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一旦曾經冷感的大眾開始在政治問題上變得激進，通常都表明了一個危險的政治信號：普通民眾的利益遭到了難以忍受的嚴重侵害。那些本應是社會穩定因素的普羅大眾，正在向不穩定轉變。默然視之將使安定的基礎蕩然無存，甚至演進成社會災難。

這一點，在法國大革命前的1788“拋瓦石之亂”、俄國二月革命前的1916年底彼得格勒預備士兵大“遊行”，蘇聯解體前席捲全國的1989超級“礦工罷工”等一系列預言政治災難的歷史事件中，已經得到了驗證。

實際上，普通民眾具有遠超過知識分子的現實危機敏感性。

老百姓的大腦里很少摻雜意識形態，他們對於政策的評價絕不會受到意識形態理念的束縛，很容易做到實事求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個通常很困難）。況且，中下層民眾大多飽嘗生活的艱辛，對於政策的弊端和負面效應體會最深，即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所以，儘管民眾往往有些在決策者眼裡顯得可笑或者短視的想法，但是他們對一些社會問題的洞察力卻極為敏銳。他們能夠最早感受到動盪之中的政治機遇，甚至做出錯誤糾偏。

1917年6月的列寧之所以能夠意識到革命之機即將到來，就是因為他知道彼得格勒的預備軍士兵對克倫斯基的戰爭政策和土地改革感到恐慌；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安徽鳳陽村民甚至直接私下包產到戶，從事實上對錯誤農村經濟政策進行糾偏。

相比之下，文化精英們儘管見識深遠，但其對於具體政策的實際觸覺則要遜色得多，認知也常常偏繆。

這是因為：一方面，政治文化精英所處的環境相對優越或者孤立，難以感受到政策的弊端。

奧巴馬和左翼文化精英們，是無論如何都體會不到所謂的醫保政策，對於美國普通民眾來說是一種何等難以承受的負擔；默克爾和她的執政團隊，以及難民政策的文藝界吹捧者們，在高檔小區裡的嚴格安保下，也絕對無法想象難民危機會給普通德國老百姓帶來何等可怕的恐慌。正是這種錯覺，使得他們與民眾的認知產生巨大脫節。同樣，相比社會，學校更像是與世無爭的桃源，學生和老師們在感受不到負面痛苦的情況下，往往更容易被廉價的美好所感動。

就像隋煬帝必然是最後一個才知道大隋百姓早已在他政策下不堪重負的人，這並非因為他昏聵，而是因為他最難感受到政策的弊端。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的蠢行並不僅僅局限於封建帝王。

另一方面，相比普通民眾，文化精英們更容易掉進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陷井，並產生嚴重的認知錯覺。

意識形態本身即是一種認知事物的基點，代表着鮮明的預設立場。對意識形態的沉迷，往往會使得認知基點與實際情況出現偏離，極容易出現認知的偏差，甚至使人陷入一廂情願的錯覺。當代部分西方文化精英將特朗普的追隨者視為無可救藥的人渣，實際上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偏差——把全球化衝擊下民眾的正當訴求視為不可理喻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