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彈琵琶]義和團一百年祭

王毅

在告別20世紀、迎來21世紀時候，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總結着整整一個世紀以來的歷史。

我們民族在20世紀的進程經歷了那樣巨大的曲折和艱辛，這在不小的程度上恐怕應該歸咎於世紀之初那起始的第一步——狂暴地席捲了大半個中國的義和團運動。正是這個運動，不僅鼓盪起當時億萬國民以一種完全非理性的世界觀念，看待與西方列強的壓迫同時並存的先進的西方文化，而且更鼓動他們狂熱地從民族本土文化中，發掘出極其保守的政治模式和蒙昧的巫術信仰，以抗衡這一切外來的影響，抗衡中國內部一切改革求新的要求和嘗試。更令人喟嘆的是，這樣一場劫難過後，國人非但沒有對它給予全面的理性反省，相反，倒是不斷結合以後中外關係新的境況而為它加上“愛國主義”、“偉大的群眾運動”、“造帝國主義的反”等光榮耀眼的名號。因此，當我們現在又一次面臨新世紀的時候，總結一百年前這場運動及其文化觀念的教訓，就是一件溫故而知新的工作。

義和團運動核心的文化觀念，就是認為一切西方文化與那些欺壓中國的西方列強一併都是魔鬼的化身，他們是在用無比險惡的邪法來破壞“天朝”的禮義孝悌、忠君法祖等等神聖無比的制度。義和團甚至根據自己狂熱信奉的原始巫術而將一切洋人、洋物竭力“妖魔化”：“（洋）銀必取中國人睛配藥點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國人死，無取睛事，獨中國人入教則有之。……（洋人）能咒水飛符，攝生人魂與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婦女發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樹上，咒之，攝其魂為耳報神，……甚或割女子子宮、小兒腎子，及以術取小兒腦髓心肝！”顯而易見，以這樣的眼光為基礎，非但根本不能認識近代以來世界文化格局的巨大變化和造成列強欺壓中國的真正原因，反而只能將中國國民的世界觀念和民族觀念逼入極端的蒙昧和狂熱的反現代化潮流之中。

義和團運動悲劇的另一重要方面，在於它對內的反對一切政治上維新變法。比如義和團大肆宣傳上天諸神如何對戊戌新政震怒不已；許多支持義和團的士大夫更明言：戊戌變法期間的“倡立民權”乃是今日之禍根（《義和團史料叢編》一冊131頁）；義和團開始圍攻各國使館以後，那些不久以前曾經以大辦堂會的方式聚會同賀慈禧誅殺戊戌六君子的守舊派官僚，此時再次照例召集戲班子連日唱大戲以事慶祝（《義和團史料》183頁）。而在義和團運動中備受慈禧信賴、最堅決地主張支持義和團圍攻使館剿滅洋人的大學士徐桐等人，恰恰就是以道學自任，“惡新學如仇”的反維新派的核心人物。

對於從西方傳入的新式教育和西方文化典籍，義和團更是視若寇讎，例如義和團將教堂教產燒畢之後，又將北京城內外所有凡沾“洋”字各鋪所儲洋貨盡行毀壞，或令貧民掠取一空。並揚言在殺盡教民後，還要將讀洋書之學生一律除去。於是學生們倉皇失措，所有藏新式書籍之家，悉將書付之一炬（楊典浩：《庚子大事記》）。當時許多人，包括不少在新式學校讀書的學生，只因為身邊帶了幾本“洋裝書”就被義和團以“二毛子”的罪名處死，甚至“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枝、洋紙一張”，結果被義和團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義和團史料》188頁）由於義和團運動不僅對本世紀初的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戕害，而且對以後整個民族命運和文化的走向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所以後來眾多主張學習西方、推進中國思想文化改革的五四思想家，都幾乎沒有例外地反覆將義和團運動作為民主科學和政治制度進步的最典型反面例證。比如蔡元培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華工學校講義》）李大釗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日）中斬釘截鐵地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同年，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徵，陳獨秀最後總結說：

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

持同樣看法的還包括魯迅，他在一生的大量文章中，經常提到義和團運動是對中國進步的“反動”。

可惜的是，由於後來的許多原因，五四思想家們上述對義和團運動的嚴厲批評不僅被人們特意地遺忘了，而且人們對義和團精神的鼓吹反而日甚一日。而這種鼓吹以及在相應文化觀念指導下再度熾盛的“群眾運動”，理所當然地與當年的義和團運動一樣又給整個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比如在“文革”高潮中發表戚本禹褒揚義和團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並由此引導全國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批判、揪斗、深挖等等浪潮達到白熱化的瘋狂程度。

經過百年的曲折，我們從本世紀開端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的義和團時代、從喪失理性的“大造帝修反的反”的時代，終於步入了現在朝着躋身世界文明民族之林方向的努力之中；中國的領導人也終於認識到：“中國和美國，將會成為共同致力於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的決策夥伴。……中美關係的進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江澤民：《在歡迎克林頓總統訪華儀式上的致詞》，1998年6月27日）而這百年間的經驗和教訓，真是令人感慨不已。只要我們認真記取這些利害得失，那麼儘管今後總會有人以政治或學術等等口實把國人的視線納入“文明衝突”仇恨之中，但是更多的國人卻再也不願回到鼓腹填胸、橫着脖子向全世界“造反”和“說不”的年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