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訊2005年3月10日) 由於專制本身的幽閉特質和內斂性格之使然，那種受制於專制霸道和刀槍挾持的所謂偉大光榮正確和形勢大好等病理性社會繁榮，一旦被置於觀察者的視域而具有了現場感時，人們頓然的清醒和自覺已不再是了悟世象之後的通體快活，而是對虛設假像和荒謬誤導的憤怒和反訴，虛擲光陰的懊惱滲合着內心的仇恨一旦破解謊言編織的榮譽直面自已的真實處境時。上當受騙的衝動勢必啟動人性中潛在的非理性元素，將所有人間倫理和社會關係賴以存在的良性秩序和道義操守徹底棄置，從而將政治朝聖的虛妄轉向肆無忌憚的泄憤式物質迷狂。至此，無節制的身體快活一旦有了“唯物主義”教化將心中的禁忌和道德之堤沖毀，長期奉守 ‘殘忍待人和不寬容哲學’權力鬥爭的示範效應必然將人心導向機會主義的利益劫掠之中，最終敗壞並惡質化人們數千年來堅守的人際倫理和社會綱常，進而造成人人為了確保自身安危便只能反覆錘鍊機巧和陰謀的防身術。 專制邏輯長期奉行的思想和語言戒嚴不僅堵塞了人們日常資訊交換的流通渠道，暴力鉗制而形成的八股化官制語彙對民間文化生態多樣性的剪裁和改造，使得本應鮮活靈動的民間自主性對話因‘講政治’而顯得堅硬冷酷，意識形態非人間性的陳詞濫調全方位滲透造成大至國家政策方略、商業廣告，小到居家生活、乃至日常情事都瀰漫着政治暴力的恐怖氛圍。荷載了國家鬥爭意志的語言，弄得連異己力量用以批判國家壓迫的所有抗辯性言說都只能在意識形態版式中尋找詞條。心理學實驗表明：同一事象的不斷反覆、重現會內化為人的牢固不變的第二天性。 ‘隨同效應’和國家教育全方位灌輸導致整個社會上行下效的集體盲從，讓僅存權力意志而實則枯燥乏味的政治思想和和專制道德合謀對人民進行‘靈魂深處鬧革命 ’的換血式改造，不僅顯示了擅權集團對精神與意志高收益放貸策略的駕輕就熟，體制化‘精神文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蠱惑和還造成整個社會從呀呀學語者到廟堂公卿；從科班大儒到目不識丁的野老村婦都眾口一辭、頭腦一律單純如初生牛犢般好調教牧養。於是：愛國主義、階級仇民族恨；三座大山、人民當家作主、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紅色經典滲合着市井黑話、江湖流俗全都偉光正起來；於是，唱紅歌說紅話、舉國上下春風浩蕩殺氣騰騰仍然形勢一片大好……，林林總總蔚為大觀好一個‘熱鬧’了得！即便是風水輪迴龍庭易主，新瓶裝舊酒換了說詞，救世祖亡魂病變的基因仍只能滋生出冬天之後病懨懨‘春天的故事’，並從勝利走向勝利催化出一潑潑自以為是、繼往開來文治武功的自大狂，正是這種一級獨強的文化殖民重複喧囂和叫賣所營造的專制精神氛圍，使得人們因恐懼而自動或被動放棄了自主的言說和思考，從而使更多的人由於不能進行體外資訊交換而出現精神和語言的嚴重退化。也正因為如此，納粹主義的喧囂才能輾碎德意志民族的思辯之鏈，史達林暴政才輕易絞殺了俄羅斯知識份子傳統的“贖罪精神”……。便是災難瀰瀰、刀光劍影的血腥屠殺，罪孽之下冤死者的呻吟也能被又紅又綠、鼓滿熱氣的專制辯護語詞消解為風和日麗的大治景觀。如此，則哀鴻遍野、餓殍盈目的人間大悲也因專制高分貝歌唱而被逐出人們的視野，倘使留下淡淡的血色，也只能成為讀圖時代視覺消費的興奮點。 語言作為一種思維載體由於專制文化資訊堵塞，從而使其表意空間極度萎縮，有限語彙被虛妄的祈使句和判斷詞抽去了鮮活的功能和本應豐富的內涵，“人民”被剝奪了言說權之後，思想因語言乾涸而枯萎，最終只留下王道黨同伐異的意志霸權。單極獨大的意志虛妄使專制者由於沒有參照系和制衡力以及“物種”競爭危機感而逾顯其驕橫恣肆，從而助長其褊狹自私、暴戾和恣行無忌的惡行。而民眾，則因長期的被支配奴役和賤視，終至失去最起碼的尊嚴和自我確認的基本能力，進而養成畏瑣卑怯、壓抑、乃至怨恨和暴烈的品質。這種兩極相互敵對，惟以暴力和恐怖看守與統合的社會結構，一旦超過限度，肆無忌憚者將弱勢者一路逼向死角，其本能的反彈必然爆發出殊死反抗，從而引發出暴殄天物、血腥四溢的破壞和仇殺。所以，洛克說：“專制是一種對誰都沒有好處的制度，支配者因享有絕對的權利而使其品質惡化，被奴役者由於過度的被凌辱而暗藏殺機，兩相合力的結果是：由於雙方都沒有可遵循的規則而走向無禁忌的仇恨，最終使遊戲者雙方都跌入萬無劫不復的淵藪之中，成為惡制度的祭品”。 鑑於專制文化本身的封閉性特點，其內斂的性格中有一種本能的排異性和虛弱性，使其無法吸納新的因數以求得機能上的代謝和更新，思想的貧乏導致其體制內創造力的枯竭，使其無力抗拒進化選擇的外力作用，從而內生出更為嚴重的自殘式變異並依此路徑尋求穩定和秩序，最終惡化其社會生態，使得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合作機制由於深度失信，只能建立在惡法和暴力之下才能維持其統合功能，從而加劇統治集團公信力的淪喪。惡質化的信用體系，使得人們為了個人存在和發展而不得以主動或被動地陷入虛妄性的人格分離，進而衍生成不誠實、欺騙、險象環生的社會關係，從而加劇其成員之間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感。制度崩壞與文化惰性互動促使統治集團只能窮兵竇武，加強暴力以壓制公眾的反抗，從而激化各壓力集團之間業已存在的衝突和矛盾。 即使如此，在極權者看來，其對事實的辯真辯偽都完全基於能否符合其統治的需要而定，即便是完全的謬誤與謊言，也依然可以據其喜好而加以證真，由於對話語權的掌控和編程已經最大限度地剪鋤了人們賴以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專制者才能在資訊獨享的絕對權威中維護其制度的正當性，從而使一切批判與顛覆性言說缺乏民意的支持而勢單力薄，終至因長期的資訊枯竭而導致社會文化生態的惡質化，從而難於生成適應思辯和信仰產出的光熱和水土。制度化的程式排列因數由於缺乏變異條件和輸入性選擇而陳陳相因，致使其內部自組織難以產生自我修復的生理機能，非但不能進化形成具有抗拒社會死壞和腐敗的免疫系統，反而因其封閉性而滋生出極強的內耗性和自殘性，致使其在抵禦外力消解和內在突變方面缺乏相應的預警機制和對抗策略。一旦遇到天災人禍和內外顛覆，被啟動的病原體便會顯示出強烈的破壞力，致使原來基於私慾和利益考量而結成的同盟迅速瓦解，突顯出暴力統攝之下形成的民族國家和社群組織的脆弱性和腐朽性。而長期的強制高壓和道德淪喪沉積的憤怒和仇恨一旦缺乏相應的整合力加以調控，其爆發出的社會破壞和人道災難必將導致後續的秩序重建支付更為巨大的成本，從而造成長期的社會震盪和民眾的精神傷害等諸多的後遺症。 據此，社會作為一個獨立自在的生態系統，雖有人類理性和某些普世的道德禁忌加以調控。但由於認識的迷誤所導致的技術化、工程化管理對人慾的寬容，過度膨脹的社會意識裹挾着拜物教的狂熱，以及公眾對英雄氣息的迷戀必然催生出輪迴不絕的王道和政治霸權。而芸芸眾生被動或主動讓渡個人的尊嚴和思考權，則更會激發出霸道者挾暴力威勢以行掠奪公共權利之能，從而在更加廣闊的維度褫奪“人民”的言說和思考權，這既助長了強勢者專橫的氣焰，也為人類的生存埋下了層出不窮的禍根。 作為長期受挫而喪失思辯和議價能力的野生民眾，當面對命運災變時，由於判斷力的缺失和認知力闕如，便只能退守於宿命的想像、將身家性命和個人福祉託附於神靈鬼怪以求自保和他保，長期積澱的憤怨使其對當權者的承諾採取消極的排斥和抗拒，加之對命運改變產生的預期使他們在心理上更希望現制度的加速滅亡。所以，一般民眾對現存專政制度末期的承諾和宣傳都表現出一種難以捉摸的冷漠和麻木，其深層原因除卻與權力博弈中總處於下風而導致的自我認命和怨怒之外，更是秉權集團對思想和語言的篩選剪裁抽去了本身所負載的多義性和豐富內涵，從而使民眾不能獲致充分的精神訓練和知識給養，因而無法清晰地表達出自己的分析性判斷和權利訴求。由於文化供給和制度性交換壁壘造成整個社會資訊流的嚴重滯澀，使得如臨深淵的思想冒險和創造性見識應付闕如，製造出一個個謬種流傳、毫無創造性和建設性的‘美麗新時代’。 生物學常識告訴我們：單一物種在單一環境中的自我進化，如果沒有外來因素的交換和催化性競爭，該物種必將隨時間而日漸衰變乃至消亡。文化學上的普遍性和多元性互動使得任何一種所謂民族文化和思想的生息與發展都不可能在自組織內完成具有創造性和更新式的進化，必須依賴於龐大而複雜的資訊互動，從而進行內外機體的新陳代謝，以此完成優性選擇。歷史事實表明：有了古希臘，羅馬城邦時期的自主開放式政治生態，才為多元互動、富有創造力的地中海文明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先秦諸子”和“五•四”皆得力於中央政權傍落、諸侯軍閥各自為政造成王道霸權消解為互不（實為無能力）關涉的割據勢力，從而為文化思想的溢出預留了較大的權力外空間並促成文化專制權的短時間廖落，方使“百家爭鳴”和“新文化運動”流布中國民間，成為中國文化史上僅有的兩次燦爛與繁榮亮色。也正是基於這一共識，美利堅立國之父們吸納並消化了近代政治實踐和文化思想的最新成就，構築了具有內部自我反思精神、外部雍容博大的相容性政治文明，最終演繹出二十世紀（有足夠的理由表明）乃至將來不短時期，無可爭辯的社會繁榮。 重新檢視人類的命運處境，正是因為多元並列依存的共生系統，使人在選擇中不斷優化自身的竟爭機能，從而最大限度地克服必然性的禁錮而成為地球生命的優勝者。也正是這種機制的存在啟動了人類潛在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最終走出叢林，走出必然力量支配時代而達於當下的文明之境。正是基於此，我們還能秉持叢林法則的邏輯，僅憑政治暴力與威勢建構人類的秩序、統合人的意志嗎？ 隨着政治原教旨主義向世俗化原欲讚美的回落，與多元利益伴生的各種訴求在體制外發育並漸成氣候，專製鐵幕原有的剛性權威和信念堅守也因‘代際遺傳’不斷消耗流失，使得體制內無法內生成足夠的創造性智力以支持其制度更新，從而導致權力集團缺乏與時俱進、相機行事的疏導策略，功能上除卻抱殘守缺，盜墓掘寶重祭本土資源，重修老例在歷史的亡魂中尋求智慧讓人民“克己復禮”之外，還不斷強化乃至故意製造社會性災難（如戰爭、瘟疫以及各種勞民傷財的世紀工程和盛會等）以此吸引公眾眼球讓人們始終有熱鬧可看、有紅白喜事消磨，從而罔顧現實困頓和精神上的無望感。這既可渲染我朝聖明，烘托國泰民安的精神文明主旋律，又可以借‘災民搭台’政客唱戲表演恩人德政，將受難者椎心的悲泣置換成官僚戲子打情罵笑、燈紅酒綠的慶功典和聯歡會，讓飲食男女抒情浪漫的原始情慾滲透入各種殘酷的生存抗爭之中，並將其軟化成極富溫情的倫常悲歡。至此，《縴夫的愛》傳達出的己不是折腰斷臂、冒死作業的人世悲情，而是藍天白雲下悠然陶然的暢想曲。 至此，失去信仰歸屬和長期奴化脅迫的‘被治之人民’除了沉迷於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動物慾念而本能地爭取活命權之外，被專政權力挾持着遠離了自然生靈的鮮活資訊場後，其日漸萎縮惡化的感覺致使眾多人的心魂都如金屬複製和克隆般寒冷無情，失去了身體的熱度和疼痛感，讓規模化無孔不入、冷酷無情的專制慣性力滲透入人們的精神和行為並結構成一種集體效法的本能，被所謂國家‘宏大敍事’盜用然後淹沒掉個人的切身感受，使得悲劇的情節中鮮活靈動的個人被質換成批量的數位，讓解讀者放棄了對具體生命感同身受的悲憫，從而將噬血者的暴行和罹難者的呻吟消解在大歷史的模糊記憶之中，。這種對人的忽視和集體歸宿的身份認同迫使個人放棄自我，最終為個人或集團的輪番奴役蓄備了用之不竭的‘民意基礎’。據此，無論其臉嘴更換、旗號改名，抑或“立憲新政”，無主義觀念創新而唯權力鬥法的自利盤算都只能是一夜山大王式的巧取豪奪，新朝舊制簇擁出的每一個加冕者一旦出場，其加強執政能力的解數都是穩定壓倒一切以確保其權位和利益同盟能舊體制保鮮和江山永固。策略上總是超不出收購民心以便劫掠民利，然後虛擬出某種預設的完美主義信仰體系，懸置一個遙不可及而充滿誘惑力的“彼岸”並通過形而上的精神臆想，鼓動人民拒斥當下狀態、蔑視個人慾求，期待飛升式、永恆式的涅磐救贖。隨着個體意義的消解和集體無意識對個人的驅逐，專制者總能駕輕就熟地掌握社會意識的解釋權，歷史的真象便隨着其權力體系的完善和鞏固而被蒸餾，僅剩下為其所用的話語形式。於是，“歷史便因人的控制而失去了精神的無限性”（米蘭•昆德拉語）；於是，後續的求索者如果不透過權力譜牒設置的障礙便難以廓清迷誤中陸沉的事實碎片，僅止於假造的鏡象而失去了求真的參照，以訛傳訛的事象不斷反覆，最終積澱為一種文化而成為人們難于越逾的精神狀態，進而內化為畸變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和貧乏的語言相互作用，必然弱化語言的表義功能，從而反作用於思維而使其失去表達力，最終走向貧困和愚頑，正因為如此“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政教讖語被不同形式的專制者奉為圭臬，反映出其對個人思考的憎惡與恐懼，同時也透示出專制者們洗劫民意的心理的根源，成為人民難逃劫數的符咒：中國暴秦的覆亡，前蘇共的崩潰，薩達姆政權的瞬間湮滅……，仿佛魔咒偈語，此恨綿綿無絕期。 歷史的事實警示：人是最活的因素，即便是平庸地活着的人們，也有着潛的超越性想像的欲望，恐懼、壓抑，無自由的沈默雖則能為統治者的暴戾張目，卻也為其最終的毀滅準備了刀斧手。希奈山上有句話：“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人民一思考，獨裁者就發慌，歷史不容忍永遠的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