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個人的角度講，習馬會的兩個主角都是贏家，外界一片讚譽，兩位先生會獲201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聲不絕於耳。但不同之處有二。一是習近平由於近三年的治國方略而獲得舉國擁護，此次習馬會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馬英九則由於七年多令人失望的表現，其支持率已降至世所罕見的一位數，此次的習馬會對他而言則是雪中送炭，算是為他平淡的政治生涯添上了最濃重的一筆，他也可以心滿意足的告老還鄉。二是習近平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領導人，早已是國際社會鎂光燈下的主角。而馬英九在國際現實下僅限於台灣一隅，如此的曝光於國際社會之下實乃台灣歷屆領導人所僅有。

　　從政黨的角度講，共產黨再一次向世人顯示了它與時俱進的靈活性、面對挑戰的決策力與魄力。以兩岸極為懸殊的實力(台灣GDP大約為大陸的3%)，卻同意在第三國、互稱先生的方式，在對等、尊嚴的條件下與台灣會面。這樣的例子，全球難覓。要知道當今世界，無論哪位領導人要見習近平，都是超高規格接待，無論是現在的全球老大美國，還是昔日的全球老大英國。小國則更不用說。習近平來新加坡前出訪越南，獲得在國會演講、打破越南歷史慣例的禮遇。

　　國民黨則通過習馬會，再次成功的把台灣大選的主軸拉到了自己強項兩岸關繫上，逼得民進黨無處可躲。更由於藍綠對習馬會截然不同的立場，成功的形成了藍綠對決。從而使得對馬英九失望、對換柱不滿的藍營開始歸隊。民進黨一邊倒的優勢開始逆轉，恐怕此次選舉還是要靠10%左右的中間選民。至此，本來絕望的國民黨選情出現了一線生機。

　　從兩岸的角度講，大陸完全顯示了兩岸發展的主導權。“一個中國”與“九二共識”成為兩岸關係不可動搖的基礎。哪怕民進黨執政，即使他們不會直接為之背書，但也絕不敢違背，否則其成本將極為高昂，直接威脅到其執政基礎。更有可能的是，民進黨不得不效仿台北市長柯文哲，另創一套含義相仿甚至相同的說法，以確保兩岸關係不倒退，進而尋求繼續執政。其實目前蔡英文提出的“中華民國憲政框架”不就是“一中框架”嗎？用台灣媒體的話說就是“拉了馬一把，還滅了台獨”。可以說，習馬會不僅確保台灣政權更替後的兩岸關係走向，更實際是中國統一元年。兩岸統一之路開始倒計時。

　　此次會面，台灣也是收穫頗豐。除了國際曝光率和一些實際收益如陸方對加入亞投行的表態等之外，事實上等於讓大陸承認了台灣政權的存在。從過去互不承認再到互不否認，進而走向相互承認。當然承認的是治權和政治實體，而不是主權。更重要的一點是，通過大陸這次對台灣的禮遇——從國際關係角度講，大對小講平等就是禮遇，顯示了台灣獨特的地緣政治地位：在南海問題的背景之下，大陸、美國、日本三方博弈中台灣的角色。特別是大陸對台灣的拉抬，提高了台灣面對美國和日本的議價能力，就如同此前，沒有大陸和日本在釣魚島的激烈博弈，日本怎麼會在久拖不決的漁權問題上突然向台灣讓步？當然，通過這次見面，也穩定了台灣那些見風使舵的所謂“邦交國”。

　　這次最大的輸家自然是民進黨。當習馬會消息宣布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LINE上驚呼：“我們被偷襲了”，足見其震撼。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中共此舉的手筆之大。除了影響民進黨的選情外，更主要的是封殺了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上的模糊空間。雖然選舉的優勢仍在，但誰都明白在，剩下的兩個多月里，類似的衝擊波仍有可能上演。在連番事件的轟擊之下，民意如何演變誰也未可知。至少有一條可以確定，民進黨試圖完全執政(贏得大選和“立法院”過半)的目標恐難完成。

　　另一個小輸家則是美國。習近平在習馬會提出兩岸人民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其對美國喊話意味濃厚。正如《華盛頓郵報》所指出的：“習近平說，兩岸中國人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是衝着美國來的”“在這南海情勢力緊張，美台正商議軍售的敏感時刻，習近平這麼說，無異賞了美國一記老拳。”考慮到台灣在南海爭端的作用，聯台制美之功效呼之欲出。現在世人應該明白了，過去台灣在美國的壓力下，在南海一向低調，避免為大陸所用。但近期卻相當高調，不僅要在太平島開發旅遊項目，還和大陸一起強烈反擊海牙法庭的決定，共同捍衛南海主權。這應該是習馬會前的效應。至於習馬會後的效應，更是可期。

　　當然，美國人往往會在失敗處找到成就。就有美官員沾沾自喜的稱兩岸高峰會說明美國亞太轉移戰略有助於促進台海和平(比如剛卸任的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麥艾文)。恐怕事實應該是，面對美國的挑戰，中國則以加速兩岸整合和統一做為回應。從美國的利益角度講，恐怕並不會樂見其成。

　　最後要說的是，一場習馬會，也讓世人“意外”見識到了一場制度對比。雖然我對綠營吹毛求疵般的惡意攻擊不以為然，但綠營的一個結論我還是很贊成的：習近平表現完勝馬英九(這也是彭博社的觀點，認為習風采超過馬)。並從各自人生經歷分析了原因。習馬兩人都是年齡相近的“紅二代”、“藍二代”，但馬英九政治生涯一路順風，幾無波折：從哈佛留學回來就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然後就擔任“法務部長”。後來競選台北市長、黨主席和“總統”均一路坦途。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基層的鍛煉，一路都是在台北。但習近平在文革時期被下放，從最基層干起，歷經二十多年的考驗，有治理數億人的經驗，才成為最高領導人。

　　應該說，兩個人的能力差距則完全要歸根於兩岸選擇人才制度上的不同。大陸是在一個層面能力得到檢驗後才會被提升，而台灣(所有民主社會都如此)則是先選上，不適任再更換，完全憑運氣(和中國古代皇權社會類似，不同的是沒有終制身)，其成本可想而知。所以台灣民主化後出現陳水扁的現象並不意外。

　　至於有人批評大陸媒體對習馬會的報道完全比不上台灣媒體的開放。但我們看到的卻是來自台灣的媒體人周玉蒄就因為不滿沒有被點名提問(169家媒體，600多名記者，誰的概率都很低)，不滿其他台灣記者的提問而現場飆罵、鬧場，算是在全球為台灣的新聞界爭了光。更重要的是，台灣媒體又是完全只有立場沒有是非。支持國民黨的就一邊倒的支持，相反的就一邊倒的否定，甚至上升到賣台地步。這樣的媒體看不到客觀，看不到理性，更看不到真實。

　　更令人值得反思的是，何以號稱民主、新聞自由的台灣，面對這樣重大的事件卻無法形成共識？誰都知道，雙方見面比不見面好，只要見面就是最大的成果，雙方發生衝突的風險就大大降低，整個東北亞的安全形勢都有明顯改善。 正如CNN所指出的，“兩岸往來頻繁，但仍存在緊張關係，這是兩岸領導人會面意義重大的原因”。但是這樣的正面事件，卻演變成撕裂台灣、造成台灣藍綠更加對立！(雖然這對兩岸統一是好事)。百姓一不滿就衝擊“立法院”(這一次也不例外)、不經申請就上街頭抗議堵路(法國也開始如此，只是比台灣更為暴力)。

　　今日台灣之分裂、之對立、政治生態之惡劣，可從堂堂民進黨“立委”段宜康如此攻擊民選出來的馬英九見一斑：“自我做賤，喪權辱國”、“不要臉的髒東西”。如此暴力，如此仇恨，如此沒有是非，說是文革之風並不為過吧。

　　還有，今天每十個人就有七人不相信台灣的司法(亞洲司法信譽最高的是新加坡和香港，都不是西方認可的多黨民主制度)，台灣何來法治？而根據國際透明組織2013年的報告，台灣受訪者有75%感覺“國會”受到貪腐影響，其次是政黨74%。至於政府的肅貪行動，只有15%認為有效率。請問，這樣的制度有何值的誇耀之處？用福山的話講，台灣和美國一樣已經從民主制演變成什麼也做不了的否決制。

　　客觀而言，由於規模懸殊，兩岸並不適合直接對比。如果非要比，同樣是2300萬人的上海倒可以VS台灣。只是如此以來，台灣可就更是遠遠被甩到身後。如果從一個單獨的經濟體角度看，同為四小龍的新加坡和台灣還是具有可比性：雙方都是亞洲四小龍，也都是以華人為主體。但後來一個繼續保持自己的制度不變，另一個在美國的壓力下走向西式“民主”。結果到今天，無論是經濟水平、社會指標(預期壽命、新生兒死亡率)、法治程度、廉潔程度、政府效率、創新指數、經濟自由度、社會穩定和諧程度，台灣都遠遠落後於新加坡。尤其是同樣處於大國夾縫之中，注重賢能政治的新加坡卻能夠左右逢源，自如地遊走在中美之間，各方利益均沾。11月7日登場的習馬會，新加坡又一次扮演了橋梁和東道主，再一次凸現了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能量和作用。反觀台灣卻錯過了大陸經濟起飛的機會，更長達十多年間和大陸對立，惹怒美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小布什甚至口出“三字經”，到現在完全邊緣化。

　　其實衡量一個制度的標準很簡單，就看它是否能解決問題，是否能推動發展，是否能形成社會共識、穩定和諧。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制度對比優劣更成為習馬會大陸一方的意外收穫。大陸贏的不僅是道義、魄力、實力，還有更為強大的制度軟實力。這就是為什麼福山在他的新作《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這樣評價中國模式：“在非民主的替代型政體中，對於自由民主制是普遍進化模型的觀念，提出最嚴重挑戰的是中國”(495頁，廣西師範出版社)。而中國之所以能夠這麼被信奉民主的福山如此“青睞”，自然是因為中國模式的成功和有效性。否則，中國何來如此之大的能量呢？ 這次習馬會，只不過又一次讓世界見識了中國制度的優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