現代國家身份角色轉換過程中的踉蹌步履，過程有時極為慘烈，有着撕心裂腹般的陣痛。1900年的亂局就是這一陣痛的清晰寫照，但畢竟堅持走了下去。到了1905年，中國最後一個在位執政的皇帝光緒開始了現代國家管理體制的變革。
1905年7月16日，光緒皇帝給內閣發了一道諭旨，為變法圖強，派考察團“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考察團遍訪美國、日本和13個歐洲國家，重點考察、學習如何管理現代國家。海外媒體對此進行了大量報道，不少學者也紛紛發表評論。德國漢學家福蘭閣（Otto Franke）先後發表了多篇文章，其中兩篇的標題是：“中國考察團學習西方國家的國家管理制度”，“中國踏上了憲政之路”。
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着一份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於1906年1月31日為考察團考察美國寫給中國光緒皇帝的國書。大意是：
“我高興地從您所派遣的大臣戴鴻慈、端方的手中接過了您的信。您讓您的訪問團來到美國考察學習我們國家的政治體系。您的訪問團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友好的印象。我感到非常高興。您的訪問團把貴國的友好情誼帶到了美國，我們也將請考察團將美國人民的友好情意帶到中國去。
我非常樂意迎接這些先生們，會精心安排他們去考察一些地方和部門，以便他們能順利完成他們的使命。我將提供給您的考察團一個方便而有效的計劃。”
美國總統為中國考察團確實提供了一個方便而有效的考察計劃。從憲法到政治制度，從各級學校到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設施，從食品安全到衛生防疫，從社區管理到監獄，幾乎包括了一切當時已有的現代文明。雖然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建立一個憲政國家——並未達到，但其他各項現代文明制度均陸續在中國建立起來，並且延續至今。
通過這兩封美國總統的國書和兩位中國皇帝的不同反應，人們大體可以看到早期中美兩國關係演變的一個重要環節。
值得人們深思的是，自1860年中國跨出邁向世界之林的第一步後到今天，中國又經歷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閉關鎖國階段。1967年，中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通稱兩報一刊）發表題為《沿着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的社論宣稱： “現在，世界已進入了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革命新時代。18世紀末，革命中心在法國，19世紀中葉轉到了德國，無產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產生了馬克思主義。20世紀初葉，革命中心轉到了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接着，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轉移到了中國，產生了毛澤東思想。經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這個世界革命的中心，變得更加鞏固，更加強大了。”
與21世紀的中國相比，當時的中國並不強大。但即便如此，中國仍認為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僅如此，甚至還有決心去向美國奪權。1967年1月，阿爾巴尼亞的第三號人物希斯尼·卡博（Hysni Kapo）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康生陪同訪問清華大學。康生在演講中呼應紅衛兵的要求，說道，我們要和阿爾巴尼亞“聯合一起去向莫斯科奪權，去向美國華盛頓、紐約奪權。因為我們相信，（在）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我們能夠在全世界取得偉大勝利。”
儘管1971年美國總統首訪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元首共同改變了中美關係，但此次訪問並未改變毛澤東試圖重建“天下秩序”的決心和“君臨天下”的心態。當時中國仍認為“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1978年，中國又再次打開國門，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進入21世紀後，因改革開放而終於變得“富強”起來的國度卻又高揚起了“宇宙的真理”、否定“普世價值”的大旗，“唯我獨尊”的心態再次沉渣泛起，這究竟僅是處於當代特殊時期的中國特色所呈現的自娛自樂的表象，還是在這種表象的背後隱藏着共同的特質，具有與咸豐皇帝在意識形態層次上一脈相承的關係？在21世紀度過了最初十年之後，中國提出了“中國夢”的口號，但願其內涵已遠離了中國傳統“臣服外藩”的天下秩序觀念，因為在當今世界，恐怕不會再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臣服於中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