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至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後，逐漸連通了中原與全世界的交流，發展到嘉靖時期，海外貿易得到空前發展，世界各地物資交流異常頻繁，沿海經濟十分發達，湧現出了很多海外冒險投機致富的商人，在中國最早的資本主義己經逐漸出現萌芽。

         嘉靖登基初期，開始改變自正統以來形成的內監當政的局面，將權力漸漸轉移向內閣。在內閣首輔張璁的輔助下大刀闊斧推行了改革，清理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中官、改革科舉制度、革除外戚世封等，內容廣泛，成效顯著。所以獲得很多讚美之聲，社會得到很大的改善和發展，出現了難得的繁榮和發展。《昭代典則》稱：“張孚敬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清勘皇親莊田，土官得行其志，黎庶得安其寢，天下鼓舞若更生，其功萬世不可泯也。”

        因為初期社會發展的良好態勢，明朝開始逐步擁有比較發達的經濟。嘉靖也如同歷史上所有權勢傾天的皇帝一樣，把長生不老作為最重要的事情，聽信道士邪說，在宮中祭天拜地，施行道法，采陰補陽。居然在嘉靖二十一年，引發十六宮女在夜晚用繩索險些致他喪命的“壬寅宮變”。此事過後，嘉靖雖然驚悚有餘，但是並沒有改變初衷，繼續在西苑設醺煉丹，還不時採購珍木、奇香和珠玉珍寶等。“供億日增，余藏頓盡”，國庫因為嘉靖靡亂的花費日漸惡化，己經不是初期在張璁輔政時期國家中興的狀況。   

        嘉靖二年，寧波發生日使爭貢之役。給事中夏言建議罷市舶，厲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議，實行海禁。封鎖沿海各港口，銷毀出海船隻，斷絕海上交通。但是由於經濟貿易發展的需要，沿海被逼出現了倭寇和海商走私，由於朝庭沒有加以管理，不時有劫掠物資，殺人越貨之事，內陸商家及士匪與他們多有聯合。他們勢力由小逐漸變大，興風作浪，根本無法遏制。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撫朱紈派兵剿滅倭寇走私貿易集中地雙嶼港，倭寇失去貿易地之後，反而橫空在沿海各地瘋狂湧現，他們攻城掠地，殺死無數官兵，明朝政府競然難以抵擋，倭寇突然成了明朝的重大問題。倭寇首領是徽州出身的海商王直，他“要挾官府，開港通市”，提出“廢除禁海令”。他本人則希望以日本人的身份，和明朝開展“邊貿”。

       北方的首領蒙古俺答，也在嘉靖初嶄露頭角，配合其長兄吉囊數征北方兀良哈和青海的衛部特（見瓦剌）等部。後來吉囊死後，俺答勢力更加強大，他控制了蒙古右翼地區，並且將蒙古察哈爾宗主汗迫遷遼東。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長驅直入，沿途燒殺搶掠，深入北京城，沒有人敢於抵擋，俺答向明朝提出的條件也是要求互市。次年明朝迫於俺答威勢，開馬市於宣府、大同等地，旋因閉市而戰事復開。

        “南倭北虜”一時間成為影響明朝政權的問題，對于越來越糟糕的政治形勢，時任首輔的嚴蒿不僅沒有向嘉靖提出任何規諫和改革方案，而且推波助瀾，使局勢向更亂、更糟的方向發展。在他看來，皇帝可以為所欲為，不應受任何制約，臣下對皇帝只能順水推舟，唯命是從，討得皇帝的恩寵。這樣就可以有權有勢，人們都要仰其鼻息行事。至於國家百姓如何，似乎都可以不問不聞。嘉靖皇帝特別愛好青詞(青詞又稱綠章，是道教舉行齋醮時獻給上天的奏章祝文)。靠青詞得到嘉靖龐愛升為首輔的嚴蒿，一直將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青詞上。就是在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攻進北京城，情況非常危機的情況下，嚴蒿也能夠若無其事，對這樣火燒眉毛一樣的重大情況完全置之不理，仍專心致志地大寫青詞。左諭德趙貞吉提出抗敵之策，在奉敕諭軍之前去謁見嚴嵩時，嚴嵩竟以撰寫青詞為理由，不見他的面。幸虧俺答還沒有成氣候，也不如後來的努爾哈赤因為跟隨李成梁學習用人用兵之道，抓住機會，擊滅明朝。

       嚴蒿從嘉靖二十年後開始掌政，當道二十年之久，對於倭寇的逐步發展和蒙古的崛起，他毫無建樹良策， 朝庭其實逐步處於極端危險的地步，嚴蒿亳不理會，仍然在內閣與他人玩弄殘酷的爭權奪利遊戲，壓制賢能之輩。偏偏嘉靖也是個奇葩皇帝，在用人方面“忽智忽愚”、“忽功忽罪”，功臣、直臣多遭殺害、貶黜。尤其是受“壬寅宮變”的事件之後，嘉靖更加珍惜生命，日漸腐朽，不僅濫用民力大事營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一心修玄，日求長生，不問朝政，嚴嵩正好趁此時期大權獨攬，“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他公開賣爵鬻官，“文武將吏，爭輸貨其門，顛倒功罪，牽制兵機，紀律大乖，將吏人人解體，徵兵半天下，賊寇愈熾。”致使吏治敗壞，邊事廢弛。

         但是，那些在嚴蒿的荒政領導下的臣子並非都是無能之輩，地方文官因為抗倭變成武官，以譚綸，王崇古，方逢時等人尤為優秀。

         譚綸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舉，二十七年，授南京兵部郎中。正好倭寇侵犯南京城，多數官員驚慌失措，將士“怯懦不前”。譚綸獨自徵集五百壯士，擊退倭賊，名聲大振。二十九年，譚綸受命台州知府。他親自招募鄉兵上千人，“教以荊楚劍法及方圓行陣”，嚴格訓練，成為勁旅。譚綸率領這支勁旅多次有力打擊倭寇。一路被朝庭委以更大重任，戚繼光，俞大猷等均與他聯合，轉戰於江浙沿海，屢戰皆捷，至嘉靖四十年，浙江倭患得以平息。倭寇逃往福建，廣東沿海，譚綸改任福建參政，繼續追蹤打擊倭寇。

        王崇古本來是晉商富豪王瑤的第三個兒子，嘉靖三十四年任常鎮(今江蘇常州)兵備副使，隨後在夏港(今江陰西)、靖江同俞大猷打倭寇一路追擊至海上，最後在海上將倭寇徹底剿滅乾淨，因功得以升至陝西按察使。嘉靖四十三年，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方逢時是個詩書俱佳的文人才子，有即興賦詩的嗜好，由地方由縣令開始，頗有政績，是個典型的文官。從嘉靖四十一年任廣東兵備副使之後，與俞大猷，劉顯，戚繼光在沿海抗倭十分得力。他成功的運用計謀，分離山賊和倭寇的合作，反用山賊抗倭，最後成功的將賊倭同時剿滅，使倭寇失去立足之根，損失慘重，逐成強弩之未，不成氣候。

         到了隆慶元年，福建巡撫涂澤民希望“除販夷之律"，為海上貿易開啟綠燈，允許船商巨賈“准販東西二洋”貨物，被新登基的隆慶皇帝批准了。從此，沿海貿易有了合法的交易地點和方式，為了可以海外貿易為目的而產生的倭寇大動亂，就基本上自行消除了。

      在朝中，也發生了重大改變，內閣次輔徐階一直與嚴蒿虛與偽蛇，忍隱不發。在嘉靖四十一年，終於尋得機會，徐階利用嘉靖迷信道教，把以善於扶乩聞名於燕京的山東道士藍道行，介紹給嘉靖，一日藍道行在扶乩時稱“今日有奸臣奏事”，剛好嚴嵩路過，這之後嘉靖對嚴嵩父子日久生厭。作惡多端的嚴氏父子最終得到了報應，他們的權勢被藍道行的幾句話推倒而失勢慘死。徐階得以擔當首輔重任，他的學生張居正也正式登上政治舞台，開始了他驚天動地的改革。

        隆慶初年，張居正提出“整飭吏治，富國強兵。”的策略，在張居正的努力下，先後將抗倭名將譚綸、戚繼光、王崇古、方逢時調往北邊。譚綸鎮任薊遼保定總督後，他把戚繼光的精兵強將部隊調往鎮守薊州、永平、山海關等京師之地。

        隆慶四年，王崇古任宣大總督。在張居正的指引下，對當時邊關怯戰冒功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整頓，制定了嚴格的獎罰政策。邊關軍風一時間煥然一新，土氣大振。明代著名的哲學家、軍事家和政治家王守仁曾分析道：“大明雖大，最為緊要之地四處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他所指的這四個地方，就是宣府、大同、薊州、遼東，均是明代邊界。尤其是宣大面對的是蒙古最強部落俺達，由於責任重大，宣大總督都是最核心人物擔當。

        方逢時因為在抗倭中尤為突出的優秀表現，被委任的責任就更加重大。隆慶元年，最先被移調到北方巡撫遼東，隆慶四年，被任用到直接與蒙古最猛部落俺答面對面的大同任巡撫，此職也是在“征虜”中最兇險、最重要的職位，一般選用最有能力的人擔當。

          張居正對王崇古、方逢時等人的任用尤其關鍵。面對俺答咄咄逼人的氣勢，朝庭必須使用那種真正有非常之能力的人才能抵擋。在這一問題上，首輔高拱和張居正有共同的認識。

        王崇古和方逢時作為同科進士，同時也是直接上下級關係，均是抗倭功臣，合作起來得心應手。王崇古本是晉商豪門後代，對商業十分精明，非常了解蒙古多次劫掠中原物資，是因為物資的過度缺乏，多次要求互市未果才引發戰爭。         

          王祟古有個外甥張四維，是晉商豪門張允齡之後、張四維不僅擅長文辭，明習時事，而且風流脫灑，才智過人。張四維之子張定征的岳祖父就是兵部尚書楊博，楊博、王祟古二人久守邊陲，善談兵事，受其影響，張四維也熟知邊防事務，為首輔高拱所器重。高拱掌管吏部，於隆慶三年（1569）破格提拔他為翰林院學士，升任吏部右侍郎，參與朝政。張四維舅甥一個在外掌握重兵，一個在京擔任重臣，內外呼應。張王家族勢力很大，張四維的祖姑父沈廷珍，也是“南帆揚越，西曆關隴”的大商人。張四維二弟張四端妻李氏，其祖父李季曾在“兗豫之間從商”。張四維五弟張四象，前妻王氏、續妻范氏均為商人之女，范氏祖父范世逵是著名鹽商。張四維之女嫁內閣大臣馬自強之子馬悙，而馬自強之弟馬自修又是陝西的大商人。王崇古長姐所嫁僑居蒲州的沈家，也是幾代為商。張四維和王崇古家族，他們之間的關係盤根纏枝，錯綜複雜，是在官場和商場均有極大勢力的官商集團。 

       方逢時也是家資富有的後人，在他幼年時，其父己購得嘉魚縣城房屋過半，兩個人都有共同的處世理念。對於蒙古永不停止的侵擾中原的原因，他和王崇古看法一致。方逢時雖然和明朝當時第一勇士馬芳的合作，成功的多次給予勢頭兇猛的俺答非常慘重的打擊，可是蒙古因為生存的需要，無論勝敗，都要再戰，所以戰爭勝利並不能從根底遏制戰爭。

         同年十月，正好俺答孫子把漢那吉投降，方逢時“首謀受納以承天休而紓邊禍”。立刻自作主張熱情接待，並且對總督王崇古說:“此奇貨也，機不可失。”王崇古自然心領神會 。 一個漢蒙和平的契機被兩人成功的抓住，王崇古和方逢時同時向朝庭上奏：“庶虜中得衣食之急用，斯可永絕盜心，而客商歲得虜貨之利，將源源自至，防範既嚴而通夷之夙弊可革，交易既廣，而不均之騷擾可免矣。” 說明蒙古與中原戰爭是因為需求物資，提出了解決改善蒙漢關係的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就是“若俺答不忘，來邊索取，則明行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福，令將板升叛逆賊首趙全等生擒，解送被掠人口，悉放南還，然後優加給賞，以禮送還。一以陰中其老牛舐犢之私，一以潛奪其凶頑啖噬之氣。彼雖愚昧，寧不知恩，昔逋獍梟，亦獲正法，策之上。”的蒙漢友好合作策略，朝庭立刻分為兩派，宣大巡按姚繼可發難異議,並彈劾主事者方逢時,高拱在《覆宣大巡按姚繼可論巡撫方逢時等疏》中明確反駁了姚繼可的觀點，獲得張居正，楊博，張四維等人的一致支持。

         張居正在《與方金湖制俺酋款貢事》中說:“今秋邊事，公功最多。”張居正明確告知朝廷對宣大巡按姚繼可彈劾方逢時的態度,“彼雖有言,廟議已決,無足恤也。”安慰王崇古和方逢時“處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需非常之人。”使他們放心辦事，高拱和張居正還授予王崇古，方逢時以“相機行之”的權力。

        張居正《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中,用犀利的語言抨擊反對封貢的大臣,說“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媢嫉之心,持庸眾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國家以高爵厚祿畜養此輩,真犬馬之不如也。”從正面闡述了今之封貢與漢之和親、宋之獻納不同,今日之互市與嘉靖時的馬市也不同。提出互市有五利:一是有利於邊鎮安定;二是節省軍費開支,蓄養軍民,發展生產;三是通過俺答臣服,東制土蠻,西制吉能;四是收降納叛,招板升背華之人;五是利用俺答家庭內部紛爭,進一步牽制俺答。    

        陪伴隆慶身邊的內閣成員張四維把王崇古在隆慶和議的內容，加上自己的意見，及時透露給隆慶皇帝，其作用也極為為關鍵。清朝黃景評曰:“俺答款貢成,內倚輔臣,外藉督府,卻妙出一張蒲州四維得新鄭(高拱)、江陵(張居正)歡。而於王崇古甥也,往來郵致,完此鉅功……天意乎?”借着張四維和首輔高拱，方逢時同鄉內閣次輔張居正，兵部尚書楊博之力。朝庭的主和力量占了上風，俺答正求之不得，在蒙漢共同利益的驅駛下，締結了影響後來中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隆慶和議”。

      “隆慶和議”蒙漢互市後，接任宣大總督的方逢時和俺答關係特別好，他向俺答派送翻譯人員，還有佛像、番經、番僧,幫助俺答淨化心靈。朝庭怕蒙古用鐵鑄造兵器，方逢時用舊鐵換新鐵的方法，幫助蒙古獲取鐵鍋、農器等實際事務。使蒙漢關係達到到了親如一家的程度，互市物資貿易交流空前繁榮，從中原內陸腹地直至邊境互市，引發無數人勇闖世界，改變命運，互市上來自中原及世界各地琳琅滿目的商品，己經無異於沿海江南富裕的地方。

       萬曆年，張居正擔任首輔掌握國政，改革賦稅與官吏升遷制度。推行一條鞭法，實行“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扭轉明朝“神運鬼輸，亦難為謀”的財政危機，南北海陸互市的高度開放，把地大物博的中國領土上的先進產品和技術帶向全世界的角角落落，更讓當時落後的歐州人眼花繚亂，嘆為神奇，他們稱中國是像天堂一樣美好的東方神秘國度。中國產品令全世界瘋狂，吸引世界各地冒險家蜂湧而至，中國產品壟斷了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貿易，技術，科學無一不遙遙領先。大明王朝因此成為第一個影響遍及世界的高度發達，開放的資本主義萌芽國家。隨後由歐州發動的，代表資本主義起盟的，可憐的世界工業革命整整晚了中國明朝一個半世紀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