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魏忠賢變法

天啟皇帝當然不可能根據楊漣這種無根據的羅列一大堆罪名就處理魏忠賢，而是下旨譴責了楊漣，把他革職回家。沒過多久，楊漣本人也被牽連進入“封疆賄案”中，下獄審訊。葉向高知道已無力再挽救危局，強烈要求辭職，獲得了批准。隨後，根據汪文言的供述，一大批東林黨人被捕，還有很多則被革職或被迫免職。東林黨在朝廷中的勢力很快就被洗刷一空。

東林黨人聲稱，除了汪文言貪污的那兩萬兩銀子外，其他人的貪污腐敗罪名全都不成立。汪文言等人的供詞是偽造的。

“封疆案”的主審是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許顯純。後來東林黨翻案的時候，許顯純被抓起來審問。他始終拒絕承認有偽造供詞的行為。東林黨就把死在錦衣衛監獄裡的“東林七君子”之一的黃遵素的兒子黃宗羲找來“旁聽”刑部審訊。審到一半的時候，黃宗羲突然從袖子裡拿出一個鐵錐來，往許顯純身上亂扎，扎得他鮮血直流。黃宗羲並非審訊人員，在刑部大堂公然行兇，審判官竟然不加以阻攔，就這樣坐着圍觀。一直到許顯純無法忍受鐵錐的折磨，被迫招供。刑部根據這樣取得的供詞，判處許顯純死刑。後來審問另一個魏忠賢的手下李實的時候，刑部又默許黃宗羲這樣幹了一次，再次成功取得他們想要的證詞。

東林黨人據此大力誇讚黃宗羲，稱他是孝子、英雄。

黃宗羲為父報仇心切，可以理解，但法司竟然縱容這種行為，顯然是不對的。所以許顯純證詞的可信度恐怕也需要打個折扣。從雙方提供的證據來看，那些被控貪污下獄的東林黨人罪名是否成立，只能存疑。

儘管個別人物的具體罪證我們無法確信，但我們肯定的是：東林黨是一個腐敗無恥的政治集團，其成員大多具有道學家一貫的偽善特徵，嘴上說的冠冕堂皇，背後盡干一些無恥的政治交易。在被魏忠賢以貪腐的罪名整治的東林黨人中，有個別人可能是被冤枉的，但大部分人應該都是罪有應得。

他們出於黨派私利，讓熊廷弼英雄無用武之地，犯下了死罪，然後親自判處他死刑，一轉身又收受熊廷弼的賄賂，為他保命。他們嘴上喊着要促進國家政治清明，喊得震天響，真正掌權以後，既不反腐敗，也不抑制土地兼併，更不打擊商業壟斷，天天排除異己、清洗非東林官員，拼命給大商業資本減稅，除此以外啥正事兒都不干。他們集體把持中央權力三年多，干的正事還不如海瑞一個人在應天巡撫任上七個月干的多。這種政治集團，要說大多數人都是清正廉明之士，絕無可能。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高喊道德文章的東林黨人能夠無恥到什麼程度。“東林七君子”之一的繆昌期，在翰林院當官期間，竟然雞姦年輕貌美的翰林學士馮銓。東林黨人文震孟的兒子文秉在其個人筆記《先撥志始》中這樣記載：“翰林馮銓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館頗狎之，左諭德繆昌期狎之尤甚。銓之父馮盛明為遼陽兵備，因邊患望風南奔。銓求援於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這裡這個“狎”當然是委婉的表述，就跟“狎妓”是一個意思。

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翰林馮銓是河北涿州人，年輕俊美，其他翰林紛紛對他進行性騷擾，左諭德繆昌期干的最過分。馮銓的父親馮盛明為遼陽兵備，因為遼陽失守而被追究責任。馮銓於是四處哀求東林諸君子救他父親一命，因此不得不對繆昌期的無禮要求一再順從。”

此時馮銓才二十歲，而繆昌期已經五十多歲了。馮銓本來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林黨的，但是被東林“諸君子”如此侮辱，不堪忍受才投靠了魏忠賢。後來還因為才能出眾當上了內閣首輔，不過沒多久就因為貪污腐敗而被魏忠賢趕走了，用崔呈秀取代了他。

天啟五年十月，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東林六君子”下獄死後三個月，皇帝下詔提出了幾條改革措施：

第一條，是降低田賦負擔：“天下田賦因比年東西未寧，軍興費重……小民困累極矣。其免天下宿逋一年。以補紓目前新舊並征之苦……小民拖欠者盡行蠲免”。

第二條，是降低人民養馬的負擔。因為馬戶需要寄養朝廷的軍馬，一旦馬匹生病、死亡或者被認為變得瘦弱了，就會被要求賠償，很多人因此傾家蕩產。詔書下令，以後出現類似情況，如果經過勘察，養馬戶“無作踐情弊”的，“准免陪補”。

第三條，就是增加商稅來充當軍費：“各路關津隘口，商貨經由處所，曾經萬曆二十七年等年設立征榷者，近因新舊兵餉詘乏至極，暫議開復”。這就把萬曆年間新增的商稅而被東林黨廢除的部分重新恢復了。

第四條，禁止地方官僚集團私自從商業活動中抽分。“有擅立牙行、私抽稅錢、網利病民者，撫按官嚴行查革參奏重治”。

所謂“擅立牙行、私抽稅錢”是地方官僚比較喜歡幹的事。他們一方面反對國家依法徵稅商稅，另一方面壟斷地方商業活動謀利。

“牙行”就是貿易中間商，主要活動包括撮合交易、代商人買賣貨物、設倉庫保管貨物、代政府徵收商稅等等。明代經營牙行者必須經官府批准，並發給執業憑證和帳簿。地方官員通過掌握批准牙行經營資質的權力，也就可以控制牙行，再通過牙行壟斷商業貿易，規定任何大宗商品交易必須經過牙行中介。這樣就可以從商業活動中賺取暴利。

明朝初年的時候，朱元璋曾經下令禁止設立牙行，規定一切商品只要照章納稅，就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

。但商品交易確實也需要中介。商人全國各地流動，買家買到假貨也無法維權；賣家則對不同地方的物價也不夠了解，不太容易準確定價。所以需要牙行在中間擔保，以專業經紀人的知識和經驗對賣家的貨物進行查驗、評價貨物價格等等。朱元璋在禁止牙行的同時，允許地方政府或商人在城鎮設立“塌房”，為商品交易和存儲提供空間。這個“塌房”慢慢的也就發揮了牙行交易中介的作用。

後來朱元璋也認識到了牙行存在的必要性，於是做了妥協，允許設立牙行。《大明律》規定：設立牙行必須官府批准，發給“牙貼”方准許經營。牙貼有年審制度，每年審查一次，查驗合格的才能繼續經營。牙行主人一般要求是長期居住在本地的戶籍人口，家族財力雄厚，而且必須有比較大的房屋作為經營場地。這樣買家在這裡買東西出了質量問題才能找到人賠償，賣家的貨物寄存在這裡才不用擔心被卷跑。牙行要把每一筆交易的商品信息和交易雙方的信息都登記下來，每個月供官府查驗一次，並代征商稅。這樣才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明代牙行制度，為明朝商業繁榮打下了重要基礎。東林黨人繆昌期（就是把葉向高為魏忠賢說好話的事透露給楊漣的那個傢伙）的父親繆炷，就是牙行老闆。

但是，朱元璋並沒有規定牙行有商品交易的壟斷權利，買賣雙方直接交易仍然是合法的。這個制度在地方執行的時候慢慢的就給搞歪了，直接交易被禁止，一切貿易活動必須通過牙行。地方政府私發牙貼、私設牙行抽分，不向中央交商稅成為普遍現象。

至於私設稅關，也是地方官吏喜歡幹的事，收上來的商稅就直接進入地方小金庫，而不再上交中央。所以為什麼萬曆皇帝派稅監下去徵稅那麼招人恨，就是搶了牙行的利潤和地方官僚自己稅關的稅源，因此遭到地方豪強的激烈抵制，暴亂四起，不僅把徵稅的人殺了，還把稅收衙門都給一把火燒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魏忠賢與東林黨的政策分歧，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在農民和商人之間的利益選擇，魏忠賢的政策偏向於農民，東林黨偏向於商人。這個層面已經被很多明史愛好者注意到了。但還有第二個層面，就是在商民中間，東林黨人其實是注意保護大官僚的商業利益。官僚們把商業活動的利潤通過壟斷牙行和私設稅關等方式納入私囊，而截留中央財政收入。所以東林黨所謂的關心商業發展之類的口號，不過是腐敗的官僚集團為了從中央財政中搶奪商稅的一個旗號而已。魏忠賢的政策就是嚴厲打擊這種非法收入，把這部分收入變成國家的商稅，並用於支付軍費，以減少農民和馬戶的負擔。

跟萬曆皇帝派遣稅監徵稅引發抗稅運動一樣，魏忠賢派遣的稅監同樣遭遇到了地方勢力的激烈抵抗。最典型的是蘇州。這裡萬曆二十九年發生“織傭之變”，打死了幾十個國家徵稅人員，結果竟然沒什麼事兒。沒有官員被追究責任。暴動領袖葛成早就給放出來了，天啟年間一直在蘇州居住，得到了地方豪強的隆重獎賞，成為萬人敬仰的大英雄。受這件事情的鼓舞，蘇州的地頭蛇們還想繼續再玩一次官逼民反的好把戲。

徵稅太監李實在蘇州收稅，遭到巡撫周起元的抵制。李實上書彈劾周起元，說他每天不干正事，卻喜歡召集一大批東林黨人在家研究道學，所謂“善政罔聞，唯以道學相尚”。包括高攀龍、周順昌、黃尊素、繆昌期等人經常以私事跑到周起元家裡討論政治，主要就講兩條，一條是太監收稅不合法應該抵制，第二條是各種商稅能少交就少交、能拖延就拖延。周起元還把國家拔下來用於支付織造工匠的工資十萬兩銀子，換成分量不足的薄錢用來發給工匠，中間的差價被其中飽私囊。引發民怨，“迄今吳民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

。

皇帝下令把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等人逮捕進京治罪。在逮捕周順昌的時候，蘇州再一次爆發了動亂，“憤怒的群眾”衝進州府衙門，毆打朝廷派來的錦衣衛，打死一人，打傷多人。

根據歷史經驗，上次葛成他們打死好幾十個人都沒事兒，這次才打死一個人，“憤怒的群眾”已經相當克制了。最後的結果應該是朝廷妥協，召回太監李實，暫停徵收商稅。但這一次他們遇到的不是軟弱的萬曆皇帝，而是鐵腕的天啟皇帝和魏忠賢。魏忠賢聲稱這是赤裸裸的造反，威脅派兵鎮壓。地方勢力被迫妥協，交出了五個帶頭鬧事的人。這五個人被逮往北京處決，商稅仍然繼續徵收。後來東林黨衣缽傳人、復社領袖張溥寫了《五人墓碑誌》來紀念這五個人，稱之為“豪傑”、“志士”。

這些人到底能不能算是“豪傑”、“志士”呢？我們假設東林黨說的都是真的，這五個人確實是出於義憤而帶人攻擊錦衣衛的，只有公心沒有私心。那麼，從蘇州的一部分商民的利益來看，他們確實是豪傑、志士。

但我們又要看當時整個國家的大背景。當時明帝國其實已經處於戰時緊急狀態，國家面臨重大外敵入侵的威脅，軍費開支直線上升。政府需要增加稅收保衛國家安全、恢復故土。這些人出於一個地區、一個階層的利益，暴力抗稅，那麼就無論如何不能說他們是什麼豪傑、志士了。

對天啟皇帝和魏忠賢來說，面對後金的軍事威脅，如果不能迅速鎮壓這種內部叛亂，該收的稅收不上來，讓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吃不飽穿不暖，那麼就是對天下國家不負責任的做法。

《熹宗實錄》卷64

《明會要·食貨五》

《熹宗實錄》，卷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