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就是把老冤家滿桂一腳踢走。滿桂在寧遠之戰後跟他平分戰功，寧錦之戰後受到表彰而他卻被免職，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寧遠之戰後袁崇煥就想把滿桂趕出遼東，但經略王之臣竟然堅決反對，把他留在了山海關。現在王之臣已經走人，袁崇煥成了遼東老大，滿桂就別想在遼東呆下去了，他的山海關總兵一職被趙率教取代。還好朝廷還有人認可滿桂的才能，把他調到大同當總兵去了，讓袁崇煥眼不見心不煩。

第三件事，就是再次派兵占領錦州，又開始重新修建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堡。

第四件事，大力削減薊州鎮和山海關的兵力，調往關外，充實錦州等地的防守。薊門鎮的兵力從三萬多人削減到了一萬多人。這就造成了薊鎮兵力薄弱的情況，把天啟和魏忠賢大力加強的薊門防禦體系給破壞了。

第五件事，就是派人與皇太極秘密議和。

第六件事，就是對東江實施禁運。袁崇煥下令，所有開往朝鮮、皮島方向的船隻，不管是官方的運輸船還是商船，都必須取道寧遠、覺華島。只有到寧遠取得遼東督師的關防以後，才允許出海。因為天津、登萊等地都歸袁崇煥節制，這一條命令被執行得相當徹底。

從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這後面的四件事，每一件都是在為金兵從薊門鎮突破長城防線攻打北京創造有利條件。所以後來有很多人懷疑袁崇煥是漢奸。但從現有的證據來看，他還真不是。其實這四件事都可以從文官集團的一貫策略中推出來。

像議和這種事兒吧，文官集團就特別喜歡議和。北宋對遼國有“檀淵之盟”，秦檜要殺岳飛議和、史彌遠要殺韓侂胄議和，都是一貫的風格。和平當然是好東西，但如果一個國家原來固有的領土都被別人搶走了，議和實際上就是承認別人的侵略成果嘛，更何況還要每年倒貼錢，這肯定有問題對不對？就好比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占領東三省，咱們也跟日本議和，不僅東三省不要了，每年還給日本一大筆錢讓他別來侵略我們，那不就是賣國嗎？

核心的原因其實還是打仗打不過，越打越吃虧。其實中原政權的人口數量、戰爭資源、技術裝備都比少數民族政權要有優勢，怎麼會打不過呢？關鍵就是文官集團自己不行，內部腐敗不說，還要防範武將。為了防止武將勛貴掌權，寧可對外議和，也不能讓武將掌兵，立下收復故土的蓋世功勳。

對文官集團來說，他們去指揮戰爭，最有把握的就是修城。把城牆修的又高又厚，然後躲在城牆後面指揮大家防守，不管是放箭還是放炮，都比較簡單。袁崇煥的堅城大炮戰略就是文官統兵的必然選擇。打野戰對文官來說太難了，要排兵布陣、穿插包圍，打埋伏、反包圍，佯攻、佯敗，衝鋒、反衝鋒，不斷調整戰術應對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尤其古代戰爭，往往還要統帥帶頭上陣跟敵人對砍，必須經過長期馬步騎射的訓練和積累大量的實戰經驗，非行伍出身的專業武將不能勝任。

所以，大部分文官只會打兩種仗，一種是對農民起義這種戰鬥力很差的隊伍，官兵處於絕對優勢的時候，他們就會指揮武將“分兵合圍、大舉進剿”，這是我們前面講薩爾滸之戰的時候分析過的；第二種就是面對戰鬥力很強的北方騎兵部隊的時候，他們帶出來的兵，就只能縮在城牆裡面固守，根本不敢也沒有能力跟對方野戰。

在城牆裡面固守的問題就是：無法大規模的消滅對方有生力量，也無法恢復已經失去的領土，最好的結果就是維持現狀，把現有的防線守住。這種消極防守策略一般都會使自己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因為野戰能力更強的攻擊方可以選擇的策略太多了，可以圍點打援，也可以繞過難啃的防線攻擊你的後方，或者攻擊你的首都等戰略要地迫使你出城救援，實在不行就長期圍困，切斷你的食物來源，活活餓死你。

正確的防守必須是城牆堡壘防禦和主動進攻相結合的方式。比如明憲宗時期，王越守衛河套的那種模式，雖然沒有大規模清理河套的實力，但小股精銳部隊具備較強的野戰能力，蒙古騎兵南下的時候，能夠時不時的抓住機會偷襲其後方，迫使他撤兵回援，此時城內的守軍就可以追擊斬殺其殿後部隊。這才是積極防禦，才能真正防守的住。不然好幾千里的長城，敵人可以隨意集中兵力攻擊任何一個點，幾萬兵馬怎麼守？

除了王越這種極少數天才以外，大部分文官將領都不會訓練和指揮部隊進行野戰。這樣，消極防禦帶來的被動挨打的局面也就無法改變，因此只能求助於議和。袁崇煥在遼東混了那麼多年，城外有敵人的時候從未出過城，連野戰打起來是什麼樣都沒見過，更別說自己去指揮了，所以非常迷信堅城大炮戰略，這必然導致他積極主張議和。東林黨當然也完全支持。

除了要議和以外，東林黨還想國家少收商稅，想省錢，所以還需要減少軍費。但是東林黨又跟整個文官集團一樣，有貪污的毛病，軍費裡面也少不了他們的一份。這樣一算下來，寧遠錦州防線是孫承宗開創、袁崇煥建設的，都是自己人，這個錢可以大手大腳的花，大家該貪污繼續貪污，但是其它地方的軍費就要堅決裁撤，比如薊門鎮和東江鎮等等，雖然一直很窮，但還必須繼續裁減。這就跟讓腐敗的官僚體系去徵稅一樣，越是有錢的官紳豪強之家越不交稅，越是沒有背景的窮人越要多交稅。

所以，袁崇煥督師遼東，實際上是代表東林黨去執行他們的遼東戰略：為了防範武將，堅持文官統兵，必須實施消極防守的策略，推動議和；為了省錢，必須裁撤薊門鎮和東江鎮的開銷；為了貪污軍餉，必須繼續在修築錦州等城堡上大手大腳花錢。不用假設袁崇煥是漢奸賣國賊，也能想明白他為什麼要這麼幹。

反過來看，東林黨和袁崇煥要殺毛文龍的理由也很簡單了：毛文龍身為武將卻不受文官節制，直接向皇帝負責，該殺；毛文龍家在海州，自從他抗金以後全家老小各種親戚幾百口人都被後金殺了，他跟後金有血海深仇，絕對不會贊成跟後金議和，該殺；毛文龍天天想着主動進攻，不停的向朝廷索要軍餉，想要在東江組建一支龐大的軍隊徹底消滅後金，花錢太多，該殺；毛文龍因為軍餉不足，多次向皇帝舉報文官集團剋扣貪污東江鎮軍餉的事情，該殺。

毛文龍有這四大該殺之罪，文官集團早就看不慣他了，這還不僅是東林黨的事兒。魏忠賢當政時期，文官集團就一直各種彈劾毛文龍，但是天啟皇帝和魏忠賢能鎮得住文官集團，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到了崇禎這裡，魏忠賢被幹掉，文官集團中的極端分子東林黨上台，他們就決心向毛文龍下手了。

其實這個事情還是有可能和平解決的——只要皇帝下令把毛文龍撤職讓他回家養老就可以了。但崇禎皇帝在別的地方糊塗，偏偏在這個問題上一點不糊塗。

在天啟七年九月，崇禎剛剛登基，毛文龍上疏抱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請求辭職。崇禎批示安慰他說：你遠駐海外，孤懸敵後，備嘗艱苦，屢次建立功勳。忠誠不二的心跡不言自明。我正對你寄予厚望，怎麼能在這個時候要求讓別人來接替呢？還希望能更加奮發努力，來讓我寬慰。

在崇禎元年三月，毛文龍上疏說糧餉器械都不足時，崇禎皇帝又安慰他說：毛總兵在海外勞苦，我非常想念（“該鎮勞苦海外，朕甚念之”）。現在內地的糧餉，都已經陸續發送解運，海天寥闊，不會送一次就夠了。我會嚴禁解運官員侵占貪污，一定要讓飢餓的軍隊填飽肚子。

在崇禎元年五月，毛文龍再次上疏陳述自己處境之艱難時，崇禎再次安慰他說：毛文龍本就是激於大義，挺身而出，開闢東江的抗金基地數年，這其中的苦心，我是深切了解的，別人的誹謗議論，何足置辯。

在崇禎元年七月，毛文龍就軍隊數量問題上疏辯白，說上次朝廷派大臣來東江檢查，只認可有三萬六千名士兵，其實還有很多地方他沒有去查驗，東江兵遠遠不止這個數。崇禎雖然沒有明確否定大臣核驗的結論，但也對毛文龍的申訴表示理解。他回覆說：遼民為了避難，屯聚在海島之上，扛上鋤頭就是百姓，接受盔甲器械就是士兵（“荷鋤是民、受甲即兵”），不能和內地招募軍隊規定軍餉當成是一回事情。你應該乘機奮勇，等有了顯著的功勞，誰能用糜餉作為藉口來攻擊？我寄於深切期望。

還有崇禎元年十二月毛文龍再次上疏說被誹謗的冤枉，崇禎依舊下旨勉勵他盡力去建功，人言自然平息，不必太理會那些誹謗。

崇禎之所以會幹掉魏忠賢，而堅決保毛文龍，是因為魏忠賢的問題比較複雜，涉及到的高層內幕他當藩王的時候不知道，所以相信了東林黨的謠言；但毛文龍的問題比較公開透明，各種來往的文件都會摘錄到塘報邸報上發布，大家都能看得到，他的功勞和東江鎮的戰略地位非常明顯，任何不帶偏見、真心為國家考慮的人都很容易想清楚。

所以，給袁崇煥尚方寶劍的時候，崇禎把滿桂和王之臣的尚方寶劍收回來了，卻沒有收毛文龍的，就是明確毛文龍還是歸皇帝直接管。他以為這樣就可以保住毛文龍。

但是他想錯了。東林黨人的無恥已經突破天際，超過了崇禎想象力的範圍。

通過崇禎的批示和尚方寶劍的處理方式，東林黨也算是看明白了：不要說讓崇禎殺毛文龍，就連讓他把毛文龍撤職都不可能。那麼，要實現明金和議，除了背着皇帝把毛文龍殺掉以外，就沒有其他選擇了。

為了誘殺毛文龍，袁崇煥才決定對東江實施禁運。所謂船隻需要到寧遠獲得批准才能駛往東江，其實根本沒有船隻獲得過批准，不論官船民船，所有運輸渠道都被切斷。

東江鎮孤懸海外，在北方寒冷的海島和山嶺之中建立根據地，靠自己屯田是無法自給的，士兵以及部分難民的吃穿都要依靠後方的接濟。袁崇煥這一招，就是斷了大家的活路，連續八個月的物資禁運，讓東江出現了大量餓死人的情況。毛文龍在塘報中所稱：“東江缺糧，餓死多命”、“東江各島絕糧，地上又無野菜，兵丁餓死”，出現了兵丁想要奪船逃亡的事件，而且為了爭奪船隻，自相殘殺。

這些事情被後金獲悉，又趁機發兵來打，東江兵“糧餉不敷，士皆菜色，馬匹甲冑器械全無”，難以與之為敵，導致大量被東江恢復的領土又再次失去。

在戰爭史上，將士在前方打仗，後方官員腐敗無能而後勤供給不足的情況多有發生。但像袁崇煥這種，為了內部鬥爭的需要，主動對自己國家孤懸海外的士兵和人民實施物資禁運，不惜將他們餓死在前線的事情，可謂古今罕見，必須無恥狠毒到一定境界才能幹的出來。不管毛文龍有罪沒罪、該不該殺，袁崇煥的這種手段，都是對國家和人民的嚴重犯罪，被千刀萬剮也一點不冤枉。

更讓人完全不能想象的是，袁崇煥一邊禁運餓死自己的將士和同胞，一邊卻拿出大量的糧食布帛去接濟已經背叛明朝、投降後金、與後金結成同盟的喀喇沁蒙古部落。

喀喇沁蒙古部落的位置正好位於後金與薊門鎮的中間，後金要從攻打薊門，必須經過喀喇沁的地盤。喀喇沁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都是明朝的藩屬，與後金為敵。但是天啟七年，後金打朝鮮、打毛文龍的時候，袁崇煥不僅不去援救，還跟後金議和。這讓蒙古部落對明朝非常失望。王之臣當時就跟朝廷報告說，蒙古部落對此提出了嚴重抗議：“你漢人全沒腦子……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弔孝求和，反倒教別人與他為仇，我等不如也投順罷了！”後來皇太極通過軍事政治壓力，逐步的也就招降了這些部落。

從崇禎元年的三月，到崇禎二年的一月，包括喀喇沁在內的漠南諸多蒙古部落先後投降後金，與其達成盟約。盟約的內容明確規定：

“各部蒙古諸貝勒……若征明國，每旗大貝勒各一員、台吉各二員，以精兵百人從征，違者，罰馬千駝百。”

有了這樣直接針對明朝的軍事同盟條約，喀喇沁部落就跟後金可以視為一體，都是明朝的敵國了。

這個事情我們不知道袁崇煥是否清楚，但大同總兵滿桂的情報非常迅速，在盟約還在準備的過程中，他就向皇帝報告，稱喀喇沁部、速不的、伯彥二部等三十六家全部叛變投敵，歸附後金。崇禎曾經派人去爭取過，希望這些部落改變主意，但是被拒絕了。

所以，袁崇煥在崇禎二年三月，還以救災為名，賣給喀喇沁部等蒙古部落糧食、布帛等物資，就是在資敵。蒙古部落從袁崇煥這裡買了大量的糧食布帛運走，不僅自己吃，還拿去幫助同樣面臨嚴重糧食短缺的後金。實際上，根據到前線視察的官員匯報，在蒙古部落派來買糧買不的隊伍中，就有上百女真人混雜在其中。崇禎皇帝當時對袁崇煥十分信任，基本上他奏報什麼就批准什麼。唯一的一次駁回袁崇煥的請求，就是這個事情，而且措辭極為嚴厲，不容商議：

“着該督撫嚴行禁止！……如有疏違，以通夷罪論處！”

但是袁崇煥並沒有遵守這個聖旨，仍然繼續偷偷摸摸的賣米給喇沁部落。他的理由是，蒙古這邊饑荒嚴重，如果不接濟他們，他們就會倒向後金。同時他向皇帝保證，喀喇沁部“斷不敢誘奴入犯薊遼”。

袁崇煥之所以敢下這樣的保證，並不是覺得喇沁部會忠於明朝，而是因為，他認為後金正在積極爭取與明朝議和。根據袁崇煥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如果議和成功，後金根本就不會來打明朝，當然也就不會有喀喇沁部協助後金入犯的事情發生了。

當時的情況看起來確實如此，皇太極對議和的事情再次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什麼條件都好談，對袁崇煥在錦州和大凌河堡的工程也不那麼介意了。他崇禎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和中表現得非常謙卑，說：“我等小國，豈敢征討大國耶？”又說：“我願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誠心遣使，如何議和，聽爾等之言。”

顯然，皇太極在說謊，因為就在他寫這封信的同時，他跟蒙古部落的盟約裡面明確規定了“若征明國”的戰爭條款。他正在積極為遠征明朝做準備。

至於具體的條件，皇太極在四月二十五號的信中簡直就是對明朝卑躬屈膝了：“爾鑄金國汗印與我。至於以修好之禮、相饋財帛，爾等計之。勿待我如察哈爾汗，則我不能允。”他竟然請求明朝賜給他金國汗印，這就是願意向明朝稱臣。而且連每年向明朝索要的錢，也不再像上次一樣獅子大開口，什麼黃金十萬兩、白銀一百萬兩之類的，提都不提了——你們看着給就行了，比給蒙古林丹汗（察哈爾汗）的條件好一點就可以。

皇太極怎麼會突然變身和平主義者了呢？他剛剛收降了蒙古三十六部，正處在發動進攻的絕佳位置上，好好的議什麼和？

顯然，誠心議和是不可能的。議和的目的無非那麼幾個，一個是騙點錢來花，一個是讓明朝方面放鬆警惕，三是讓那些蒙古部落知道明朝已經無意與後金為敵，加速他們征服蒙古的步伐。

皇太極不僅給袁崇煥寫信，還給朝廷寫信。當時兵部尚書王在晉堅決反對與後金議和，他回覆說：沒有議和，只有投降。投降之後，歸還全部遼東土地、人民以及叛徒，才有和平。不然只有大兵進剿一條路。

這個王在晉不是東林黨，天啟初年就是兵部尚書，因為反對孫承宗建寧遠-錦州防線，給貶到南京去了。這是因為天啟皇帝支持孫承宗，跟魏忠賢沒關係。但魏忠賢被打倒以後，他被東林黨錯誤的當成受魏忠賢打壓的“忠臣”給提拔了回來，繼續當兵部尚書。東林黨在這個關鍵人事安排上看錯了人，議和的事情因此遭到嚴重挫折。

袁崇煥得知議和遭到王在晉抵制，非常生氣，就私底下寫信給錢龍錫等權臣說：要想遼東做事方便，非換掉王在晉不可。

沒過多久，東林黨大佬、內閣大學士劉鴻訓因為收受賄賂，在任命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的詔書上面增加了四個字——“兼轄捕營”，就是把北京的巡捕治安也劃給張慶臻管了。買官賣官在當時已是常事，但這個劉鴻訓也太大膽了，直接就讓內閣中書篡改皇帝詔書。很快被人舉報，事情敗露。劉鴻訓被下獄審問，又查出來一堆其它的貪污受賄的事情。

這個案子本來是東林黨自己犯的事情，跟王在晉沒關係。但他們把王在晉給牽連了進來，劉鴻訓被皇帝免職，王在晉也跟着被削籍為民。

新任兵部尚書王洽是個真正的東林黨，上了魏忠賢《東林點將錄》的。袁崇煥給王洽寫信說：“遼東議和，內閣已有主張。現在王在晉被拿下，就剩毛文龍了。他要是能同意議和當然好，要不同意的話，只能把他殺了。我願意當這個提刀之人。” 

——這句話是現存文獻資料中關於“議和與殺毛文龍之間存在因果關係”這個結論的重要證據，是袁崇煥自己白紙黑字寫在跟東林黨人的秘密通信中的，無可辯駁。

經過幾個月的封鎖，東江鎮的日子實在是過不下去了。袁崇煥這個時候對毛文龍說，我可以給你糧餉，但是你要多寧遠來一趟，有些事情當面商議一下。

毛文龍意識其中的危險，但還是去了。

去了之後，雙方談了半天，沒談出什麼結果。袁崇煥給了毛文龍一些糧食，就放他回去了，說下個月親自去東江視察，看看情況才能決定給你們發多少糧餉。

崇禎二年的六月，袁崇煥帶兵前往遼東半島最南端旅順海外的一個小島，叫雙島。他要在這裡再次會見毛文龍。

袁崇煥之所以在寧遠放過了毛文龍，是因為如果在寧遠殺了毛文龍，無法向皇帝交代。寧遠是他的大本營，他完全可以把毛文龍抓起來，然後向皇帝請旨如何處置，無需殺掉。所以必須進入東江鎮的防區，才能以情況緊急、不得不先斬後奏的藉口，告訴皇帝自己在毛文龍的地盤無法把他帶走，只能冒險殺掉。

但是，如果真的去東江鎮大本營皮島、鐵山、雲從島這些地方，那又太危險，可能殺不了毛文龍，甚至自己陷入危險境地也是可能的。所以袁崇煥經過精心考慮，才挑選了雙島，這裡既算是東江鎮的防區，又遠離皮島，沒有什麼東江兵駐守，是下手的最佳地點。

毛文龍因為上次從寧遠平安歸來，也就放鬆了警惕，沒帶多少人就去了。袁崇煥早已經布置妥當，在那裡等待多時。他以有機密事情相談為由，讓毛文龍的親兵在帳外等候，然後把毛文龍帶到在山上設立的一個大帳之中，隨即下令左右將毛文龍拿下。

袁崇煥拿出尚方寶劍說：皇帝賜我尚方寶劍，有專殺之權，就是為了誅殺你這種亂軍之將！

不容毛文龍辯駁，即下令：推出帳門斬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