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士釗請纓出使，蔣介石欲動又止

　　50年代中期，台灣的社會政治局勢逐步穩定，島內人民期望和平。另外，自1953年韓戰交戰各方達成停戰協議後，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又簽訂了越南停火協議，使一度緊張的國際形勢有所緩和。
與此同時，中共也開始致力於大陸的社會改造和經濟建設。在此情況下，中共的台灣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的單純靠武力解決的方針改變為立足武力伺機徹底解決和力爭和平解放相結合的方針。

　　中共政策的變化，對國共對峙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些參加過國共談判的人士都認為，新一輪的國共兩黨談判一定會到來。

　　1949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更是激動不已，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去向蔣介石做工作，溝通與台灣的關係，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了儘早打通與台灣的關擔�同绎喬K率款鵲那肭蟆Ｎ�此，中箓}醒胱�铭t�蒋介石写了噎h廡牛�交章士顓s�递^愀郟�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P>

　　在信中，中共主張國共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提出了兩岸統一的四條具體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台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在祖國統一後回故鄉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着中共給蔣介石的信，身負重任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

　　許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從香港飛往台北，直接到總統府，親手將中共的信交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詳盡報告。蔣介石聽後，再展開中共的信件，反覆看了幾遍，長時間沉默無語，沒有作任何表示。

　　經過一年的考慮，蔣介石於1957年初突然召許孝炎回台北，在總統府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蔣介石說：“基於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原則，針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一行，實際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至於人選，不擬自台灣派出，而在海外選擇”。讓許孝炎推薦人選。

　　許孝炎考慮再三, 提出三個人選。蔣介石反覆權衡後，選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是蔣的學生，曾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其胞弟宋希濂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被中共俘虜後，關在戰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可以說是探親。

　　1957年4月，宋宜山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第三天，周恩來在北京有名的東興樓飯店會見了宋宜山，與他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周恩來談起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說宋希濂是抗日名將，在滇西惠通橋指揮的戰役中重創日軍，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還說今年是宋希濂50歲生日，讓宋宜山去看看胞弟。這使宋宜山深為感動。

　　話題轉到國共和談，宋宜山告訴周恩來，台灣派他來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關於和談的意向。 周恩來聽後說：“我們都是一家人嗎！抗戰勝利後在重慶談判時, 蔣先生就說，大革命時代，國共兩黨的同志們曾在一個屋裡開會，共一個大鍋吃飯。 希望我們還會在一起合作。具體的問題，李維漢先生跟你商談。” 周恩來還表示，歡迎滯留海外的國民黨人員回大陸考察，觀光，探親，訪友，工作和定居，並表示來去自由。

　　不久, 在周恩來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出面與宋宜山商談，就第三次國共合作，祖國統一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協商。李維漢提出中共關於合作的四條具體條件：(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2)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3)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4) 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蔣介石並沒讓他回台灣當面匯報，而是讓他先寫一書面報告。宋宜山即寫了一篇1萬5千字的報告，交許孝炎轉蔣介石。

　　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讚揚過多，蔣介石看後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鬥爭，使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並不成熟，從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二、 曹聚仁穿梭往返，風雲起談判擱淺

　　1956年7月，當章士釗受中共委託，從北京到香港為國共和談穿針引線的時候，另一個神秘人物也風塵僕僕地負着同樣使命從香港來到北京，這個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雖說是個做學問的人，卻與國共兩黨的高層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陸，即受到中共方面的熱情接待。 7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陳毅，紹力子，張治中出席作陪。 三個月後，即10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曹聚仁。

　　毛澤東一見曹聚仁便說：“你這次回來，可以多看看，到處走走，看我們這裡還存在什麼問題，不要有顧慮，給我們指出來。”在談到國共合作，談到蔣介石的時候，毛澤東肯定了蔣介石在某些歷史時期的作用，並表示了他準備再次與蔣介石握手的想法。

　　與毛澤東的談話，使曹聚仁對國共和談的前景充滿了希望，希望能儘快促成這一歷史性的談判。回到香港後，他立即將他在大陸和中共領導人接觸的詳細情況轉告了台灣方面，並靜等台灣的消息。

　　不久，台灣傳來指令，讓曹聚仁再去大陸一趟，主要任務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蔣氏祖墳是否完好。

　　1957年5月，正是萬木蔥蘢的初夏，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陸。這此，他僅在北京呆了短短幾天，便匆匆趕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鎮，他住進了當年蔣介石回溪口時常住的妙高台，遊覽了武嶺，雪竇寺，並在蔣介石寓居過的豐鎬房和蔣經國住過的文昌閣仔細看了很久。同時, 還代表蔣氏父子到蔣母的墓園掃墓，進香燒紙，行民族傳統的孝儀。所到之處, 曹聚仁都一一拍攝了照片。

　　回到香港後，曹聚仁立即向蔣經國和台灣方面通報了他大陸之行的情況，並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攝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還談了自己對國共兩黨重開談判，再次合作的看法。

　　台灣方面對國共再次談判採取了一種既不讓曹聚仁撒手，又不具體表態的態度，這樣一拖就是幾年。

　　1965年夏，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受到北京方面熱烈歡迎的時候，蔣介石父子也展開了行動。

　　經常來往於香港和台北負責聯絡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蔣經國在近期將親臨香港，接他到台灣商量要事。

　　曹聚仁聽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飛往北京，與中共領導人商討了談判的大綱要目，然後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蔣經國的到來。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聽到門鈴急響。他急忙快門，只見王君氣喘吁吁的進來說：“經國來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 曹聚仁急忙隨王君出來，一輛小車將他們送到碼頭，然後登上小快艇，一直駛到一艘大輪船邊。

　　曹聚仁登上輪船，立即被引進一間豪華客艙，一個西裝筆挺，商人打扮的人連忙迎上來和他握手，這就是蔣經國。

　　蔣經國和曹聚仁寒暄敘舊後，便斥退左右隨從，關起艙門密談。蔣經國告訴曹聚仁，台灣想和北京方面談判，但不知北京的具體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紹些北京的情況。曹聚仁詳細談了中共關於談判的條件，蔣經國仔細聽後，也談了蔣介石關於國共談判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將雙方情況吃透，以便曹與蔣介石見面談話時做到時間短，效率高，也可使曹聚仁秘密赴台不走露消息，被外界察覺。

　　輪船秘密在台灣一個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和蔣經國立即上岸登機，飛往台中蔣介石官邸。第三天，蔣介石在自己的官邸，由蔣經國陪同，接見了曹聚仁，並在極秘密的狀態下開始了談話。

　　整個談話自始至終只有他們三個人。開始由曹聚仁介紹中共方面的條件，然後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條件，其主要內容為：

　　（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

　　（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行洽商。

　　（三）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四）台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台灣。

　　（五）廈門和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六）台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6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共。

　　然而，當此事正在進行之際，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運動的風浪也波及到台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這樣，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之事又一次擱了淺。

　　三、出師未捷身先死，歷史遺憾任評說

　　70年代初，大陸取代台灣代表中國坐進了聯合國的席位，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係的改善，這些重大的事件使台灣的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台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仍然需要一個在兩方面都說得上話的人居中調解。由於曹聚仁已於1972年7月2日因癌症病逝，這方面的人選一下子成了空白。於是，90歲高齡的章士釗再度請纓赴港，擔當居中調解的和平專使。

　　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的想法，感到十分為難。因為章士釗幾年前從病床上摔下來造成骨折，一直行動不便，只能靠輪椅代步。如此情況，怎能作長途旅行呢？於是，周恩來便向毛澤東匯報了此事。

　　毛澤東反覆權衡，認為章士釗的作用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於是提出：“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說派個專機去。” 最後，在徵得章士釗家屬同意後，毛澤東與周恩來決定派章士釗到香港。

　　經過周密的安排，1973年5月25日，章士釗從北京乘專機啟程赴港，周恩來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

　　章士釗到香港後不到一個月，因頻繁的活動，過度的興奮及對香港氣候的不適，加之年事已高，到六月下旬便一病不起。

　　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病重的消息，即派醫療隊緊急赴港，指示盡一切辦法穩定章士釗的病情，然後護送其回京治療。然而，當醫療隊風塵僕僕趕到香港時，章士釗已於7月1日與世長辭。

　　章士釗在完成民族使命的過程中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由於中共多次發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於對台灣的前途的考慮，蔣介石經過一年多的思考，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

　　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這一使命交給了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後，即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

　　也許是蔣介石知道自己來日不多，也許是陳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共還沒有回音的情況下，陳立夫便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歡迎毛澤東或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

　　他特別希望毛澤東能“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時期國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國共兩黨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重開和談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蔣介石在此之後不久，於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澤東也與世長辭。

　　歷史留下了遺憾。
(中國台灣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