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這書, 老公買了一套。台灣人在東北那一部分，我出於
反感和敵意，一直拒絕讀它。直到前不久認認真真讀完一遍，頗感羞愧。
我們這一輩人，有時候很難割捨“民族大義”，以致沒法用普通人的平常
心，去了解和體諒當年這些人的經歷。

　　繪理的擔心，我很理解。不過，歷史舊帳，到時候總有人要翻的，情
也是總有人要煽的。我想，趕在片面煽情之前，全面地客觀地介紹一些歷
史故事，對當年人的經歷多些同情的了解，少些無來由的敵意，也許有點
中和效果吧。

　　我只是摘取我感興趣的故事串起來講，比不上花田先生的數字化，那
才是真正系統而有價值的工作。謝謝花田先生。希望早日見到數字化文本
，讓大伙兒能一睹全貌。

二、“我是滿洲國人”

　　這張照片，攝於1939年12月，日蘇諾門坎戰爭之後，地點是在蘇聯境
內的赤塔市街。前排左起第二位，乃是吳左煙的二哥吳左金先生。當時他
任職滿洲國外交部政務司第一課課長，隨團來此與蘇聯人談判國界勘定問
題。

　　諾門坎介於滿州與外蒙古之間，中間有條哈拉哈河。日本和滿州認為
，滿蒙應以哈拉哈河為界，但外蒙古則主張以哈拉哈河以東很遠的地方為
界。1939年4月 25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下達《滿蘇邊界爭端處理綱要》
，決定在邊界爭端中，第一線部隊可以越界攻擊；而在在邊界線不明確的
地區，防衛司令官可以自主劃定邊界線。於是邊界衝突升級。到了5月，已
往小規模的邊境爭端，終於演變成一場大仗。

　　這一仗，從5月一直打到8月，打得天昏地暗。最後，蘇軍龐大坦克群
突然出現，關東軍慘敗，尤其小松原第23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吳左金
先生回憶說：

　　“日本軍死傷率達百分之七十三，共一萬一千多人(多為蒙古人、滿洲
人，日本人不到十分之一)，此為關東軍建軍以來最大敗績。我們組成代表
團前往現地時，屍體尚未收完。”

　　進入9月，德軍侵入波蘭，第二次歐洲大戰爆發，世界形勢陡變。蘇聯
和日本，都急於結束這場戰爭。從9月8日開始，日本駐蘇大使東鄉與蘇聯
外長莫格托夫展開談判，16日凌晨3時，蘇聯同意日本提案，“在邊界劃定
以前，兩軍在有爭議的地區均不得越過停戰時的第一線”，雙方簽訂了停
戰協定，並決定組成委員會展開邊界堪定談判。

　　吳左金先生參加了這個堪界談判，他說：

　　“諾門坎衝突後，由滿洲國外交部派一位蒙古人為主任委員，及十四
、五位委員，另外關東軍派技術人員十餘位，共同組成國界確定談判委員
會，赴蘇俄赤塔，與蘇俄外長交涉，要求返還屍體及俘虜，並於九月十五
日成立停戰協定。我為外交部特派員之一，負責談判時期的文書工作。會
議之初，國際形勢至為緊張，蘇聯刻意對日本及滿洲示好，用專用特別列
車往返載我們與會，會議期間亦招待周道，特別清出一間旅館供我們居住
。前後共兩星期。兩國確定國界，由關東軍負責測量，大體按照蘇方主張
達成協議，於民國二十九年八月正式予以確定。

　　“此一會議結束後，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訪歐，並赴莫斯科簽訂日蘇互
不侵犯條約(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如今回想，我以一台灣人而能參加
此一國際會議，感到很光榮。”

　　吳左金先生於1931年從日本明治大學畢業，發現自己無法與當地日本
人競爭，就回了台灣。1932年3月，滿洲國成立。8月，吳左金即來到滿洲
求發展。先在外交部做普通職員，一年後以在職身份參加外交官考試，一
舉考中，出任滿洲國駐朝鮮新義州副領事。1936年調回新京(長春)，任外
交部庶務官、課長。 1943年派駐汪精衛南京政府轄區內的濟南，擔任滿洲
國駐濟南領事館總領事。

　　滿洲國給吳左金先生留下了不錯的印象，他覺得自己終於可以與日本
人平起平坐了：

　　“在滿洲，台灣人和日本人待遇相同，並無任何差別待遇，在那裡的
日本人不似在台灣的日本人般歧視台灣人，比如在台灣的日本人是不會和
台灣人通婚的，但在滿洲卻有。不過在滿洲的日本人亦分成兩種，若原本
就在大陸之日人則對台灣人有歧視之感，直接由日本來滿洲者則不會。在
大陸之日人視台人如在廈門犯罪的台人一樣，以為台灣人都是較次等的人
民，因而產生觀念上的偏差。”

　　吳先生手下，就有一個日本領事抱持這種偏見，被他發現，訓了他一
頓。該日本人被吳先生一說，“頓時面紅耳赤”。

　　當年任職滿洲國外交部的台灣人，自然不止吳左金先生一個。事實上
，滿洲國第一任外交部長，就是一位台灣新竹人，名叫謝介石。

　　這位謝介石先生，1879年生，新竹國語傳習所畢業，以後再入新竹公
學校就讀，畢業後在新竹辦務署任通譯，由於表現優異，被當時新竹廳廳
長里見正義推薦到東京東洋協會專門學校(今拓殖大學)任台語講師。謝在
傳習所時即有神童之稱，到日本後除教書外，也進入明治大學攻讀法律，
與吳左金算是前後同學了。

　　在明治大學，謝介石與辮帥張勳之子結成好友，畢業後被推薦到張勳
處工作。1915年謝介石放棄日本籍，改隸中華民國國籍，接着就參與張勳
復辟。復辟失敗，經張勳推介，結識了遜清皇帝溥儀。1927年，謝介石擔
任溥儀的“外務部右丞，天津行在御前顧問”。滿洲國成立後，謝出任第
一任“外交部總長”，後來又任滿州國駐日大使。1937年辭職退隱。

1932年吳左金初到滿洲國時，曾經去找過外交部長謝介石，請他幫忙安排
一個職位，但是根本沒用。在吳左金看來，謝介石能當外交部長，不過因
為他是關東軍所利用的人。“所有人事權全由關東軍決定，他根本無權置
啄。當我去找他時，他要我等候看看，但等再久，甚至一輩子也沒有用，
我知道很多人去拜託他，也都無功而返。”

　　吳左金這樣的遭遇，並非個例。當年在滿洲國政府裡面任職的台灣人
，不下數十人，除了一個溥儀御醫，台北人黃子正，是通過謝介石推薦以
外，其餘人等，差不多都是循正規途徑，如參加高等官考試等等，憑自己
的本事而被選拔上來的。

1935年，謝介石有過一次衣錦還鄉的絕大風光。這年是日本占領台灣的“
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舉辦世界博覽會，滿洲國也設館參與。到台灣
主持參展儀式的，就是時任滿洲國駐日大使的謝介石。

　　台灣彰化人謝報先生，當時年僅20歲，對謝介石返台時的風光，記憶
特別深刻：

　　“謝介石是以宣統御派駐日大使的身份回台參加慶祝大會，會後並視
察台灣政情。因為謝介石是代表滿洲皇帝參與紀念會，台灣總督府奉謝介
石有如日本皇室一般尊重，那種排場不由得令我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
感慨，從此一心只想效法謝介石出人頭地。”

　　於是，“自認在台灣無任何前途”的謝報先生，留學日本畢業後不久
，即參加滿洲國高等官考試，順利通過，於1938年前往滿洲國專門為政府
官員開設的“大同學院”受訓。

　　在滿洲國的台灣人，與謝介石同時回台參加博覽會的，還有一位台南
人楊蘭洲先生。然而楊先生的經歷不僅一點兒也不風光，而且還有點難堪
，以至於他不肯承認自己是台灣人，只說“我是滿洲國人”。

　　象吳左金先生一樣，楊蘭洲先生也是在1932年到滿洲國的，當年他25
歲，剛剛畢業於東京商科大學。說起去滿洲國的原因，楊先生道：

　　“日本對台灣實行殖民統治，青年人想在台灣攻讀經濟政治無異與虎
謀皮；而且台灣人在公家單位就職，最多只能做到課長，想再往上發展根
本不可能，因此許多有志向的人都往外求發展，或去大陸，或去美國。是
時日本國內又不景氣，就職困難；而日本在滿洲事件(九一八事變)發生後
半年即成立‘滿洲國’，正迫切需要許多人才，故選擇赴‘滿洲國’發展
。”

　　在滿洲國，楊蘭洲先是就職於法制局，一年後轉到專業對口的經濟部
商務科，升為事務官。1935年台灣始政四十周年紀念，他由於職務關係，
與謝介石先生一同回台，參加博覽會。他回憶道：

　　“日本人對台胞極為刁難，台灣人回台灣需受到一再的盤查，因此為
了節省麻煩，我不願說自己是台灣人。以免收到刁難。到上海搭船時，日
本人問我是哪裡人，我說是‘滿洲國’人。他們和我說日本話，我假裝不
懂，表示只會說英文和滿洲話(北京話)。”

　　在楊蘭洲眼中，滿洲國最大的好處，就是不受歧視台灣人。在台灣的
大學畢業生，一個月僅60元，在滿洲的薪水則跟日本人同等，月薪170元，
可以生活得很富裕。

　　雖然生活很富裕，楊蘭洲先生卻不喜東北寒冷天氣。當初世界上承認
滿洲國的，不過意大利、德國和日本三國而已。到了1941年，才又有泰國
等與滿洲國建交。建交之後要設公使館。楊蘭洲遂利用這個機會，擔任駐
泰領館一等經濟書記官，來到了泰國。

　　在泰國，滿洲國領事館比日本大使館還財大氣粗。楊蘭洲說，這兩個
領館地位平等，但因為日本大使館人多，經費就顯得少，滿洲國公使館才
六、七個人，經費自然充裕。最好玩的是，滿洲國沒什麼人去泰國，以致
領館被辦成了半個“台灣領事館”：

　　“‘滿洲國’人在泰國還蠻被看重，台灣人就不一樣了。台灣人去泰
國者，完全沒有依靠，常被泰國政府欺負，他們都想來當‘滿洲國’人。
因此產生這樣有趣的現象：‘滿洲國’到泰國設公使館，‘滿洲國’沒有
人來，來的大多是沒有受到保護的台灣僑民。”

　　無獨有偶，吳左金先生擔任朝鮮新義州領事時，也多有中國僑民自稱
滿洲國人，尋求滿洲國領館庇護的。吳先生談道：

　　“當時國民政府在朝鮮亦設有一中國領事館，負責當地中國僑民的事
務，但中國僑民發生糾紛，多利用‘滿洲國’新義州領事館的權勢，因為
日本人比較偏向‘滿洲國’這一方，所以僑民有事都來找我們，通常只要
協調一下就即通融過去，而中國領事館的作用則不大。在我任內，曾有一
兩個中國僑商被日本憲兵抓走，他們跑到領事館來求救，我去說情，日本
憲兵隨予放行。”

　　無論是泰國的台灣人，還是朝鮮的中國人，自稱為“滿洲國人”，都
是老百姓們在戰亂中求生求存的無奈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