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的邏輯

文章作者：責任編輯：ldzldz　錄入時間：2003-12-10 15:28:00 來源： 學習時報

● 王緝思　

民主的擴大促進霸權思想的膨脹 美國國內民主的發展變化，加強了美國的霸權地位，也充實了它的霸權主義思想。歷史上的美國民主，主要是美國白種男人之中的民主。早期美國政治家中的白人種族主義傾向盛行。開國元勛之一托馬斯?傑斐遜對黑人的歧視是人所共知的。連以主張解放黑奴聞名於世的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也說過天性在白人和黑人之間設定了一條鴻溝，可能將永遠阻止他們完全平等地生活在一起。早期的美國意識形態和霸權主義，是以種族主義為主要特徵的。正如美國歷史學家邁克爾?亨特所說： “（過去的）美國決策者以種族等級來衡量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價值。他們對背離美國模式的革命，尤其是左派的革命，顯示敵對態度。”美國外交中的種族主義色彩，在對待東亞各國特別是中國革命的態度上，在越南戰爭中，都表現得十分明顯。此外，國內的種族歧視，對人權的粗暴踐踏，包括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的麥卡錫主義，使美國民主對外界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色人種和少數族裔對保衛美國起到了巨大作用，種族主義開始不攻自破。冷戰初期，出於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的需要，杜魯門政府取消了美國軍隊中的種族隔離制度。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中，馬丁?路德?金援引《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的人權原則，證明“人人生而平等”對白人和黑人同樣適用。其後美國社會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批新移民的湧入，對美國民主的形態和政治凝聚力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事實上的種族歧視遠遠沒有銷聲匿跡，但種族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已經臭名昭著。族際平等、膚色平等、男女平等，成為社會必須遵守的“政治正確性”。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在大批新移民進入美國的時代，一個缺乏共同文化、共同種族、共同宗教的“美利堅民族”的根基是什麼？依靠什麼來凝聚？美國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的解釋是：美國比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需要民主、自由、人權這些信念來支撐。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的外交政策也需要更多地體現這些“美國理想”，因為外交畢竟是為國內政治服務的。在外交中更多地表現美國意識形態和“民主訴求”，對其他國家而言則意味着外交中更強烈的霸權色彩。 美國民主中的多元化趨勢，已經明顯地表現在對外關係中。從一定程度上說，是美國對古巴實行霸權政策，才帶來了古巴難民外逃，古巴血統的美國人才可能急劇增加到現在的130多萬。同時，這些美籍古巴人對佛羅里達等州的地方政治，對美國對古巴的政策，都產生了較大影響，強化了美國對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政府的敵視態度。越南戰爭的後果之一，是越南統一前後大批越南南方人移民到美國。現居住在美國的越南移民已經超過了100萬。亞太血統的美國人現有總數達1250萬以上。在美國的外交系統、軍隊系統、情報系統和跨國公司中，少數族裔和非白人所占的比例大大高於他們在全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這些涉外系統雇用美籍亞洲人去擔任同亞洲各國相聯繫的工作；用美籍拉美移民去加強同拉美各國的聯繫；用美籍伊朗人、美籍阿拉伯人去收集有關中東地區的情報，從事反恐鬥爭；在駐韓美軍中利用有韓國血統的官兵同韓國人溝通……。同時，美國政府很少擔心這些少數族裔的美國人會被同他們有血緣關係的國家利用來對美國策反。這是美國外交在心理和手段上的重要優勢。在人才的使用上，美國能夠不拘一格。出生在德國的猶太人基辛格，出生在波蘭的布熱津斯基，出生在捷克、成為美國有史以來官階最高的女性的奧爾布賴特，父母來自牙買加、本人出生在紐約黑人區的鮑威爾，都是美國多元化在外交上的代表。對他們的重用，不僅為美國在國際上的霸權添磚加瓦，也有利於加強國內少數族裔的向心力。 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中所占數量、比例和政治影響的增加，一方面對社會凝聚力和美國的白人文化傳統形成了挑戰，另一方面也加強了美國對外部世界的關注。近幾十年來進入美國的新移民，特別是其中的政治活躍分子，增加了美國對外擴張和“人權干預”的動力。在美國定居的外國人和新移民中的政治活躍分子，通常是原來國家內部的反對派，不少人以受本國迫害為由，想通過他們的“新祖國”去實現在故土沒有條件實現的目標，力爭在美國長期居住並發揮影響。出於種種原因，他們往往比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更加積極地要求美國加強對外干涉的力度。可以說，對外國內政的干涉符合這部分美國公民的“民主要求”。 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政治中，民族宗教問題十分突出，對日益多元化的美國社會也構成重大挑戰。克林頓在他1993年的就職演說中強調：“現在內政與外交之間已不再有明確的界限。”這一點在民族宗教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9?11事件對美國的一個警示，就是世界範圍的民族宗教問題，特別是伊斯蘭的激進思想和勢力，如果任其發展，將嚴重影響美國的國內穩定和團結。9?11把世界範圍內“文明的衝突”進一步延伸到美國國內，加劇了政治主流同種族、宗教、文化多元的矛盾，加劇了社會控制同公民權利的矛盾，加劇了開放的移民政策同排外情緒的矛盾。緩和這些國內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反恐為旗幟，打擊國際上的伊斯蘭激進勢力和“邪惡國家”，鞏固美國的世界霸權。 在國際上反恐和在國內緩和內部矛盾的這種微妙關係，對美國領導集團來說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9?11之後，美國領導人反覆強調，恐怖襲擊的原因同美國的中東政策無關，也不是“文明的衝突”。他們對9?11的解釋，是美國代表着自由、民主、人權、寬容的理想，因而遭到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邪惡國家”）的嫉恨；後者代表的是專制，是偏狹和仇恨，是對人類尊嚴、自由和生命的藐視。把9?11視為對美國民主制度和理想的攻擊，為美國人所普遍接受。在 9?11當天發表的演說中，布什總統就說：“美國成為攻擊目標，是因為我們是在世界上代表自由和機會的最明亮的燈塔。”在9?11之後兩個月，布什在穆斯林齋月前夕發表講話，對美國和全世界的穆斯林致以“熱烈的問候”，稱頌伊斯蘭教“教導人們仁愛、憐憫與和平”，“它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宗教之一，現在美國已有幾百萬信眾”，並宣揚美國正在通過人道主義援助，重建阿富汗。12月13日，布什又向穆斯林祝賀伊斯蘭新年。這些姿態，旨在表示美國的“兼容並包”和 “仁慈”，企圖把外部世界對美國霸權的不滿和反抗，統統歸入“反自由、反民主”的行列，從而加強國內凝聚力。 縱觀歷史，可以看到一個不變的美國信條，即深信“國家的偉大有賴於為自由而創造安全的世界。”隨着國內的社會變化，特別是種族、宗教、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外延的擴大，美國霸權的社會和宗教基礎逐漸從白人種族主義和基督新教的“天定命運觀”過渡到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普適價值觀”。布什總統在2002年美國獨立日的演講中說，今天“沒有美國種族，只有美國信念。”（“There is no American race; there's only an American creed.”）如果美國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為其霸權行為提供了思想基礎的話，民主則為其霸權行為提供了制度基礎，使美國人在國家的旗號下團結對外。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霸權思想的膨脹，是同美國民主的逐漸擴大和多元化趨勢的增強同步發展、相互促進的。正如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王希教授所論證的，在美國政治文化的影響下，“國家不再僅被視為一種具有強制性和壓迫性的權力機制，而更多地被視為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價值體系，一種經濟利益的汲取和分配製度。當國家成為了公民利益的絕對基礎時，維護國家利益便成為公民的願望與義務。”（3） 民族主義和基於國內體驗的國際行為方式 任何一個民族的民族主義，都包藏着若干非理性的因素。比如，民族主義通常包含這樣一種信念：自己的民族是可愛的，偉大的，愛好和平的，樂善好施的，自己的民族強大起來是全人類之福；而別的某個或某些民族卻是醜陋的，渺小的，侵略成性的，自私自利的，它們強大起來便是全人類之災。站在超越民族主義的立場，這樣一種信念是狹隘而沒有說服力的，缺乏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的學理基礎。但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場上，這一信念卻是很自然的，是被本民族對歷史和文化的描述而趨向理性化的。美國的民族主義披上了漂亮的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理性外衣，從而向國內公眾掩蓋了它非理性的一面。 美國的民族主義是和美利堅民族的形成相關的。由於美國人不是來源於同一種族、文化或宗教，共同的政治價值觀（即上文所說的意識形態）便成為美國民族主義的主體。華裔美國學者裴敏欣在一篇專門論述美國民族主義的文章中指出，美國民族主義的首要特徵就是它基於政治上的理想，而非文化或種族上的理想。裴敏欣的文章還揭示了美國民族主義的另外一些特徵，如美國的民族自豪感來源於美國的物質力量、科技成就和全球影響；愛國主義由民間自發推動而不是由政府來促進；美國民族主義是勝利訴求，樂觀地向前看，而不是像絕大多數的民族那樣是悲情訴求，倒回去看歷史，因而美國人對悲情訴求的民族主義甚少同情。這些都是很精闢的歸納。 美國人的自豪感不僅表現在為本國的稱頌和辯護上，還表現在對本國的批評上。一些美國思想家和學者對美國政府和美國政策的批評，對其歷史的反思，對種族歧視和其他社會弊病的揭露，其尖銳、深刻的程度甚至超過外國人對美國的批評。美國不少文藝影視作品把美國國會議員甚至總統作為反面人物來刻畫。但是，當代美國人卻幾乎從不以任何外國為榜樣，或者認為美國人的醜惡行為超過其他國家。換句話說，他們看到了美國的惡，但看不到有比美國更好的國家。他們更不會因為批評美國而站在美國的敵人一邊。著名的美國左派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在9?11之後強烈譴責美國自己的恐怖主義行為，但同時指出：“（本?拉登）這夥人在以往的二十年裡殘酷傷害當地窮苦和被壓迫的人民。恐怖分子從不把人民放在眼裡。”伊拉克戰爭之前訪問中國的一位美國學者，表示對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但他又說，一旦戰爭爆發，他會盼望美國速戰速決，減少美軍傷亡。尖刻地揭露和批判“美利堅帝國”外交的學者查默斯?約翰遜寫道，冷戰時期蘇聯在東歐建立衛星國，其實美國在亞洲所做的也是建立自己的衛星國；現在“美國官員和媒體總是說伊拉克和朝鮮等國家是 ‘無賴國家’，但我們必須問問美國自己是否已經成了一個無賴超級大國。”無論如何，約翰遜並沒有說、也不會說美國的行為比蘇聯、伊拉克和朝鮮更惡劣。 美國的民族主義確實是由民間自發推動而不是政府促進的，美國也很少有形式上的官方媒體或“御用文人”，這是美國人很引以為自豪的。美國媒體如果想讓公眾懷疑外國（特別是它們眼中的專制國家）媒體報道的準確性，只須說“這是該國官方媒體說的”。這是美國公眾對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很難同情或理解的重要原因。此外，同歐洲等地的人相比，有出國旅行和在國外生活經歷的美國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很低。今天美國的社會精英絕大部分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長期生活在國內穩定和衣食無憂的環境下（享有“免於恐懼和匱乏的自由”）。所謂“飽漢不知餓漢飢”，他們難以想像、更難以接受其他國家尤其是窮國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美國是個外向的民族。美國人不諱言私利，而且認為私利同公利未必是矛盾的。美國人對於自己在外交上追求私利的目標和自以為是，也很少加以掩飾。1998年2月，時任國務卿的奧爾布賴特在為美國向伊拉克發射巡航導彈的行動辯護時說：“如果我們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是不可缺少的國家。我們站得高，看得遠。”短短幾句話，充分表現了美國人的一種心態，包含着一種邏輯。這個邏輯就是：美國像市場經濟中的一個企業那樣，向世界提供着某種公共產品（穩定、經濟增長等等）。一個大企業的動機是為自己創造利潤，但它納稅，提供公共產品，客觀上有利於社會。同理，美國的動機當然是自私自利的，但別的國家都需要美國，因此它在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美國為自己做的越多，對世界貢獻越大，它的利己就是利人。關於企業和社會的關係，里根總統的一位密友和謀士、大企業家賈斯廷?達特說過：“我從來不尋求一個要造福於人類的企業。我覺得，一個企業如果雇用了很多人，賺了很多錢，它事實上就在造福於人類。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包含着貪婪，我覺得這沒有什麼錯。”奧爾布賴特和達特的話代表着美國人對企業利益、國家利益的認識，他們坦言一己私利，而沒有感到在道德上有什麼缺陷。美國人為什麼不能用像他們的國內政治那樣一種民主、平等、溫和的方式來維護他們在國際上的權益，而往往要訴諸強權乃至暴力呢？這個問題也可以在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中得到一些解釋。 美國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美國人從小受到的個人主義思想灌輸，推崇的是依靠個人奮鬥，在激烈無情的社會競爭中取勝，取得安全感和成就感，成為本行業的先鋒和領袖。同歐洲發達國家和日本相比，美國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更加強調個人和企業的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賴政府和社會保障，強調個人利益是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自然天性去自由競爭，實現人力和物力的最佳配置。美國學校鼓勵個人與眾不同的表現，培養領導才能。這種社會習俗和思維同中國社會中那種依靠家庭、集體和組織來解決個人問題的行為方式，那種把一切個人成就歸功於集體、歸功於領導的思維習慣，是截然相反的。美國人以具備領導才能為驕傲，到處都搞競選和“競爭上崗”，在國際上當然也會以“捨我其誰”的態度去爭“領導地位”，而不會像在滲透了儒家文化的社會裡那樣，擔心“槍打出頭鳥”。 在美國早期的歷史中，法制不健全，邊疆無限大，社會鼓勵的是一種挑戰權貴、尚武鬥狠、見義勇為的孤膽英雄。將這種西部牛仔精神搬到以缺乏權威和法制、競爭激烈、無政府狀態為特徵的國際舞台上，就產生了美國式的霸道和領袖慾。一位美國社會學家在冷戰時期就指出：“一個美國人終其一生而追求某種安全感，而他對個人主義的不可割捨又使這種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美國民族就像美國個人一樣，在物質、社會和道德方面都做出自我破壞來追求某種安全感，但卻永遠無法獲得它，因為美國不是試圖通過平等與合作來贏得安全，而是試圖獲取優勢並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世界許多地區。”如果此言不謬，那麼今天美國外交上的單邊主義，軍事上追求絕對優勢的理念，就是美國式“個人英雄主義”靈魂深處所固有的特徵在國際舞台上的自然表現。 關於美國人通過戰爭來實現個人夢想的傳統，另一位美國學者羅伯遜這樣寫道：美利堅民族今天常常被看成一個大寫的個人。個人的品質、美德和理想歸屬於國家。美國人仍然講着美利堅民族的故事，仍然相信美利堅國家的團結、偉大目標和最終命運。這些故事的主題常常是有組織的大規模行動，常常是體現了民族主義和自由理想的戰爭。美國的戰爭是革命，是具有世界規模的內戰。那些戰爭的目標是自由，是摧毀奴隸制（無論其形式如何）和實現個人和國家的獨立。在美國神話中，戰爭表現了這樣的信念：只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心甘情願地為所嚮往的目標貢獻自己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美國人就能做到想做的一切，能夠締造諸多國家或重建諸多社會，能夠加速進步，給世界帶去自由和民主。 羅伯遜這段話寫於1986年。此後美國從海灣戰爭一直打到伊拉克戰爭，續寫着它的戰爭神話，其模式、理由、目標和國內動員方式與羅伯遜的描述如出一轍，都是“正義戰勝邪惡”，要求敵人徹底投降。正如美國社會學家李普塞特所指出的， “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們很少認為自己只是在捍衛本國的利益。由於每一場戰爭都是善與惡的較量，因此惟一可接受的結局就是敵人‘無條件投降’”。 那麼，在美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傳統中，是否有一種支持其對外霸權行為的暴力傾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十分謹慎，因為每種文化、每個民族都兼有和平與暴力兩方面的傳統，很難說美利堅民族要比其他民族更崇尚暴力。但是，幾十年來美國頻繁發動對外戰爭，卻不斷在宣傳美國比別的國家更愛好和平，無論如何是具有諷刺意味的。美國學者米德在解釋美國外交何以取得成功的近著中探討了美國的“好戰傾向”（warlikedisposition）。他說，“人們常說美國人民比他們的西歐盟友更信奉宗教。但同樣正確的是，他們也更加具有軍事傾向。”關於美國社會的暴力傳統，美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的話也很有啟發： 我們總自以為是一個溫和的、寬容的、仁慈的民族，一個受法治而不是君主統治的民族。……然而，這決不是我們傳統中惟一的氣質。因為我們一直是一個崇尚暴力的民族。看不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正視我們國家的現實。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身體內有一種破壞性的欲望。它源於我們歷史上社會制度中的黑暗和緊張關係。畢竟，我們從一開始就屠殺印地安人並奴役黑人。毫無疑問，過去我們做這些事情時，手持《聖經》和禱告書，但是，沒有人能像我們意識到自己國家的使命。在它的深處，在它的傳統中、社會體制中、條件反射中和靈魂中，深深地埋藏着一種暴力傾向。 …… 我們無法逃避這樣的指責：我們的確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因為在這10年間我們殺死了3位在世界上代表美國理想主義的傑出領導人（引者按：指肯尼迪兄弟和馬丁?路德?金）。 我們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因為我們在過去3年來一直在從事一場與我們國家的安全和利益沒有關係的戰爭來毀滅另一半球的一個弱小國家（按：越南戰爭）。 我們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因為世界上許多人懷疑對美國最真誠的朋友和學者丹尼斯?布羅根（按：英國學者）先生的結論中有其內在的聯繫：“在國內兇殺成性的國家又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投擲原子彈的國家。我們能肯定這是偶然的嗎？” 我們是一個最可怕的民族，因為我們在國內和國外的各種暴行到現在還沒有喚醒我們的政治家的良知，或者削弱我們在道德上自以為始終準確無誤的超然信念。（4） 霸權行為的國內製約 像施萊辛格這樣一位曾任肯尼迪總統特別顧問的著名學者能夠如此深刻而尖銳地批評本民族的劣根性，甚至稱本民族為“最可怕的民族”，這在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是不容易想像的。在政治家中，卓爾不群的是曾任肯尼迪和約翰遜時期美國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他在各種非議和譏諷面前，勇敢地發表了揭露越南戰爭期間美國決策中不可告人的內幕、否定自己言行的回憶錄，並根據越戰的教訓，對冷戰後美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本文中提到和沒有提到的許多美國思想家、批評家對美國的反省，儘管囿於個人見聞和政治觀念，現在看來還不夠到位，但足以說明美國人是敢於而且善於反思的。這些批評家作為一個精英群體，在美國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對政府決策有影響的思想庫里十分活躍。除了學術追求、社會良知以外，許多人還有自己的政治抱負和利益考慮。在兩黨的政治角逐和宦海沉浮中，政治謀士同現行政策保持一定距離，針砭時弊，進行“小罵大幫忙”式的批評，有時會有利於個人前途。無論其動機如何，效果有多大，知識精英對政府的批評和質疑，對美國的霸權思想和行為形成了一定的制約。 美國政治中的權力制衡、輿論監督、公眾參與，也給美國的對外行為和政策選擇劃定了幾個界限。第一個是權力和權威的限制。總統雖然在外交上享有所謂“帝王般的權力”，但在發動大規模戰爭、國防預算、軍事戰略、外交大政方針等許多方面，仍然要受到國會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國防部等行政機構的制約，無法獨斷專行，完全按照個人的意志和政治利益決策。從整體來說美國的外交決策服務於其國家的長遠利益，而不會像希特勒德國或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的對外政策那樣，走向極端的狂熱、短視和非理性。 20 世紀70年代初的越南戰爭後期，美國的對外政策走到了本國歷史上狂熱、短視和非理性的頂點。至少上百萬越南人和五萬多美國人直接死於這場戰爭。1973年美國被迫從越南撤軍，最後導致給美國帶來巨大民族恥辱的失敗。越南戰爭的結束固然主要是國際因素的作用，但在美國民權運動背景下的人民反戰運動，也是約翰遜總統宣布不競選連任、尼克松政府決定撤軍的重要原因。尼克松曾經哀嘆道：“越南戰爭不是在越南的戰場上輸掉的。它是在國會大廳中、在大報和電視網的編輯室里、在傑出大學的課堂上輸掉的。”的確，當時尼克松雖然還有權力繼續進行這場戰爭，但已經失去這樣做的政治基礎和道義權威了。 其次是程序的限制。同歷史上的霸權國家相比，美國外交決策的透明度較高，可預測性也較強。2002年9月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了“先發制人”的戰略思想，激起了許多國家的強烈批評。但是，如果美國決定對其他國家發動先發制人的進攻，會在一段時間對該國進行公開的軍事威脅，利用危機，設定雙方讓步的底線，大造國內外輿論，與盟國磋商，而不會採取法西斯德國進攻波蘭、日本偷襲珍珠港、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那種突然襲擊的方式。這並不說明美國霸權的“善意”，而是說明美國決策過程的複雜會給其他國家提供應對危機、影響美國決策的機會，而不至於讓局面完全失控。 第三是道義的限制。由於政治、文化、宗教上的多元，美國政府無法壟斷道德資源，不能自稱是道義上的最終評判者。正像越南戰爭的結局所說明的，霸權的極端不義之舉終究會在美國國內失去道義支持。當美國的外交孤立、戰爭的持久和慘烈、無數的生靈塗炭、美國扶植的南越政權的腐敗無能、越南人民的英勇抗擊……，一切都活生生地擺在美國公眾面前時，所有為戰爭所做的辯解和動員都已無濟於事。此後，美國人在對外軍事干涉方面時，都會被越南戰爭的陰影所籠罩，不得不給戰爭持續的時間、美軍傷亡、對方的平民傷亡等等劃出一條底線。 第四是信息傳播的制約作用。雖然美國政府在冷戰後的海外軍事行動中竭力對新聞媒體加以控制，特別是9?11之後美國在對外關係中的輿論一律現象更為突出，但在全球化時代，信息畢竟是封鎖不住的。伊拉克戰爭前後世界性的反戰、反美輿論和示威遊行，在美國的媒體、思想庫和民意調查機構中，引起了相當大的震動。1970年，在國外出生的美國人占美國總人口的 4.7%，2000年這一比例已高達10.4%，即2837.9萬的美國人是在國外出生的，相當於法國人口的一半，接近加拿大的人口。就此看來，儘管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人出國的比例不高，但可以用來了解外國的國內人力資源非常豐富，國際信息十分發達。 結論 概括地說，以個人自由權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構成美國霸權主義的主要思想基礎。國內民主是這套簡單劃一的價值觀的制度基礎，而社會多元化帶來的民主外延的擴大，使這套價值觀具有更廣泛的社會適應性，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種“多數人的專制”。它逐漸超越了白人種族主義和基督新教的“天命觀”，在對外事務中演化成特殊形態的美國民族主義，造成了霸權思想的膨脹。國內社會發展的體驗，使美國人在追求民族私利的時候很少有道德顧忌，充滿自以為是的領袖慾望。同時，在美國的權力制衡、決策機制、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中，仍然存在着某些自我約束、自我反省的因素，為美國霸權主義走向狂熱和短視設定了邊界。 對美國霸權行為的思想基礎的探討，同挖掘美國霸權主義的經濟動機、戰略利益動機和國內政治動機並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的。需要強調的是，“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的簡單邏輯，不能為美國的國際行為提供完整的解釋。美國霸權行為的重要特徵，正在於美國作為一個民族有一種近乎宗教式的非理性的衝動。美國物質力量的強大、科學技術的進步，部分來源於這種衝動。這種非理性的衝動同時也造就了美國的全球擴張，以及外部世界對美國的反抗、反感和迷惑。人們可以用石油等經濟因素來部分地解釋美國1991年發動的海灣戰爭和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而用經濟因素來解釋科索沃戰爭就很牽強。阿富汗戰爭、越南戰爭、朝鮮戰爭等等，都離不開某種地緣政治的考慮，卻都與經濟動機掛不上鈎。但是，上述戰爭無一不同美國的價值觀有關。 最後回到本文開篇提到的霸權地位同霸權思想、霸權行為的區別上來。自從冷戰走向尾聲，人們一直期待着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和多極化時代的到來，而事實情況是美國全球霸權地位鞏固的形勢逐漸明朗，我們對多極化的表述則從1990年代中期的“加速發展”變成今天的“在曲折中發展”。歷史進程說明，特定形態的國際格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蘇聯的迅速解體和消失出乎人們的想像，美國霸權地位的上升也違背人們的願望。美國獨霸的局面決不會是永恆的，但歷史何時發展到美國迅速衰落的階段，人們只能拭目以待。 把美國從霸權地位上拉下來，把世界上其他權力中心的地位提上去，超過了現階段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的能力，因而是不現實的。但是，外部世界卻能夠對美國的霸權政策和行為施加影響，對美國的霸權思想進行分析和批評。9?11恐怖襲擊對美國霸權形成了強烈的衝擊，然而這種衝擊沒有分化美國社會（其策劃者也未必設定了這樣的目標），相反卻增強了美國的內聚力，進一步激活了美國的保守勢力、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客觀上促成了美國牽頭的反恐國際陣線，鞏固了它的霸權地位。由此可見，用恐怖主義活動來打擊美國霸權只能適得其反，同它進行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也得不償失。要有效地牽制美國的霸權行為，除了國際舞台上的外交折衝之外，還需要深入了解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以便充分利用美國社會中制約其國家霸權行為的諸多因素。 從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國霸權主義的國內思想基礎根深蒂固。在美國沒有從霸權地位上跌落時，要想撼動它的霸權思想，就要鏟斷那個單一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改變美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思維框架，使他們相信世界上有比美國更值得羨慕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當聽到外國人對美國在世界上四處插手的批評時，美國人經常不無得意地譏諷說：“是啊，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喊‘美國佬滾回去’，但又要悄悄補上一句：‘把我們帶上’。”這就是美國霸權的邏輯！可以推斷，只有當各國的美國領事館門前不再人頭攢動時，當美國形成向外移民的風潮時，美國的霸權心態才會泯滅，多極化時代才會到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