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安全架構與多邊主義國際研討會精華(組圖) 2005年03月12日 09:29

地區安全架構與多邊主義國際研討會在上海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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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安全架構與多邊主義國際研討會精華(組圖)

汪小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彭光謙：教授，中國軍事科學院戰略部少將

　　“地區安全架構與多邊主義”國際研討會精華——亞洲：多邊、安全與發展

　　⊙ 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弗里德里昂·艾伯特基金會共同舉辦的“地區安全架構與多邊主義”國際研討會於6月21—23日在上海舉行。來自歐洲、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的30多位外交及安全政策問題的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研討會。本刊現將與會的部分中方學者的觀點摘要簡介，以饗讀者。

　　新形勢下亞洲多邊主義發展趨勢

　　汪小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

　　◎ 雖然合作安全不能從根本上保障地區安全和穩定，但在多邊同盟、大國協調和集體安全等多邊合作機制無法建立的情況下，合作安全是唯一可行的亞洲多邊合作機制，雖不是有效的多邊合作機制，卻是增加互信、減少同盟體系和均勢政治消極影響、擴大大國合作、最終建立制度化多邊安全機制的途徑，可能成為未來建立有效的多邊安全機制的基礎。一旦條件成熟，合作安全有可能轉化為集體安全。

　　全球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出現了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和複合性關係。各國共同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關鍵是國際社會以什麼形式、途徑和規則管理或治理全球化。全球化進程從本質上講也是多邊主義合作進程，也為保持全球戰略穩定和力量平衡，開拓了新的外交空間與合作領域。亞洲不是是否選擇多邊主義，而是在多邊主義中如何選擇。

　　有效的地區安全機制是地區安全秩序的基礎，其不同的性質有不同的目標和功能，安全秩序也不同。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大體有四類：1、軍事同盟。2、大國協調。3、合作安全。4、集體安全。從性質、目標和範圍看，軍事同盟是一種以均勢對抗求安全的傳統模式，而大國協調則將多邊主義局限於大國之間，不能充分體現中小國家的安全利益。合作安全和集體安全從建立國際規範和制度出發保障所有國家安全，是一種共同安全、綜合安全，體現了國際關係發展的進步趨勢。從功能看，軍事同盟和集體安全制度化程度高，具有強制機制，難以降低安全困境的影響，衝突預防能力低，但危機管理能力較強。大國協調與合作安全強調非正式合作，制度化程度低，缺乏強制機制，衝突預防能力強，但危機管理能力弱。顯而易見，四種多邊安全機制之間存在密切關係，主要差別是制度化程度。

　　多邊主義在亞洲地區發展的主要原因是：1、國際權力結構變化。2、國際社會矛盾突出。3、國際組織作用上升。多邊主義和多邊外交已成為國際關係和各國外交的基本形式之一，與單邊、雙邊構成國際關係和國家外交的三大基本形態。

　　亞洲是世界上一個獨特的地區國際體系，不同於歐美、中東、非洲國際體系。冷戰時，亞洲安全合作基本模式是以美、蘇為中心的雙邊軍事同盟。冷戰結束後，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軍事現代化步伐加快，事實上形成地區軍備競賽局面。其合理性在於，兩極格局瓦解，東西方對峙消失，各國須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對付安全威脅。其問題是，在地區各國尚未建立信任措施與安全合作時，仍陷入“安全困境”。然而，隨着冷戰後亞洲安全關係性質變化，發展新型安全機制，維護地區安全秩序，成為了客觀需求。亞洲，特別是東亞，多邊主義、地區合作、國際合作已為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多邊外交的量和質有很大發展，一些地區多邊機制也在逐步制度化。多邊主義的國際合作形式和規範成為發展趨勢，據統計，亞太地區各種軌道的多邊安全活動近年來每年有200多次。其次是多邊主義和地區合作的觀念和國家政策及安全體系等內容與形式都在變化和發展。多邊主義不僅是為了突破安全困境，更是為了規範國家行為，形成國際體制。地區多邊安全對話與制度安排，以會議、協議、宣言、組織為形式，對有關國家的安全地位、安全環境、安全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地區安全合作不同於經濟、貿易領域的多邊外交，涉及國家主權核心部分的自我約束和自主讓渡，更複雜敏感，其深度和廣度都受到一定的制約。目前亞洲的多邊主義顯得更靈活，合作模式也更特殊。亞洲國家更重視非制度化和非機制化的形式。目前，亞洲的多邊主義，更多是觀念層面，而不是行動層面。

　　雖然亞洲各國對多邊主義認識並不完全相同，多邊合作發展的形式、層次和階段也各異。但多邊主義的戰略性、制度性、結構性、功能性、社會性發展趨勢明顯，各國共識在增多，都強調協調國家行為，推動國際合作，形成國際規則，建立國際制度，從而豐富了多邊主義外交實踐和理論體系，有利於改革國際組織，完善世界秩序。多邊主義的外交風格是謙虛謹慎，外交形式是協調合作，外交目的是互利共贏，即運用現有的國際機制，建立有效的危機預防機制和管理機制，統籌地區戰略和全球方針。

　　亞洲多邊主義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1、安全觀念轉變。各國意識到多邊主義不等於削弱主權，不是單方面控制或被控制，而是相互制約。因此大國主導不一定有效，一致規則才能有效，即主張民主的多邊主義，也就是從新的戰略視角，考慮新的地緣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提高多邊外交的法律和道義約束力，使多邊協議對大國強國的約束力大於雙邊協議，也就是說大國是希望通過多邊主義推行國家政策，而小國是希望通過多邊主義保護國家利益。2、制度需求增強。從體系層次上，各國關注的是國際制度對其國家行為的影響。而從單位層次上各國重視的是國家行為對國際制度的策略。多邊國際制度使國家趨於合作，國家利用國際制度爭取合法利益，使成員國具國際責任感。除加強間接協調，中介斡旋外，開始探討直接干預的可能性。平衡自身發展、對外影響及國際責任的關係。3、合作形式多樣。多邊政治對話磋商機制，非正式論壇，多國首腦會議，國際組織，國際制度等不同模式；政府，民間，全球，區域，一般，綜合，專業等不同層次；廣泛參與，尋求合作，維護和平，共同發展。4、地區意識上升。在國際制度框架內，採取集體方式和多邊行動，就世界問題，政治對話，協調治理。

　　亞洲地區多邊安全框架還具有以下三個特點：1、尚未形成多邊同盟、大國協調及集體安全機制，但近年來合作安全發展較快。2、以ARF為代表的泛亞太合作安全機制，缺乏制度保障，不能有效進行危機管理。3、不把有爭議的重大安全問題列為議題，無力解決影響地區安全的重大矛盾，在關鍵問題上往往拋開多邊主義，選擇更為可靠的雙邊合作。

　　就當前亞洲地區安全組織的現狀來看：1、各種機制並行發展，發揮各自影響，但作用不平衡，不協調，以大國為主導的組織仍占中心或支配地位，並有所鞏固和加強，初步形成多層次的安全框架。2、大國矛盾變化和關係調整是直接影響地區安全機製發展和安全走向的決定性因素，安全利益、責任和權力分配上的協調難度大。3、淡化軍事作用，加強政治功能，建立非軍事性的地區安全合作管理機制的趨勢在增加。

　　合作安全機制在亞洲的發展是地區安全形勢狀況、結構特點和具體條件所決定的客觀現象和合理選擇。但問題是，合作安全能否發展為有效的地區多邊安全機制，構成牢固的地區安全秩序支柱。多邊主義是安全合作的形式，而不是性質。如歐洲的北約和歐安組織都是多邊安全機制，但性質不同，也決定了其目的、範圍、功能、秩序的不同。

　　亞洲地區的合作安全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1、功能缺陷。是低效率的多邊主義，難以成為地區安全秩序基礎。只能局限於信任措施建立、一定程度預防衝突和危機，不能進行有效的危機管理。對成員無約束力，對危機無行動力。2、領導缺陷。亞洲合作安全基本由東盟主導，而歐安全和歐安組織的制度化進程是美歐主導。3、制度缺陷。制度化程度低，人稱“軟地區主義”：(1)強調合作的非正式性和靈活性，以非正式對話和磋商為主，對制度化謹慎、漸進。(2)強調平等和協商一致原則。(3)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缺乏集體行動能力，不能處理跨國安全問題。4、歷史缺陷。軍事同盟在亞洲地區安全秩序中仍占主導地位，對合作安全的發展形成制約。

　　雖然合作安全不能從根本上保障地區安全和穩定，但在多邊同盟、大國協調和集體安全等多邊合作機制無法建立的情況下，合作安全是唯一可行的亞洲多邊合作機制，雖不是有效的多邊合作機制，卻是增加互信、減少同盟體系和均勢政治消極影響、擴大大國合作、最終建立制度化多邊安全機制的途徑，可能成為未來建立有效的多邊安全機制的基礎。一旦條件成熟，合作安全有可能轉化為集體安全。

　　亞洲是後來者。但各國都將多邊對話與協商機製作為安全戰略的重要部分。雖然亞洲地區的多邊機制起步晚，但發展快。這是因為亞洲國家都認識到，沒有積極的多邊主義和成熟的多邊外交，就不會有有效的安全合作。也只有使多邊磋商機制朝着多邊安全體系轉變，由經濟、向政治、安全發展，形成有規則、有作用的多邊合作機制，才能發揮整體影響。總之，建立多邊區域主義機制是可能的，但不是單一的模式。

　　建立有效多邊主義的關鍵是以新的安全觀、發展觀、文明觀為指導，以平等、互信、合作的夥伴關係為基礎。努力建立、維繫、鞏固夥伴關係，平等參與國際事務，通過對話建立信任措施，開展互利合作。東盟國家提出了建立“東盟安全共同體”、“東盟安全聯盟”構想，希望簽署包括“促進地區安全及政治對話與合作的原則和機制”的框架協議，搭建非軍事聯盟式的集體行動平台。這是重大的觀感變化和政策調整，有助於：1、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全面平衡發展。2、形成協調解決內部分歧和矛盾的多邊機制的能力和效率。3、突破傳統安全理念和政策，不以武力處理地區衝突，依靠共同利益維護和平與穩定。

　　在亞洲，以大國協調為特點的多邊主義開始形成。有的專家建議亞洲也採納“歐洲一致原則”，將爭議交給大國處理。但不是由大國主宰小國命運，而是與中小國家平等協商，體現時代要求和地區特色。如六方會談，爭取通過大國合作，消除安全熱點。並在此基礎上發展東北亞安全合作體系，這將是促進東亞安全合作的一大飛躍。

　　當前亞洲面臨的主要安全問題

　　彭光謙：教授，中國軍事科學院戰略部少將

　　◎ 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亞洲安全問題總的特徵是冷戰時期遺留問題與冷戰後產生的一系列新的安全問題並存，各國國內安全問題與國家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同在，亞洲內部因素與亞洲外部因素交織，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伴。

　　冷戰時期，亞洲受制於東西方兩極對抗，安全問題相對簡單。隨着兩極結構的解體，亞洲安全問題日益走向多元化、複雜化。當前亞洲面臨的安全問題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安全問題。冷戰後亞洲仍殘存着冷戰時期安全結構的若干成分。冷戰時期建立起來的一些雙邊或多邊軍事聯盟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某些軍事聯盟甚至得到了強化。其中，美日軍事同盟的發展走向尤其令人關注。日本政治上的右傾化、軍事上的外向化以及和平憲法的空殼化在亞洲各國中產生了極大的疑慮與不安。朝鮮半島的分離狀態與不穩定狀態也是東西方冷戰的消極後果，是亞洲面臨的突出安全問題。

　　二、曾經為兩極對抗所掩蓋，冷戰後日漸突出的民族、宗教、領土爭端問題。亞洲國家民族眾多，各種宗教同時存在，不少民族跨境而居，一些國家由於民族、宗教政策失誤，或由於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或由於複雜的歷史文化原因，有的民族、宗教之間關繫緊張。例如，印度穆斯林與印度教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也由於各種複雜的歷史與現實的原因，部分亞洲國家間領土劃分問題長期未能合理解決。上述問題有時還交織在一起。例如印巴克什米爾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隨着國際海洋法的實施，近年來海域劃界，海島歸屬、海洋權益等方面的爭端有尖銳化之勢。例如日韓獨島之爭，中日釣魚島之爭，五國六方關於南沙群島部分島嶼歸屬與海域劃界的爭議，泰越暹邏灣劃界之爭都是十分棘手的問題。

　三、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與民族分裂主義泛起所造成的安全問題。近年來在國際戰略格局嚴重失衡的大背景下，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與民族分裂主義日益抬頭，活動猖獗。這三股惡勢力具有反社會、反人類、濫殺無辜，非理性的特點。“基地”組織雖已遭打擊，但趁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之際，又獲喘息之機，在中亞、南亞、東南亞仍具有相當的能力與破壞力。台灣島內的分裂勢力不擇手段，蓄意製造社會族群對立，全面實行“綠色恐怖”，瘋狂煽動極端仇恨情緒，玩弄民粹主義，挑戰一個中國，加快分裂步伐，日益具有思想偏執化，行動非理性化與詭異化的特點，是當前及未來台灣海峽以至整個東亞地區不穩定的根源。

　　四、信息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環境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隨着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過渡，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一些新的安全問題逐步顯現。由於亞洲大多數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相對薄弱，經濟結構相對脆弱，在全球化過程中處於弱勢地位，易於受到強勢經濟的影響，以至操縱。這些問題雖不會立即危及國家的生存，但影響國家全局的穩定，對國家的發展造成嚴重威脅。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五、外部勢力對亞洲的軍事介入與軍事存在所帶來的安全問題。在阿富汗戰爭中美國不僅實現了對南亞的軍事控制，而且首次進入了歐亞大陸的腹地中亞，在中亞建立了軍事基地，控制了這個戰略樞紐和能源基地。美國還通過反恐，軍事上正在重新回到東南亞。東北亞則一直是美國的軍事錨地。從近期看這些軍事存在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有維護地區現有秩序的作用；但從長期看，將對地區穩定與地區安全帶來許多不確定性。隨着時間的推移美軍與駐在國的利益矛盾，美軍的地位與作用問題將逐漸突出。

　　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亞洲安全問題總的特徵是冷戰時期遺留問題與冷戰後產生的一系列新的安全問題並存，各國國內安全問題與國家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同在，亞洲內部因素與亞洲外部因素交織，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相伴。雖然安全威脅的烈度有所下降，但安全問題的複雜性大大上升。亞洲安全總的呈現不確定，不穩定，不易預測的特點。

　　亞洲安全的地區化和地區主義

　　龐中英：教授，南開大學全球問題研究所所長

　　◎ 亞洲地區出現的這一系列多邊地區安全機制、框架和建議、構想，還不是統一的亞洲地區安全體系，但是，它們的出現和演變，不僅為亞洲地區安全注入了新因素，而且為地區安全體系的構造奠定了某種重要基礎。

　　亞洲已經並非僅僅是一個地理上的概念，不僅在經濟上亞洲存在着地區化和地區主義，而且在安全上也具有走向地區化和地區主義的趨勢。根據上述地區化和地區主義的定義，亞洲安全地區化是一系列的地區安全進程的綜合。我們已經看到亞洲的許多安全問題是相互聯繫着的，具有地區性的特點；亞洲許多國家之間安全上也越來越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在次地區一級，特別是在中亞、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安全地區化都有顯著的體現。

　　在地區安全方面，冷戰後，這個地區一直在探索新的地區安全體系建構。眾所周知，亞洲地區並沒有歐洲那樣的地區安全體系(北約、歐安會和歐洲聯盟)。不過，冷戰結束後，亞洲、特別是東亞、逐步開始探索建立地區安全體系的過程，探索如何在亞洲範圍內組織安全的原則和機制。這一規範性的過程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亞洲地區在冷戰結束後出現了大量的討論地區安全的靈活性的多邊機制。另一方面，關於地區安全體系的主張、建議、設計等觀念性的東西總是很多，一直是一個焦點。人們甚至期待着亞洲最終出現“多元合一”的地區安全體系。

　　在觀念方面，關於建立亞洲地區安全體系的觀點很多。例如，在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舉行的情況下，許多方面(甚至包括美國人)在談論依靠這個會談機制最終建立經常性的、機制性的東北亞安全合作論壇。“東亞地區變化的政治、安全和經濟趨勢呼喚着新的安全結構，而建立一個‘多元的安全共同體’將能夠滿足這種要求。”2004年5月14日，美國亞洲協會與韓國外交通商部聯合進行“東北亞的經濟未來”會議上，韓國前國際政治協會會長金達中教授把六方會談當作是東亞地區主義的一個良好開端。而在2003年的巴厘島東盟首腦會議上，東盟國家大體同意了印度尼西亞提出建立“安全共同體”的主張。

　　這樣的安全地區主義思想，已經不僅在東亞出現，而且擴大到了更廣泛的亞洲。日本駐印度大泰邦於2004年3月31日在新德里提出“中國—日本—印度三邊戰略軸心有助於地區穩定和繁榮”的建言。這個建議在亞洲引起了一些注意和討論。這位日本大使認為建議中的中印日合作“對亞洲的穩定和繁榮是十分重要的”，聲稱已經與印度有關方面非正式地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訪問的 Sunanda Kisor Datta-Ray在香港《南華早報》撰文認為，這是一個“亞洲人建立的亞洲安全體系”，這顯然是一種亞洲主義的安全地區主義。

　　亞洲地區出現的這一系列多邊地區安全機制、框架和建議、構想，還不是統一的亞洲地區安全體系，但是，它們的出現和演變，不僅為亞洲地區安全注入了新因素，而且為地區安全體系的構造奠定了某種重要基礎。

　　一句話，上述一系列多邊安全機制和多邊安全觀念正代表着亞洲的安全地區化和安全地區主義的發展，而且它們相互促進。這表明，亞洲存在着對地區安全體系的強大需求。值得指出的是，一些非常重要和關鍵的“地區間關係”形式，主要是APEC和 ASEM，則促進了亞洲的安全地區化和地區主義。APEC原來以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以及經濟技術合作為主要目標。亞洲金融危機和“9·11事件”前，儘管存在着要求討論安全問題的建議，但APEC基本上很少涉及地區安全問題。但是，金融危機後，特別是“9·11事件”後，這一論壇公開討論安全問題，比如主要談論的是如何在地區範圍內開展國際合作，打擊恐怖主義。與APEC一樣，亞洲和歐洲會議也是一個跨地區的綜合論壇，主要由東亞與歐洲聯盟成員國組成。亞洲地區安全問題在亞歐會議上也得到各種討論。本文接下來要重點談到歐洲聯盟在亞洲安全中的角色。

　　當然，亞洲的安全地區化和地區主義還處在初期和不穩定的階段。冷戰時期形成的雙邊安全同盟，主要是一些亞洲國家與美國的安全同盟遠比任何地區多邊機制都來得重要。日本繼續不斷地加強與美國的戰略同盟，特別是在伊拉克問題和朝鮮核問題上。中日安全關係存在着一系列問題，一個不斷崛起的中國引起了日本的不安。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影響仍然具有中心性，“亞洲各國與美國的關係仍然比它們之間彼此的關係更為密切”。所以，亞洲對多邊的地區安全體系的廣泛需要還不可能得到滿足。

　　亞洲安全機制與美軍在亞洲的存在

　　張沱生：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部主任

　　◎ 中國是亞太地區各種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的積極參與者與推動者，在眾多重要的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組織中，如上海合作組織、東盟地區論壇、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六方會談、東北亞合作對話會中，中國都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統一、完善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對於維護地區安全具有重大意義。在安全機制的建設方面，亞洲與歐洲相比存在着較大的差距。但也應看到，近年來，不同層次的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在亞洲地區正在加速發展，形勢令人鼓舞。

　　中國對於建立地區多邊安全機制採取積極開放的態度，願與各國共同努力，逐步建立起符合地區特點和各國現實需要的地區安全機制。與歐盟一樣，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多邊主義最積極的支持者。然而，由於亞洲與歐洲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中國認為，建立亞洲多邊安全機制，不能簡單照搬歐洲模式，而只能走一條秩序漸進的道路。亞洲各國應首先建立起包括雙邊/多邊、一軌/二軌、官方/民間多形式、多規模、多層、多種機制並存的地區安全對話框架；其合作內容既包括傳統安全又包括非傳統安全問題，還包括各種形式的軍事交流與對話；在此基礎上，再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在東亞以至整個亞洲，以新安全觀為指導，逐步建立起統一的安全合作機制。

　　目前，中國是亞太地區各種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的積極參與者與推動者，在眾多重要的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組織中，如上海合作組織、東盟地區論壇、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六方會談、東北亞合作對話會中，中國都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還有一些多邊合作或對話機制，如APEC、亞歐對話、10+1、10+3、博鰲論壇等，雖不以安全對話合作為主，但也涉及到安全對話的內容，中國在其中亦十分活躍。

　　談到亞洲安全機制，還有一個必然要涉及的問題，即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及其在亞洲建立的以美日同盟為支柱的各種雙邊軍事同盟。我認為對這個問題中國的政策與態度是明確而務實的：1、鑑於美國軍事存在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已成為當前亞太安全秩序的一部分，而一些亞洲國家目前仍希望美國保持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中國無意要求美國從亞洲撤軍。2、美國應認真考慮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安全關切，在亞太地區發揮建設性的作用而不是相反。3、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是否應保留，最終應由其所在國決定。4、在冷戰結束後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擴大軍事集團，加強軍事同盟，無助於維護和平，保障安全，軍事集團的作用應逐漸縮小。中國不贊成或者反對美日強化軍事同盟的種種做法，更反對建立所謂“亞洲的北約”。中國對美日可能聯手干預台灣問題保持高度警惕。5、“9·11”以來，美國大力加強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特別是在中亞和東南亞)，這增加了中國的疑慮。美國政府反覆強調這是出於反恐的需要，不會在這兩個地區謀求永久軍事存在。中國希望美國能實踐自己的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