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日本就不能不談中美之間的所謂文明衝突。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把文明衝突歸咎於不同文明的不可融合性，有意無意地掩蓋了文明衝突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擴張性和侵略性。兩次世界大戰其實都是西方文明或受西方文明影響的國家要重新瓜分世界而引起。而中國以漢文化為主體的文明自秦朝焚書坑儒以後，擴張性和侵略性基本消失，基本上只有被武力侵略的命運。但美國仍然單方面認為中國是西方社會的威脅，不遺餘力地樹立中國為美國敵人的形象。

因為美國需要敵人，這是由於他們文化中的擴張性和侵略性所決定的。通過樹立一個假想的不會強烈反抗的敵人，美國各民族之間就更有凝聚力，美國政府就能得到國內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從而 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到軍事領域. 而強大的軍事是控制全球資源的手段，也是那些畏懼假想敵的西方諸國跟隨美國領袖的保證。

另一方面，雖然美國希望中國民眾能接受更多西方的文化，建立類似西方的政治制度，以方便從經濟政治上控制中國。但若中國真的全盤西化，以中國的規模，必然要按照西方文明發展的模式進行對外擴張，從而威脅美國全球利益。這就是美國所擔心的，也是為何美國主流媒體一直宣稱中國是美國威脅的真實原因。

對中國來說，和美國直接衝突絕對沒有勝算，也是中國竭力所避免的。但除了第三世界國家，和平崛起的口號是絕對不會被西方文明真正相信。因為在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世界上，還從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和平中崛起。所以對美國來說，不是要不要衝突的問題，而是如何衝突的問題。

然而美國也絕對不願意和中國直接進行軍事衝突，不論輸贏，對美國都是沉重的打擊。對美國而言，最理想的情況利用第三國和中國進行衝突，而自己靜觀其變。若中國被削弱，美國就可以放心地順勢介入；若第三國敗退，則美國可以全身而退，不受絲毫影響。對美國來說，日本是最理想的第三國。日本有領土野心，一直奉行遠交近攻的策略，而且深受軍國主義的影響。

如果中國寄希望日本能夠不站在美國一邊，那真是痴人夢話。日本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但以他們島國的心態以及對遠交近攻的思想理解，不藉機擴軍以及趁美國強大時削弱中國那就太低估日本的智商。日本人的殘忍是世界上無民族可以比擬的。日本在南京屠殺時表現的獸性連盟友德國人都看不下去，德國公民拉貝在報告中稱那不是人類所能做的。歐美戰俘在德國人手下死亡率是 4%，但在日本人手裡歐美戰俘死亡率是 24%。因為非人待遇，大多數做過日本戰俘的英國老兵都拒絕原諒日本人，即使有個別友好組織的日本人登門謝罪。在軍國主義影響下，在太平洋諸島日本人甚至可以靠吃戰俘和自己人的人肉而繼續戰鬥。

由於美國的干擾和中國人自身的原因，二戰中很多日本戰犯沒有被清算。連以執行“三光政策”而臭名昭著的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都逍遙法外，很多戰犯還繼續就任政府要職。所以日本的軍國主義根本沒有像德國的納粹主義一樣由於熱衷於納粹的人被清除而弱化，幾十年來廣大日本民眾還是繼續接受軍國主義教育。這就是為何參拜靖國神社獲得選票的保證 --- 那是日本民意。

其實台獨背後也是日本人在推動，日本人想趁中國內戰或徹底削弱中國，或納入台灣為自己陣營。中國若能戰勝日本，對台獨也是致命的打擊。沒有日本的支持再加上顯示的戰爭殘酷性，大陸基本上就能不戰而勝獲得台灣回歸。相比之下，直接和台獨內戰（消耗資源和犧牲同胞性命）明顯是下下策。

若能徹底擊敗日本，美國就沒有軍事對抗中國的緩衝和馬前卒。在兩敗俱傷的陰影下，美國只能選擇和中國和平相處。

因此，中日難免一戰，不管是在經濟領域還是軍事領域。而戰勝日本是台灣回歸和中國真正崛起的保證。反日遊行是下策，那只是跟西方學的民主遊戲，對國防預算世界第二的日本是無實質性的作用，而且還讓日本人更有防範（希望不是中國領導層要通過反日遊行才能壓制親日派以及日系利益層）。清除領導層的親日分子，防止象李登輝一樣’人才’進入政府（以免有朝一日發現中國領導層中有大量親日分子潛伏）是上上策。堅決抵制日貨以及削弱與日本的經濟聯繫是上上策。

附：關於抵制日貨最大的謬誤是那些經濟學書呆子說的破壞中國經濟。假設他們依據的經濟理論是對的。那麼根據經濟理論，市場決定經濟。若中國沒有這麼大汽車市場，日本人就不會來投資合資工廠生產汽車。若有這麼大汽車市場，日本人離開了，這塊肥肉就由歐美國家的合資工廠和本國工廠來分享，這些工廠就要擴張，增加產量，就要僱人，因此哪些從日本合資工廠失業的工人還是會有工作（福利更好）。若汽車市場不夠，那麼日本合資工廠就會和中國工廠直接競爭，如果中國工廠競爭不過，那麼工廠破產，工人失業，而大部分利潤給日本公司拿去日本分享，修改教科書以及製造武器。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中國人寧願日本合資工廠破產，而不是中國工廠。若汽車市場極小，那還不趁早勸工人轉業，以免惡性積累。 所以長久來說抵制日貨對中國經濟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