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天啟皇帝剛剛作出決定，大力支持毛文龍之後不久。年僅二十三歲的天啟皇帝突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了。據《明史》記載，他是死因跟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一樣的，都是在船上遊玩，不小心落水，被救起來以後就落下了病根，最後在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去世。

天啟皇帝沒有兒子，就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檢繼位，這就是崇禎皇帝。

天啟皇帝臨終前，拉着朱由檢的手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

一般皇帝去世，留下政治遺囑都會做一大堆政治安排。而天啟皇帝死前，除了要弟弟照顧好張皇后這種私事以外，有記錄的政治安排，就是希望他的弟弟能夠繼續重用魏忠賢。這裡面有個人感情的因素，但主要還是政治考量。

天啟是客氏和魏忠賢看着長大的，他們之間不僅是君臣關係，彼此之間還是親人。剛開始天啟皇帝並沒有想着重用太監，而是非常依賴在“移宮案”中表現突出的東林黨，只派遣魏忠賢去干一些諸如修建皇帝陵墓之類的事情，不涉及國家政務。只是因為東林黨實在是表現太爛，才把一些軍務交給魏忠賢去處理，結果發現魏忠賢確實能幹，再逐漸加以提拔、賦予更多的權力，把東廠也交給他管理，負責對後金的情報和間諜戰。君臣二人聯手對東林黨中的極端分子加以整肅，嚴懲腐敗，打擊地方黑惡勢力，增加國家稅收，有力的保障了前線的戰爭經費。

在這中間，軍事戰略實際上還是東林黨人孫承宗負責制定的。天啟皇帝對自己這個學識淵博的老師非常尊重和信任。在軍事上，天啟皇帝對魏忠賢不是很放心，沒有交給他大權。但是孫承宗仍然表現很爛，柳河之敗後被迫走人，他的繼承者袁崇煥繼續執行孫承宗的戰略部署。經過好幾次的戰爭檢驗，天啟皇帝逐漸發現，原來魏忠賢反對孫承宗也是對的，對他的信任就進一步加強了。君臣二人又開始聯手推動遼東戰場的戰略轉變，放棄孫承宗的堡壘戰術，按照《孫子兵法》裡說的“以正合、以奇勝”的方式，將正面戰場定位為防禦為主，而把主動進攻的任務轉移到東江鎮。

等天啟皇帝去世的時候，對後金戰爭的局面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寧遠之戰和寧錦之戰雖然談不上是什麼勝利，但畢竟重要的城市是守住了，沒有出現瀋陽、遼陽和廣寧那種奸細給敵人打開城門失守的情況。由於有毛文龍在後方牽制，後金在沒有奸細內應的情況下，要想強攻這些堅固的城池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東江鎮逐步發展壯大，成功抵禦了後金的大規模入侵，成為了後金的心腹大患。此外，根據毛文龍的再三警告，後金有可能從薊門鎮進攻，天啟皇帝又命令魏忠賢把喜峰口等長城北部的關口整修一新，加以重兵防禦。薊門、山海關的堅固防守配合毛文龍後方進攻的抗金戰略基本成型。後金正面強攻無法取勝，後方又面臨威脅，在東江游擊戰的鼓動下，內部遼民逃亡叛亂不止，糧食緊缺，在戰略上已經處於被動態勢。

除此以外，魏忠賢還用了兩年的時間，花費了五百多萬兩銀子，把萬曆二十五年被雷電擊毀的三大殿修建完成了。而萬曆皇帝時期想要修，文官們給出的預算是一千五百萬兩銀子，嚇得萬曆皇帝到死也沒敢開工。在修建期間，天啟皇帝努力學習了不少木建築的知識，親自參與工程設計。這種事情皇帝親自出馬，而且學習點專業知識，可以避免很多欺上瞞下、貪污浪費的情況出現，節約經費、提高工程效率。這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三大殿才能極為高效、省錢的完成。但這個事情被東林黨借題發揮，不停在造謠，把皇帝描寫成天天研究木工活兒，完全不懂政務的文盲。而魏忠賢就是利用天啟玩木工的機會獨攬大權，迫害忠君愛國的東林人士。

其實，正好相反，天啟皇帝努力學習木工，說明他並不是完全信任魏忠賢，沒有把三大殿的事情交給魏忠賢就甩手不管了，隨便魏忠賢開銷。他自己成為木工專家，魏忠賢想要騙他也騙不了。

從天啟讓孫承宗制定軍事戰略和自己學習木工這兩件事就可以看得出來，天啟皇帝很懂得權力制衡和監督的道理。他並不是貪玩昏庸不理朝政，把所有國家大事都交給魏忠賢。《熹宗實錄》中有記錄的天啟皇帝出席早朝，與大臣們討論政務的次數就有一百九十多次，平均每個月兩到三次。東林黨執政時期、整肅東林黨時期和魏忠賢完全掌權的時期，上朝的頻率都差不多。魏忠賢是通過努力工作、表現出色才逐步贏得皇帝信任的。所以天啟臨死之前才覺得最重要的政治交代，就是要繼續重用魏忠賢。有魏忠賢在，他就放心了。

這裡面的過程，天啟皇帝知道，魏忠賢也知道，但是即將繼位的信王朱由檢不知道。

作為藩王，朱由檢完全不能過問朝政。兄弟之間感情很好，逢年過節朱由檢都要進宮向哥哥請安。但這種禮節性的聯繫，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渠道，讓朱由檢知道真實的宮廷內務和高層決策機制。

這種情況下，東林黨造謠的威力就發揮出來了。他們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到處宣傳，魏忠賢如何聯合客氏迷惑皇帝、迫害忠良，在宮內殺死寵妃、迫使皇后墮胎，甚至圖謀篡位等等，把魏忠賢描寫成了心理變態、禍國殃民的“權閹”。

當天啟皇帝握着朱由檢的手囑咐他魏忠賢忠貞能幹、可計大事的時候，朱由檢雖然表面點頭稱是，內心卻完全不以為然。在他看來，自己這個哥哥已經被魏忠賢迷惑，暈了頭、中了邪，竟然臨死還要為魏忠賢這種極品壞蛋說好話，真是昏庸的可以。

接下來，朱由檢進宮當皇帝，甚至在自己兜里揣了一張大餅，宮中的什麼東西都不敢吃，因為害怕魏忠賢要給他下毒毒死他。晚上睡覺睡不着，起來轉一圈，看見有侍衛太監帶着刀，就把他的刀借來放到自己枕頭邊上才能睡着。

實際上，魏忠賢什麼事兒也沒有干。他對天啟皇帝的去世極為悲傷，幾乎是傷痛欲絕，守着天啟的棺木痛哭了好幾天，到最後都哭不出聲來了，就盯着棺材發呆。至於接下來的事情會怎麼發展，他也沒有做任何安排，反正等着新皇帝下命令就行了。

就這樣，朱由檢還被嚇得自帶乾糧進宮當皇帝，可見他被東林黨的謠言忽悠的有多麼厲害。

正式登基以後，崇禎皇帝朱由檢也就開始一步一步的削弱魏忠賢的勢力。

崇禎始終生活在被東林黨謠言所塑造的並不存在的政治陰謀當中，一方面想幹掉魏忠賢，一方面又害怕把魏忠賢惹急了會殺掉自己謀反篡位。崇禎對文官集團編寫的歷史教材諸如《資治通鑑》這些東西估計應該是認真學習過，對上面描寫的剷除奸臣的套路比較熟悉。小心翼翼的以各種理由先排除魏忠賢的親信。而對於各種彈劾魏忠賢的奏章，一方面假裝不採納，一方面對這些人提拔重用。魏忠賢當然很快就明白新皇帝的意思，就一再主動提出辭職。崇禎則認為這是一種試探，假惺惺的加以挽留。

最後，崇禎覺得已經布置成熟了，這才接受了魏忠賢的辭職，將魏忠賢發往孝陵閒住。

魏忠賢一走，東林黨立刻發動更大規模的彈劾，之前楊漣的“二十四罪”又被翻出來重新彈劾一次。崇禎皇帝立即決定，派錦衣衛去將魏忠賢逮捕回京受審。在錦衣衛還沒有到的時候，魏忠賢知道消息，就在半路自縊身亡了。

魏忠賢死後，東林黨人迅速被崇禎提拔重用，重新掌權。東林黨的反擊是極為殘忍的。魏忠賢雖然死了，仍被下令肢解，懸頭於河間府。客氏先是被發往浣衣局洗衣服，沒過多久又被下令鞭死。魏忠賢的親信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都被處死，並暴屍街頭，還抄了他們的家。那些與魏忠賢結盟的官員們被打成“閹黨”，包括兵部尚書崔呈秀在內的二十五人被處決，十一人被判處充軍戍邊，其餘二百餘人分別被判流放、徒刑、革職等處罰。東林黨全面起復。在他們記錄的歷史中，朝廷再次出現了天啟初年那種“眾正盈朝”的局面：政治清明、人才濟濟，國家大有希望。

東林黨上台，除了人事變革以外，還要把魏忠賢在位期間的惡政加以廢除，最重要的當然是減免鹽課和商稅，召回各地的稅監，保障大鹽商和其它商人的利益。然後，對魏忠賢製造的各種冤案加以平反，黃山采木案中的吳養春一家，沒收的財產六十多萬兩銀子全部退還給吳家，期間各種被貪污罪名整肅的東林黨人的財產也都要退還。

這樣一整，中央財政馬上就非常缺錢了。為了省錢，東林黨人提出了兩個方略，第一是減少軍費開支；第二是裁撤部分驛站。東林黨的根據地東南地區的驛站很重要，當然不能隨便裁，但是西北地區的驛站，實在是沒什麼用，所以就被大幅度裁撤了。

這兩個方略很快就引發了兩件小事。

第一件“小事”是軍費被壓縮以後，遼東軍餉很快就不夠了。崇禎元年的八月，寧遠爆發兵變。當時寧遠守軍的糧餉已經拖欠了四個月，計五十三萬多兩銀子。新上任的遼東巡撫畢自肅連續九次上疏，請求撥付買馬款、買軍械款、賞金、月餉，但戶部沒有下撥任何資金。士兵們衝進遼東巡撫衙門，將畢自肅、總兵朱梅等捆綁起來索要糧餉，衙門裡面的敕書、旗牌、文卷、符驗等，散碎狼藉，蕩然無存。畢自肅無力解決，上吊自殺。

寧遠兵變發生的時間，距離天啟皇帝去世已經一年，距離魏忠賢自殺已經八個月。而糧餉的拖欠時間是四個月，其責任顯然在崇禎皇帝和重新當權的東林黨頭上，怪不到魏忠賢頭上。魏公公當政的時候軍餉都是按時足量發放的，從來沒有因為缺餉發生過兵變。

第二件“小事”就是西北地區的驛站被裁撤以後，有個叫李自成的驛站工作人員失業了。他走投無路，選擇了造反。

這兩件事在當時還看不出來對明帝國有什麼影響，士兵譁變和農民起義都是帝國的常態，時有發生，絕大部分都鬧不大的。要再過幾年，大家才知道它們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

重獲政權的東林黨人顯然還沒有意識到這兩件事的危害。他們掌握了政權、減免了商稅，還有第三件大事要做，就是重新掌握軍權，恢復孫承宗當年制定的遼東軍事戰略。

完成這個任務的最佳人選顯然是袁崇煥。他是孫承宗軍事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又被魏忠賢“迫害”而遭免職。於是，在崇禎元年五月，經過東林黨黨魁、內閣次輔錢龍錫的推薦，朝廷決定從新啟用袁崇煥為薊遼督師。

崇禎皇帝親自接見了袁崇煥。根據東林黨人之前製造的輿論，袁崇煥已經被描繪成了一個足以與古代名將相提並論的偉大統帥，對國家和民族絕對忠誠，戰功赫赫、英勇無畏，深受不白之冤而又毫無怨言。崇禎皇帝從儒家學者編寫的歷史書當中得知，以前的很多朝代之所以會滅亡，都是因為皇帝荒淫昏庸、猜忌殘害忠良所造成的。所以他決定對面前這個忠誠的統帥完全信任、毫無保留的予以支持。

召見袁崇煥的時候，崇禎問他，你有什麼平遼方略？從從實奏來。

袁崇煥說：具體的方略我回頭寫成奏本上奏陛下，但我敢保證，只要陛下充分相信的、給我足夠的權力，我就能五年平遼！外患可平，全遼可復。

召對的時候，東林黨那幫內閣大學士都在旁邊，個個聽得歡欣鼓舞，齊聲稱讚：袁崇煥肝膽見識確實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不過也有一些大臣對五年平遼的許諾表示懷疑。趁皇帝去上廁所的間隙，兵部給事中許譽卿就問：袁督師，你這五年平遼有沒有什麼具體的計劃方略？

袁崇煥笑着說：沒什麼，不過讓皇上高興高興罷了（聊慰上意）。

許譽卿一聽就傻眼了，說：這種軍國大事怎麼能隨口亂說？到時候皇上按照這個時間來考核你怎麼辦？

袁崇煥好像明白了什麼——剛才的牛皮吹的有點大了。所以等皇帝回來以後，袁崇煥就開始對“五年平遼”進行解釋，大談各種困難，必須滿足很多條件才能五年平遼，第一是錢糧要充足，第二是要允許我有不受干預的人事任免權，第三是要讓我免受朝廷言官的攻擊，可以專心打仗。

崇禎聽得很專心，聽完之後站起來說：沒問題，這些東西我都給你保障。

錢糧方面，遼餉每年四百八十萬兩，糧食每年一百二十萬石。除此以外，崇禎一次性再從內帑中撥給一百二十萬萬兩，再發鎧甲四十萬萬副，紅夷大炮十門。崇禎還專門叮囑工部侍郎，以後供應給袁崇煥的武器上面都要刻上監造官員和工匠的印記，質量不好的據此追究責任。

人事權力當然全部給足，下旨讓袁崇煥節制四鎮：薊門、遼東、天津和登萊。崇禎下令兵部尚書和吏部尚書務必在人事問題上配合袁崇煥，並賜予袁崇煥尚方寶劍，並把山海關總兵滿桂和遼東經略王之臣手裡的尚方寶劍收回來以統一事權。

至於免受言官攻擊這個事兒，崇禎許諾說：“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

袁崇煥估計也沒想到崇禎會如此爽快的答應這麼多條件，一時想不出什麼條件來推脫，只能說些臣一定不辜負皇上的信任之類的話。召對就此結束。

儘管崇禎如此信任袁崇煥，袁崇煥內心並未真的想着要五年復遼，他不過把皇帝的召對當成了一種禮節性的場面話。而具體要該怎麼辦，心裡其實已經有數了。

作為一個在官場混了多年的文官，他知道，真正提拔他的人不是崇禎皇帝，而是文官集團，是東林黨。在進京以後，被崇禎召見之前，他還去見了另外一個人：東林黨黨魁、內閣大學士、“閹黨逆案”的主持人錢龍錫。

袁崇煥不算是東林黨人，他在內政方面沒有什麼具體的主張。但他是東林黨大佬孫承宗提拔上來的，算是跟東林黨有淵源。這次東林黨大力推薦他起復擔任薊遼督師，是看中了他之前的兩個表現。第一個，就是跟毛文龍矛盾很深，曾經主張東江移鎮，又派人去挖過毛文龍的牆角，被毛文龍告發；寧錦之戰後，毛文龍增加軍餉，袁崇煥則被免職，二人幾乎就是勢不兩立了。第二個，就是袁崇煥曾經主動遣使去跟後金和談。

袁崇煥和錢龍錫密談了很久。地點是在錢龍錫的家裡。這才是真正決定未來遼東方略的談話。

雙方都知道，邊將結交近侍是死罪。嘉靖年間三邊總制曾銑和內閣首輔夏言就是這條罪名被處決的。所以這次談話的內容是絕密的，除了袁錢二人外無人知曉。袁崇煥當然也絕不打算在皇帝面前透露一個字。

只是根據後來袁崇煥的供詞，我們可以大體知道密談的最後結果。雙方就解決遼東問題的方略基本達成一致，明確了袁崇煥此次督師遼東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殺毛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