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歷史、現實與未來――在北大、淸華的演講   

大家都生活在網絡時代。我在準備這個講座的時候，從網上搜索了一下，想用一種類似統計的方式，看毛澤東在今天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小。我在百度輸入“毛澤東”三個字，出現的條目是1780萬。我們可以和其他幾位重量級人物作一個對比，鄧是1100萬，江是659萬，胡是1200萬。這裡有個原因要說明一下，大家看主流媒體，就可以發現“毛澤東”這三個字在主流媒體上出現的頻率是並不高的。

今年9月9日是毛澤東逝世30周年，而在許多主流媒體上可以說隻字未提。比如《XX報》，在9月9日這一天提前兩天紀念911事件5周年，提前了一天慶祝教師節。但是我從第一版翻到最後一版，對毛澤東一個字沒提。我想這不是一家報紙的偶然行為，應該是一個統一的安排，就是說不要“炒作”，不要觸及這個話題，因為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習慣就是紀念誕辰，而不紀念忌日。但其實那天還是有相關新聞可報的，比如9月9日我的一個朋友去了韶山，他給我發短信說，韶山人如潮花如海。再比如，那天有一個朋友去了毛主席紀念堂，他說去紀念堂的人非常非常多，鮮花也堆積得跟小山一樣。他還說，那天不止一個人，包括他本人，在見到毛主席遺容之後失聲痛哭，引起很多人注意。不論我們怎樣評價這些事情，它們是有新聞價值的，但在許多主流媒體上的確保持了沉默。

對比起來，網絡更多反映的是一種民間的心理，所以剛才說的搜索出來包含毛澤東的條目數量更多地反映了一種民間的心理和意識。但是，需要說明的是，網絡上也大量轉載主流媒體的內容，而毛澤東由於在主流媒體上是比較邊緣的，所以，如果主流媒體是另一種情形，那麼網上搜索出來的毛澤東的條目肯定不止1780萬條，應該更多得多。在職的領導人搜索出來的條目也很多，這也是有原因的，因為他是正在執政的黨政軍一把手，有關的新聞報道就非常多。所以，如果換一個環境來看毛澤東的話，他所顯示的影響力可能就要比現在搜索出來的大多得多。

舉個例子，1999年，美國時代生活出版公司為了迎接新千年到來，組織了一個24人的小組。這個小組諮詢了幾十名專家意見，在幾百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當中，選出100個偉人中的偉人和影響力最大的100個歷史事件，時間跨度是從1001年到2000年。後來他們編成了一本畫冊，叫《人類1000年》。在這本畫冊里，沒有羅斯福，也沒有華盛頓，沒有丘吉爾、戴高樂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但有毛澤東，而且毛澤東出現了兩次：作為歷史人物，他出現了一次；作為歷史事件，他領導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又出現了一次。這本書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叫做“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是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和剛才百度的搜索結果作一個對比，也就是說，放在一個也許更客觀、更多元的一個環境裡，毛澤東顯示的影響力甚至要大得多。也可以說，如果把毛澤東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跨度來看，他的影響力也是更大的。

我們今天要談的第一個角度是歷史，從歷史的角度看毛澤東。

一、歷史

要談歷史，我們首先要畫出一個歷史的坐標，否則，歷史就是混沌一片的。我們上中學就開始學習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一般的分期我們都知道，從原始社會經過奴隸社會一直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一種分期方式。但實際上，大的歷史分期可以有很多種。

1901年，梁啓超寫過一篇長文章，叫做《中國史敘論》，這是梁啓超為他打算寫的中國通史準備的一篇導引。梁啓超對中國歷史做了一個分期，把中國史分成三個階段，或者叫三個中國。他所說的第一個中國，叫“中國之中國”，這是中華文明的開始，從中原或周邊地帶起源、凝聚、形成，一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中國形成的過程至少有幾千年歷史。這是第一個中國。第二個中國，他叫“亞洲之中國”，也就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作為一個東亞大國，開始和周邊的國家、民族的交往、貿易或者戰爭，比如和周邊的匈奴、鮮卑、突厥這些民族還有像朝鮮、琉球、日本、越南、緬甸這些國家，中國的影響力輻射到亞洲。中國從秦始皇統一後一直到1793年，這一年，一個英國的使團到中國來，為乾隆皇帝80歲誕辰祝壽，這個使團為首的是馬戛爾尼。1793年，這是梁啓超認為“亞洲之中國”結束的一年，他認為從這一年起中國突破了亞洲範圍，同世界各國各民族廣泛交往，從此“世界之中國”開始了，一直到我們今天。這是梁啓超的歷史分期。

我大致採用了梁啓超的這個分期，但是對第三部分做了一個調整，我認為“世界之中國”還是應該從1840年開始。梁啓超以中國同西方交往為標誌，我是以中國的生存危機為標誌。正是從1840年起，中國失去了它古典時期的傳統地位，被列強用堅船利炮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個牢籠當中。所以，還是應該把1840年作為“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的分界點。

這三個中國之間有兩次大的轉型。“中國之中國”和“亞洲之中國”的分界點，是春秋戰國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這次轉型的物質基礎和原因，是鐵器的傳播和使用。

各種歷史書籍反覆提到的一個事實是，公元前1200年，中東的赫梯帝國滅亡，它的鐵器的冶煉和使用方式，開始向四面八方流傳。在大約公元前800年傳播到印度，公元前750年傳播到中歐，公元前600年傳播到了中國。大約正是在這個時候，春秋戰國之交的時期，戰爭的力度和規模突然加大了，所以之後的時代被稱作“戰國”。《中國戰術史》指出，戰國時期，“鐵質乃至鋼質武器大量出現並用於戰鬥之中。”在春秋中期的時候，所謂戰爭還是像大規模械鬥。所以我們都知道公元前638年有一個宋襄公的故事，他要等到敵人楚國的軍隊順利渡了河、列了陣之後才向對方發起進攻，這都是以前諸侯貴族械鬥的一種遺風。但是戰國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了新的物質基礎，鐵器被使用到了戰爭中，它的堅韌和鋒利程度遠不是過去的青銅器所能比的。

鐵器的傳播和使用帶來了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一個大轉變，當時在世界範圍內，不僅是中國，在地中海地區，有古羅馬帝國出現，在印度，有孔雀帝國出現，都是經過長時間的殘酷的大規模戰爭，產生了一個大帝國。在中國，首先是戰國七雄出現，它們的政治體制已經非常接近秦王朝。最後是秦始皇統一，一個超級帝國。

鐵器的出現是第一次中國歷史大轉型的物質基礎，當時中國非常成功地應對了這次轉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制度創新，就是從西周的封建制轉換成了秦漢的帝國制，或者叫郡縣制。西周是分封制，從天子到諸侯再到卿大夫，政治權力和經濟剩餘被層層分割。所以某一個統治者，某一個統治集團，它所能夠動員起來的人力、物力、財力是相當有限的。假如中國社會一直保持這樣一個政治體制的話，那麼在公元前後，中華文明很可能就被南下的匈奴所消滅。因為當時匈奴正在強盛起來。我們看現在的中國地圖，可以發現中國的北部是沒有小國的。因為在這個游牧民族同農耕民族彼此爭奪的地帶，小國無法生存，小國或者被滅亡，或者成長為大國，成長為中國這樣的大國。所以在匈奴南下之前，秦始皇搶先統一了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這個制度的一個好處就是能夠把整個社會的資源，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或者說人力、物力、財力這些資源整合起來，對外抵制異族入侵，對內治理自然災害，同時也結束了長期的內戰。

這是中國歷史的第一次大轉型。在這一次成功轉型之後，中國就形成了“亞洲之中國”，成了亞洲文明的中心，它的文明向東影響了朝鮮、日本、琉球，向南影響了整個東南亞，向西影響了中亞。在古代世界，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的發達國家。當時的中國人口常常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2004年12月，我去開封，參觀北宋皇宮的“遺址”。現在開封至少有三層，第一層就是現在的地面；第二層大約在七八米以下，是明朝的開封，崇禎15年在李自成起義軍久攻不下之後，引黃河水淹沒了；再往下是北宋的開封。當時同行的人都非常感慨，在1000年前北宋的時候，就在腳下十幾米，當時那可是世界最繁華最富庶的地方，現在美國的華盛頓和紐約兩個城市加起來都不足以和當時北宋的汴梁相比。這也是從秦漢一直到清朝，中國在世界上一個大致穩定的位置。

但是，在近代，從“亞洲之中國”向“世界之中國”的轉型，卻很不成功。這一次轉型的物質基礎是大工業體系的出現和傳播，也就是英國自18世紀後期開始的工業革命。在這次轉型過程中，中國被西方列強打得落花流水，以至於傳統的中國古典文明出現了崩潰式的局面。這樣，就引出了一個中國近代史的母題，就是富國強兵，幾代中國人都在追求這個問題的解決，但一直沒有成功。從這個母體派生出了一系列的子題，比如現代化問題，比如革命問題，比如改革問題，等等，都是從富國強兵這個母題當中派生出來的子課題。而毛澤東呢，正是在解決這個近代史母題的過程中，面對這個母題，面對中國近代史的困境，而出現的一個歷史性人物。

中國的近代史很有意思，大概只有在中國才有一個“近代”與“現代”的區分。你看英文就只有一個“modern”，它在中國有時候譯成“現代”，有時候譯成“近代”，這在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中國呢，近代和現代的分界點有不同的說法，比如有人說從辛亥革命開始，又說從1949年開始，但總之中國的近代和現代是區分開的。那麼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怎樣理解這個中國近代和現代的區分？按我的理解，中國從1840年到今天走了兩段路，一段是下降的路，一段是上升的路。這條下降的路就是“近代”，而上升的路則是“現代”。不管是從辛亥、從五四還是從1949年開始算起，都是這樣一個區別，下降的過程與上升的過程,一個是“亞洲之中國”崩潰的過程，一個是“世界之中國”建立的過程。而毛澤東，正是站在這個“近代”與“現代”轉折點上的最重要的人物。

從歷史的角度評價毛澤東，我認為毛澤東有三個歷史貢獻：第一個是贏得了中國的獨立。在毛澤東以前,中國已經被列強瓜分斗刨，面目全非了。過去的藩國和領土一塊塊丟失，比如過去的琉球、朝鮮、越南、緬甸。領土比如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以及中亞和台灣的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喪失掉了。以至於在1898年戊戌維新之前，當時的譚嗣同已經在“籌辦亡後之事”，就是認真考慮和籌劃中國被滅亡之後的事情，包括在中國被瓜分之後，他所在的湖南省應該起什麼作用的問題。在當時的精英看來，亡國已經是非常急迫、非常現實的一件事了。

那麼，在毛澤東時期，中國真正實現了獨立，也就是中國傳統所說的“尊王攘夷”，或者近代所講的“驅逐韃虜”的任務。而這個任務的完成嚴格說還不是1949年，應該說是1953年，也就是朝鮮戰爭結束的時候，這個問題才真正的解決。因為只是在朝鮮戰爭的時候，通過和列強即“聯合國軍”直接交手，打出了威風，才讓列強真正認識到了毛澤東的中國。

在朝鮮戰爭之前50多年，也是在朝鮮，中國當時最強大的軍隊淮軍與新建不久的日本陸軍相遇，淮軍從朝鮮的牙山潰退到平壤，再從平壤潰退到鴨綠江，一潰千里。而過了50多年之後，還是一樣的中國農家子弟，經過毛澤東思想的訓練和武裝，就把當時由16國組成的“聯合國軍”打得落花流水。當時，中國的國力同“聯合國軍”中為首的美國相比非常懸殊，相反，在50多年前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的國力是遠遠超過日本的。在1950年，中國的工業生產總值是美國的28分之一，美國是2800億美元，中國是100億美元。在當時最能反映工業水平的鋼產量方面，雙方懸殊更大，美國是8780萬噸，中國是60萬噸。

所以，當時身經百戰的領袖群體在討論是否要出征朝鮮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是不同意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林彪這樣一個軍事天才，都是不主張出兵的。而毛澤東力排眾議，他考慮了3天時間，不管有多麼困難最後還是決定出兵。他的戰爭意志和戰略判斷被後來證明是非常有遠見的。當時的蘇聯比中國要強大得多，蘇聯已經有完整的工業體系，有現代化的海陸空軍，而且已經有了核武器。但是，斯大林不敢出兵，剛開始斯大林答應蘇聯只出空軍，但是到了最後一刻，斯大林怕出空軍也會和美國發生衝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怕美國進攻蘇聯，所以在最後一刻取消了這個決定。他和當時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講，讓他轉告毛澤東蘇聯不出兵了，並且說，讓金日成同志到東北組織流亡政府吧。但是這個時候，毛澤東還是堅持原來的決定，堅持出兵。回憶錄講，當時斯大林感動得流淚了，連說還是中國同志好。所以說，在真正的歷史關頭，在真正考驗一個人的時候,一個人的意志、膽略和智慧就被比較出來了。斯大林也是個鋼鐵般的巨人，“斯大林”這個詞在俄文里就是“鋼”的意思。但是，毛澤東和斯大林在朝鮮戰爭這個問題上仍然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朝鮮戰爭這3年，中國打得非常艱苦，犧牲了10多萬人，而美國的戰爭意志始終沒有被打垮，不像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軍隊的戰爭意志基本上被打垮了，經常出現整師整軍被圍殲，出現一潰千里的局面，這就表明戰爭意志被打垮了。在1950年出兵前夕毛澤東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里，他講了中美兩軍武器裝備的對比。他說，美國一個軍3個師，它的7公分到24公分的火炮數量是1500門。而中國一個軍也是3個師，火炮數量只有36門，也就是說連美國的一個零頭都不足。在朝鮮戰場上經常是美國的一個團被包圍，但是最後還是突圍出去了，而這種情況在解放戰爭中是很少出現的。所以在朝鮮戰爭中志願軍最多全殲的美國軍隊就是一個營，因為美國火力太強了。由於志願軍與美軍裝備的懸殊，戰爭打得非常艱苦，但1953年還是取得了勝利。所以從1953年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敢於真正入侵中國。這是因為朝鮮戰爭樹立了中國的國威和軍威。所謂“打得一拳開，百拳不再來”，如果第一次挑戰你不敢勇敢面對的話，就會像1840年以後那樣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就不斷會有人來打到中國頭上。所以，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的生存之戰，說到中國的民族獨立和解放，必須把朝鮮戰爭的功績考慮進去。

從朝鮮戰爭又引出了毛澤東的第二大貢獻，就是中國的工業化。朝鮮戰爭打得非常艱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沒有現代工業。所以當初麥克阿瑟不相信中國會參戰，理由就是中國沒有空軍，沒有現代工業。他說如果中國參戰的話，特別是如果前進到平壤一帶的話，那麼中國軍隊將面臨一場最大規模的屠殺。鑑於朝鮮戰爭的經驗教訓，在朝鮮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中國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1952年，中國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展大規摸工業建設。

從歷史上看，中國至少有三個千年工程，第一個是秦始皇修築長城，它奠定了兩千多年中國古代的北方邊界，也就是游牧民族同農耕民族的一個分界線，因為秦始皇的長城在北方的線路基本上和400毫米等降水線重疊。再往北方，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是無法建立農耕文明的。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千年工程，後來歷朝歷代又不斷翻修，這個工程影響了中國歷史兩千年。

第二個千年工程是隋朝的大運河，溝通了南北經濟，溝通了南北的物流，奠定了唐宋以後中國經濟的繁榮，影響也超過了一千年時間。我們看《水滸》或者《金瓶梅》裡面描寫的那些城市，非常富裕繁華，都是沿運河的城市。只是到了近代，海運開始盛行以後，運河及其沿岸才開始衰落。

還有一個千年工程就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的中國現代工業體系。這也將產生長遠的影響，因為它奠定了中國未來長期發展的基礎。這個工程在1952年啟動以後，扭曲了一般的經濟發展規律，不是從輕工業而是從重工業開始，因為重工業是裝備其他工業包括國防工業部門的。當時中國建立工業體系的第一目標是建設現代國防，也就是為了避免中國自1840年以來面對的被動挨打局面。我們知道，常規的工業化過程，比如英國，是從紡織業這種輕工業開始，最後才發展到機器製造業這樣的重工業。而中國剛好顛倒過來，所以當時出現了國富民窮的問題。當國家的工業基礎已經相當雄厚的時候，老百姓的生活還很艱苦。這就是因為大部分資源都被拿去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了，以至於到了六七十年代中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成就。1964年10月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對世界產生了非常大的震撼；1966年中國實現了用導彈發射原子彈；1967年爆炸了氫彈；1970年4月中國衛星上天。也就是說，以“兩彈一星”為標誌，中國的現代工業體系基本上建成了，而且取得了當時世界的尖端技術成果，“兩彈一星”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中國沒有毛澤東時代留下的核武器和空間技術的話，我們中國今天的命運不一定比伊拉克要好。

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他說，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工業規模甚至還不如比利時。比利時我們知道面積只有30000平方公里，比台灣省還小，人口只有幾百萬，還不如北京市人口多。而在毛澤東時代快要結束的時候，中國卻進入了世界工業六大強國的行列。1952年，在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工業只占30%，農業占64%,而到了1975年，也就是毛澤東逝世前，這個比例顛倒了過來，工業占72%，農業只占28%。當時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獨立的現代工業體系。這是毛澤東在歷史上的第二大貢獻。

毛澤東還有一大貢獻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要說社會主義首先要講一下資本主義的困境。因為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是以“經濟人”為基礎，也就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資本主義導致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形成惡性競爭的關係。因為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這不但導致社會環境的惡化，也導致自然環境的惡化，並且在個人心理上形成了極度的焦慮、壓力和緊張。

建國初，中國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在當時物質條件極其匱乏的情況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選擇惡性競爭，那麼它造成的慘狀是難以想象的。因為那麼有限的資源會掌握在極少數人的手裡，這也是1949年之前中國的一個狀況。1949年之前，為什麼中國的現代工業不能啟動，遲遲不能啟動，或者啟動了多次都進展極其緩慢，並且不得不中途停下來？除了戰爭的干擾，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有限的財力和物力被一小部分高消費階層占有並無謂地消耗掉，有限的資源沒有投入到工業建設中；而1949年的中國革命就是消滅了這個高消費階層，把他們原來占有的這點資源拿過來，投資中國的新工業建設，奠定了中國新工業建設的基礎。今天我們中國又有了一個高消費階層，如果這個高消費階層提前50年出現，中國是不可能建立現代工業體系的。之所以今天能夠容納這個高消費階層，是因為毛澤東時代已經奠定了一個工業基礎，中國的財力和物力能夠在現代化建設的同時，背負這樣一個高消費階層。

所以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對上述資本主義困境的一種超越和克服。毛澤東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同時也嘗試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改造，也就是說對計劃經濟和官僚體制進行改造，這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嘗試。這些嘗試都是下放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試圖超越當時以計劃經濟和官僚體制為標誌的蘇聯模式。但是這個嘗試我們都知道遇到了很大的挫折，這就說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

今年是毛澤東逝世30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發動40周年。在談論毛澤東的時候肯定迴避不了文革。當然文革的確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我不是對文革全盤肯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也的確試圖解決在那個年代出現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問題。

什麼是國家社會主義呢？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的“主義”是連接在“社會”後面的。也就是說，是由全民占有生產資料，由全民來享有生產成果。但是國家社會主義並不是這樣，國家社會主義是由一個官僚集團掌握和控制生產資料，由官僚集團掌握國家權力，來實現生產成果的支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要解決國家社會主義的問題，是要把國家社會主義變成全民社會主義，變成人民社會主義，這應該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就是說僅僅有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社會主義民主同無產階級專政相配套。

在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夕。當時一個民主人士叫黃炎培隨團訪問延安，和毛澤東作了交流。他問毛澤東，說他也是幾朝元老了，看到很多政治集團上升然後衰落和覆滅,“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剛開始大家聚精會神，眾志成城，以後便惰性發作，無法扭轉。他說這是一個歷史周期率。中國共產黨怎樣避免這樣一個循環？毛澤東當時很有信心地回答黃炎培說，我們靠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想法，他在建國以後條件成熟的時候就會實施這個想法，把群眾號召起來監督和批判這個國家的執政集團。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澤東和黨內的幾個秀才一起系統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做了很多批註和談話。教科書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蘇聯憲法規定蘇聯公民“有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等等。毛澤東當時就非常有針對性地在教科書的這段文字旁邊批註道：“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他還發表了一段談話，說：“這裡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文化大革命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換句話說，一個“紅色”的官僚集團會漸漸褪色，會變成“白”，漸漸還可能變成“黑”。所以，文化大革命要解決“改變顏色”的問題。舊中國的勞動者曾經受到權力和資本的雙重統治。解放後，資本對人的統治消失了，但是權力對人的支配還存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是當時文革的一個提法，它的初衷就是在解決了資本對人的支配之後，解決了市場對人的支配之後，要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解決國家和政府對人的支配問題。要實現最徹底的解放。

當時文化大革命對整個世界的影響非常大。包括對發達國家，比如說對日本、對美國、對西歐。80年代有一部意大利電影叫《一個警察局長的自白》，那裡面有一個細節，從側面反映了文革的影響。羅馬的公安局長每天收到報告說，今天在大街上毛澤東的語錄貼了多少多少條，林彪的語錄貼了多少多少條。這是當時羅馬的情況。我們今天都很難想象，當時中國對世界有這麼大的影響，而且主要是在青年在知識分子，主要是在一些有頭腦能思考的人當中。你們現在在網上搜索，可以看到這樣的照片：當時日本大學生YX，高舉的是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的語錄牌。文革以後，很多人從個人崇拜，從意識形態宣傳灌輸的角度來理解毛澤東的巨大威望。這放在世界範圍內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我剛才說到的這些美日歐國家，是完全不存在這樣洗腦的條件的。如果說有洗腦的話，那麼恰好是反向的洗腦。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初，毛澤東在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在世界歷史上也很難有第二個人可以相比。

另一方面，反過來講，文革也的確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很大的困境，在當時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它的第一大不足就是理論準備不足，體現在概念的混亂上。比如說“走資派”這個概念，大家肯定都聽說過，全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據說，鄧力群前幾年講過——他是一位很重要的黨內理論工作的組織者和理論家，80年代初做過中宣部部長，文革前是《紅旗》雜誌副主編。他說，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中國沒有一個走資派，現在遍地都是走資派。他說的前一半我贊同。在60年代的中國，的確沒有字面意義上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果說黨內有什麼問題的話，就是官僚主義問題、修正主義問題。所謂官僚主義就是脫離群眾，在工作上是命令主義，在生活上是搞特權。修正主義，也就是修改共產黨為之奮鬥的初衷，修改中國共產黨一些基本原則，這也是存在的。可以說，如果沿着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劃一條延長線的話，在未來的若干年之後必然會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以至於出現資本對人的支配和壓迫這樣一種情況。但是在1966年，這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情況的確沒有出現。

所以說，這是文化大革命失敗或挫折的一個理論上的原因。因為概念的抽象而導致打擊面過大，導致文革在具體實踐過程中政策把握得非常不嚴謹。另外，解決資本和市場對人的支配是第一次中國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的話，它所要解決的是一個權力的問題，是怎麼樣讓權力受到人民群眾的監督和制約的問題，使人們在這個權力體系中更平等，它要解決的不是資本的問題。所以“走資派”這個概念混淆了二次革命和一次革命的界限。當時毛澤東有一個提法叫做“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提法出現的頻率不高，但的確有這麼一個說法。這個概念是比較準確的，它直接針對的是國家，是權力。但是這個概念又完全和地富反壞這個第一次革命的對象所混淆，所以造成了打擊面過寬。

這都是文革受挫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文革失敗的根本原因還是鬥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懸殊。人民群眾在政治上、理論上、思想上準備嚴重不足，整體力量非常弱小，儘管人很多，但組織能力和思想能力非常差。在和官僚集團進行博弈的時候遠遠不是對手，所以很快就出現了混亂的局面。這個混亂局面一出現，文革就被認為是搞錯了，所以就匆匆收場。實際上文革很快就收場了，在1967年收了一次，在1968年收了一次，在1969年又收了一次，最後一次收場是在1976年。

所以，人民要克服資本的問題，要克服權力的問題，真正需要做的是壯大自己的力量，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否則的話，再發動任何形式的革命，失敗還是不可避免的。

二、現實

現在講第二個問題，從現實的角度看毛澤東，或者說，失去毛澤東後我們所面臨的困境。首先講一下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基礎毫無疑問是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首先就是剛才說的現代工業體系。經過了2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形成了一個社會經濟制度及其物質基礎。如果沒有幾十萬個國有企業，沒有人民公社制度的話，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根本沒有對象的。

這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是國際環境。中國把國門打開，前提是外面沒有強盜，或者說是外面的列強已經承認了新中國的合法存在，這就是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我們知道，在1971年7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已經秘密訪華了。在1972年前後，大批西方國家或者是西方陣營的國家和中國建交，包括意大利、奧地利、加拿大、英國、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中國重返聯合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個前提是什麼呢，是70年代初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戰爭的勝利。從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國和美國直接或者間接交手，而且美國都失敗了。尤其是第二個戰爭，援越抗美戰爭，美國失敗得更慘。美國當時急於從越南抽身。他承認了中國的勝利，所以尼克松到中國來，在毛澤東的書房裡和毛澤東會談。當時美國媒體評論說，尼克松是舉着白旗到中南海的。在尼克松訪華之後，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所以這兩個方面，一個是中國的工業體系，一個是中國的國際環境，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兩個基礎，比如假設越南戰爭中國失敗了的話，那麼美國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就會收得更緊，中國就根本沒有改革開放的機會，因為在門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環伺，這個門是不能打開的。所以說，如果我們正面評價改革開放的話，也不能忘記毛澤東時代為改革開放奠定的基礎。

在1971年的中國，國際環境開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國內政治環境也出現了一個變化，就是9月13號林彪出逃，即林彪事件。我們都知道，林彪在文革中被認為是毛澤東的副手和接班人，他的這個地位甚至被寫進了1969年中共九大重新修訂的黨章裡面，這個黨章寫道：“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種寫法在中共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但是1971年林彪叛逃。這樣一個對黨對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出現了這樣一個逆轉，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打擊非常大。文革理想在這個事件之後發生了劇烈的動搖。革命的理念，在民間特別是民間知識分子中間出現了一個失落的過程。與此同時，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在民間社會成長。

我們知道，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西方思想傳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相當有影響的，但是隨着中國社會危機民族危機的加重，這種思潮退出了知識界，取而代之的是馬列主義。這個自由主義的思潮經過了幾十年的沉寂和潛伏，70年代初在知識界，包括知識青年當中開始恢復和成長。在當時的城市和農村，有知青聚居點和家庭文藝沙龍，青年知識分子傳閱書籍，交流思想，包括馬列經典、現代西方和蘇聯的文藝和政治書籍，大多是所謂“灰皮書”和“黃皮書”，因為是內部出版物，政治類書籍的封面為灰色，文藝類書籍的封面為黃色。在1972年到74年，北京的家庭文藝沙龍進入黃金季節。當時討論的問題相當廣泛，比如說有人在探討存在主義，這是很前衛的，因為存在主義在知識界普及是在80年代中期。有人在做“中國農民問題研究”，有人在寫《歷史哲學》，還有人在做“中國社會調查”。實際上，這些都反映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在重新反思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文革本來揭示了中國新的未來，但是因為林彪事件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文革理想失落了。所以，當時敏感的知識分子開始探索中國新的道路。而90年代在主流知識界被追捧的一個思想人物叫顧准，他也是在70年代初開始他的獨立寫作的。《顧准文集》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寫於1972年到74年，也說明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生態發生了一個變化，這個變化甚至也反映在了執政黨和政府的文件當中。1975年1月中國召開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總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但是，這個報告是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根據2003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下卷裡面的記載，鄧小平排除了“四人幫”的干擾，堅持把“四個現代化”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就是在20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四個現代化”是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已經提出的，在第四屆人大重提，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跨過了文革這9年，意味着文革的革命理念被“四個現代化”的理念置換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細節。“四個現代化”的理念承接了1964年人大提出的這個目標。從此，中國的革命話語開始轉換成了現代化話語，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套話語。

在1975年以後，現代化的理想又不斷被轉換。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時候，“四個現代化”被轉換成了“三步走”中的第二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四個現代化指的是經濟技術和產業結構的指標，但1987年黨的十三大把這個理想置換成了“小康”理想。“小康”是什麼概念呢，就是人均收入1000美元，是GDP的標準，鈔票的標準。這個小康標準在2002年十六大報告裡被表述為，到2000年中國“基本實現小康”，也就是說是一個平均數。因為我們知道有廣大的貧困階層遠遠在平均數以下，所以說是“基本”，打了一個折扣。從這些標準的變化，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當代史的一種變遷。

我們所面對的這幾十年來的中國，是文革結束之後的中國。所謂“當代”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50年代，當時所說的“當代”是指1949年以後的時期；而我們今天所說的“當代”是文革結束以來的時期。這個當代直接承續的是文革的失敗，文革失敗直接導致了“革命”概念在社會上的失落。以至於和“革命”相關的一系列價值，比如“人民”、“黨”、“領袖”等等都失落了，到80年代，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對象。這也是因為文革失敗，文革是要負一定責任的，它透支了革命的理念，用過於高亢的聲音宣講革命，結果失敗的時候就欠下了一筆債務，這個債務我們到今天都沒有償還掉。所以“革命”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個負面的概念，文革仍是一個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澤東還是一個被妖魔化的人物。

對革命的妖魔化還沒有結束，2003年有一部電視劇叫做《走向共和》，那裡面甚至對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種半醜化的筆法來寫的。那裡邊的孫中山像一個小丑，而慈禧太后、李鴻章和袁世凱這些按照原來革命的敘述在中國近代史上都是負面形象的人，卻都相忍為國，是識大體、顧大局的穩健派人物，孫中山則活脫脫像一個八九之後在美國在西方的那些窮途末路的民運小丑。這也是革命被透支以後，對革命妖魔化的一種體現。還有就是教科書，我們知道前一段上海的歷史教科書把毛澤東與歷次農民起義的篇幅大大壓縮，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教科書和電視劇都是控制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要工具。在80年代，對革命的批判還僅僅是在學術界、知識界，到90年代末以來，就滲透到了主流媒體，滲透到了電視和教科書，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

我們今天面臨的現實，第一大特點就是革命價值的失落，就是革命以及它所連帶的一系列價值都不再成其為價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棄。再一個特點就是啟蒙價值的破產。

啟蒙價值和剛才說的70年代初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是直接相關的。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就是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等等。它在80年代初曾經被表述為“第五個現代化”，所以是中國現代化的政治上的含義。北京大學在1980年10-11月份的時候，出現了競選活動，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北大有兩個名額，滿18周歲的人都可以競選。當時北大出現了十幾個以上的競選班子，非常熱鬧，天天晚上都有競選人演講，演講主要是對中國現實的評價，對中國未來的暢想，等等。當時有一個競選人，他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的概念，實際上在社會上也有人提。就是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之後，還有一個政治現代化，而這個政治現代化就是指英美體制，就是多黨制、代議制。或者用90年代的說法叫“回歸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黨制、經濟上的私有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多元化，也是啟蒙主義的理想。

20世紀中國人有兩大理想，一種是革命的理想，一種是啟蒙的理想。剛才說了革命理想已經解體了，啟蒙理想不久也破產了。啟蒙理想的破產首先是八九事件，它在中國的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然後是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中國全面實行市場經濟，全民下海，當時有個說法叫做“十億人民九億商”，大家都在想怎麼經商，怎麼賺錢，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包括啟蒙主義理想。大家覺得，在中國建立多黨制、代議制沒有現實的可能，最大的實惠還是跳進商海，撈一些現實的好處。八九事件和小平南巡對啟蒙理想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識分子就開始討論人文理想的失落問題，就是啟蒙理想的失落問題。他們當時感覺到了雙重的擠壓，一方面是以八九事件為代表的國家機器的擠壓，另一方面是市場經濟的擠壓。他們忽然發現自己進退兩難，寸步難行。所以《上海文學》雜誌開闢了一個欄目，叫做“人文精神的失落”。

這兩個理想破滅之後，中國就面臨一個信仰的廢墟，就出現了信仰的危機，精神的空白，以至於現在我們周圍的生活都能感覺到。形成了以王朔為代表的一種文化，一種都市主流人群的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可以說隨處可見，調侃、嘲諷和混世，包括最近葛優給神州行作的那個廣告，都是這樣。這就是理想瓦解之後的一種症候。

這種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實際上在文革後期已經開始滋生了。70年代前期，當時已經感受到了文革理想的破滅，對文革對革命對領袖已經產生了一定的懷疑。所以當時的小學生就開始學會了調侃、嘲諷、混世的這種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我當時正上小學，不少同學當時就是這樣的，而這之前是絕對沒有的。在這之前大家都是抱着世界革命這種理想，甚至小學生的日記都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具有這樣一種未來的視野。但在70年代前期，林彪事件之後，那樣一種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就出現了，而王朔、馮小剛、葛優這些人，他們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萌芽和成長的時期正好遭遇到文革失敗，遭遇了文革理想動搖，所以對他們的影響是刻骨銘心的。當他們在90年代以來成為文化主角的時候，就帶着這種態度和風格登上了舞台。從小說到賀歲片，到小劇場話劇，到網絡論壇，一直到手機短信，這種態度和風格比比皆是。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精神的現實。

同時90年代後期以來，我們也面對或者目睹了知識界從社會良心這個位置上的退卻。順便來談一下，知識分子首先是以“知識”來界定自身的，它生產和傳播知識，這是它的基本職能。如果再進一步的話，就要從“知識”上升到“良知”，就是說，不僅僅是關於客觀世界的一種知識，而且還有一種價值立場。但是在9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從“良知”這個立場退回到了“知識”的立場，甚至還在往後退，連“知識”的立場都守不住了，出現了大量的學術泡沫、學術腐敗。這些都和我剛才說的兩個理想的破滅有關。這是我們今天的現實，是失去毛澤東之後的現實。

更重要的是，我們都看到，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迅速淪落。這個淪落都是體制上的原因。首先是農民的去組織化，包產到戶之後，農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組織，又分散成了秦漢以來的原子化的小農，五口之家的小農。當年孟子就在說“五口之家”，在戰國時期農民就是這個狀態。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國的農民又退回到兩千多年前的狀態。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廠長經理負責制、承包製。進入90年代以後，出現大規模失業下崗的現象，同時原來的各種社會福利也一一喪失。這幾年網絡上有一個說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醫療、住房和教育的負擔。

剛才說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教科書》提到，蘇聯憲法規定蘇聯公民享有社會經濟權利，毛澤東當時說，重要的是要讓人民掌握社會政治權利，就是管理國家，管理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的權利，只有掌握了社會政治權利，社會經濟權利才能得到保障。因為文革的失敗，人民群眾沒有掌握到社會政治權利，所以他們的社會經濟權利在90年代也開始喪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醫療、住房和教育，這在過去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是由政府來負責的。但在90年代，國家或者說公共權力，把這三項福利甩給了市場，由資本來支配。我們現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資本和市場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對我們的支配，對我們的壓迫作用。這是90年代後期以來的情況。90年代以來，經濟高速增長，但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進步，相反卻導致了社會環境和自然生態的惡化，北京的沙塵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污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時還有社會生態，這在北京感受不那麼強烈，因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強大了。在其他城市和農村，在基層，每年有幾萬起以上的群體事件。

所以，新一屆的黨中央提出了非常切合中國當前問題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的理念，非常切合中國現實。這些問題的解決都要回到我剛才說的那兩個理想破滅的問題。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崩潰了，中國人的心中再也沒有一個神聖的東西，所以他們什麼都可以做。失去過去的記憶，沒有未來的視野，只剩下一個赤裸裸的現實，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撈一些實惠。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貪官？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們的心理。如果一個人擁有一個正當的偉大的事業的話，他沒有必要，也沒有興趣去違法亂紀，撈取那些物質利益，因為一種事業背後是一種信仰，對人的激勵和拉動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是文化問題，就是精神崩潰，沒有了未來的視野，只剩下現實、實際和實惠。而毛澤東代表着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個制高點。

我們知道“20年戰略機遇期”這個提法。這個目標，似乎是一個未來的視野，但實際上分析一下就會看到，實際上算的都是經濟帳。一本非常權威的關於學習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輔導教材說，到2020年的時候，中國的GDP要達到4300億美元。當時中國人口是14億，那麼人均GDP是要達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個指標，剩下的是國民人均收入，城鎮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元人民幣，農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幣，恩格爾係數要到40%以下，以及電腦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個指標基本都是經濟指標。也就是說，目前的中國人好像對未來只有經濟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個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這就是我們的困境。

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澤東的逝世，以及毛澤東所代表的價值系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關。而這一點，在毛澤東逝世的時候，在世界範圍內就已經被感覺到了。當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大常委會在毛澤東逝世時發表訃告說，毛澤東的逝世是一種“無法估量的損失”，在周恩來逝世的時候訃告是說“無法彌補的損失”，而其他黨政軍領導人逝世都是說“重大損失”。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對毛澤東逝世的一個估價。

在世界上，我們也可以看一下。當時有123個國家的政府和首腦向中國發來了169封唁電，105個國家的首腦、政府領導人和他們的代表到當地的中國使館弔唁，53個國家下了半旗。當時國家的數量沒有今天這麼多，今天因為南斯拉夫、前蘇聯解體等等，包括東帝汶獨立，增加了很多國家。另外，我們都知道這幾年中日關係不好，以至於首腦會晤多年沒有實現。中日之間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互相的好感越來越少。但是，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毛澤東逝世之後，在日本，從日本的首相、藏相、參眾兩院議長，到各大在野黨領袖和國會議員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還有普通群眾一萬多人，都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去弔唁。東京舉行了規模龐大的追悼大會。當時中國是在9月18號上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與此同時，除東京的追悼大會以外，日本的神戶、橫濱、千葉、札幌、大阪、愛知、長崎、福岡等大城市，都同時舉行了追悼大會。許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處掛起了毛澤東的遺像，並走上街頭散發悼念毛澤東的傳單。當時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後來也做過日本首相，他說：對毛主席，“無論做多麼高的評價，都是不過分的”，而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國內後來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三七開。當時的藏相大平正方，後來也做過首相，他說：“毛主席是一位胸懷寬廣如海洋的大人物，對今後的中國人以及世界產生的巨大影響，坦率地說，是難以估量的。”日本記者同盟發表聲明說：“毛澤東主席為人類解放事業立下的豐功偉績是永久的。”

在中國隋唐時期，那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一個巔峰，當時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學生到中國來，當時中國是亞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國度。日本後來的“大化革新”，起主導作用的精英都是從中國回來的留學生。中國是日本的中心，而這種中日之間的關係，只是在毛澤東時期短暫地恢復了。而當時中國跟日本的國力對比和隋唐時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中國是在1949年以後才建設不到30年時間。但是當時毛澤東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從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們中國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當時世界各國政要對毛澤東都有很多的評價，非常多，念不過來。其中有一個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納的總統，他說：“他（指毛主席）在活着的時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壓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這句話說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30年來，我們越來越對這句話有了深刻的體會。他在活着的時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壓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麼反過來講呢，在他逝世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大家會處於一種什麼境況呢。正是在毛澤東逝世之後，在70年代後期，世界上出現了一股向右轉的思潮。比如在發達國家，美國的里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國的撒切爾夫人上台，他們都實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而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出現了相應的改革。也就是說從資本主義陣營到社會主義陣營都出現了類似一個變化，這是毛澤東逝世之後世界歷史的一個動向。

與此同時，伊斯蘭世界卻出現了相反的變化。中國1978年底開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現了伊斯蘭革命，扣押美國人質。從此，特別是90年代以來，伊斯蘭世界承擔了原來主要由中國承擔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歷史使命。但是，應該指出，從伊拉克戰爭以來的情況看，恐怖主義游擊戰的性價比太低。犧牲了那麼多游擊戰士和無辜平民的生命，卻僅僅消滅了2800多個敵人。過去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把游擊戰上升到戰略高度，這也是毛澤東在軍事鬥爭和軍事思想方面的貢獻，其中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這是毛澤東的軍事智慧。所以人民軍隊越打越強，越打裝備越好，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中壯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敵人同歸於盡。說到底，伊斯蘭抵抗運動的這種情況也是因為缺少了像毛澤東那樣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的指導，仍然屬於失去了毛澤東之後的一種現實困境。

三、未來

現在談一下未來，從未來的角度看毛澤東的影響力，對未來做一個暢想。

剛才說了，中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就是“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毛澤東是第三個中國，也就是“世界之中國”這個現代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年輕時有一本課堂筆記叫《講堂錄》，他在裡面寫道：有辦事者，有傳教者。就是說有思想家有實踐家，他的理想是“辦事者兼傳教者”，理論和實踐相統一。他後來實際上既是領袖又是導師，不僅有偉大的事功，還有深邃博大的思想和精神。那麼“世界之中國”要繼續發展下去，毛澤東這個締造者能發揮什麼作用呢？可以說，毛澤東是現代中國人的認同的旗幟和標誌。我們圍繞毛澤東才凝聚起來，否則就重新回到一盤散沙。

經過這30年的歷史實踐，我們能夠觀察到，如果反毛，就會反共，進一步往往就會反華，連同整個中國文化一起反。這幾乎是一個規律。毛澤東、共產黨、中國，這三個概念之間是有邏輯關聯的。剛才講了毛澤東對中國有三大貢獻，就是近代以來的民族獨立，中國現代工業體系的建設，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的探索，特別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歷史任務，同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事業，同中國的國家利益是血肉相連的。所以，如果中國未來要繼續發展，我們就要堅守中國的立場，就要堅持真正意義上的共產黨的領導，也就必須樹立和維護毛澤東這個旗幟和象徵。這是毛澤東同未來的一個連接點。

剛才講了文革的債務，但同時，毛澤東還通過文革留下了重要的遺產。他的“走資派”概念，還有“資本主義復辟”、“中央出修正主義”等等經典命題，通過文化大革命，對廣大群眾進行了非常普及的社會主義教育，大家心中都被播下了這樣的種子。當發生類似現象的時候，就會出現抵制的行為。所以，當出現私有化的時候，中國就發生了越來越自覺的、大規模的抵制，以至於像前蘇聯、東歐那樣的劇變——那樣徹底的私有化以及共產黨的領導被徹底推翻的現象，沒能發生，或者說，一再被延遲。這些都得益於毛澤東留下的遺產，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遺產。這個遺產還將繼續發生作用。這是毛澤東和未來的又一個連接點。

另外，毛澤東留下了很多制度創新，比如《鞍鋼憲法》，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兩參”是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是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這是毛澤東提倡的一種管理方式。同時，還有一種重要的管理方式叫“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是一種新型的人際關係。那麼，我們如果要重建一個和諧社會的話，這些東西都是要繼承的，否則，就只能是一個上智下愚、尊卑貴賤的統治型社會。

同時，還有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已經深入到中國人的骨髓當中。比如“抓主要矛盾”，“看力量對比”，“弱小戰勝強大”，還有“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等等。這種對我們思維和心理的塑造也是毛澤東與未來的一個結合點。

還有毛澤東對中國語言的影響。我們都知道，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宗師。但實際上魯迅的語言還不是完全的白話文，他還處在古典語言向現代語言轉型的過程中，所以他的白話文還比較艱澀。真正對現代白話文起到典範作用的是毛澤東。他曾經在中國社會廣泛流傳，家喻戶曉。毛澤東的白話文在當年就被胡適所推崇，他說共產黨人里寫白話文最好的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對中國現代語言的影響非常大。近代以來，各個國家都出現了類似的人物。比如確立英國現代語言的是喬叟，他有一本《坎特布雷故事集》；在意大利是但丁，他的《神曲》第一次擺脫了中世紀拉丁語，用意大利語寫作；在德國是馬丁·路德，他用德語翻譯拉丁文的《聖經》；在法國是拉伯雷和蒙田。而在中國，我認為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毛澤東，他的語言影響了幾代人，使漢語最終定型。這是一種平民化的語言，同時又是一種思想性的語言。它區別於現在娛樂界那種港腔港調的語言，也區別於王朔那種沒有思想的語言。我相信，這兩種語言隨着中國人精神世界的重建，都會被人們唾棄。毛澤東對中國語言的影響，同樣是他通向未來的途徑，是他和未來的一個結合點。

還有就是毛澤東的世界觀，可以說毛澤東改造了馬列主義的世界觀。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推動歷史的發展。毛澤東的歷史觀是奴隸史觀，是奴隸創造歷史，這種歷史觀轉換到現實政策當中就是群眾路線，轉換到政治實踐當中就是人民戰爭和文化大革命，就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他的群眾路線也是對列寧主義的一個創新，我們都知道，列寧講，要自上而下地灌輸革命思想，由一小批意志堅定的布爾什維克領袖群體來領導革命，而毛澤東則強調走群眾路線。這恐怕也是未來世界的一個前景。隨着知識、教育和傳媒通訊的普及，幾十億甚至未來更多的民眾的成長速度將越來越快，民眾將擺脫中世紀式的蒙昧狀態。所以最廣大的民眾的力量將越來越大，而這也是毛澤東所展望的一個未來的遠景。

但是，毛澤東要真正恢復它世界性的影響力，還需要一個歷史契機。如果目前這種狀態延續的話，毛澤東還將處於主流媒體的邊緣。而所謂歷史的契機，就是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動。我們都知道，中國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後，它的成長非常快，他對能源和原料的胃口越來越大，對世界市場的需求越來越大。他將越來越不能被現在這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容納。在未來不久，大概15年的時間裡，中國的增長有可能突破現有的資本主義體系，那時可能出現一個更大範圍、更大規模的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局面。這個局面的出現將使現有的壓迫性的世界，國內秩序也好，國際秩序也好，都會發生一個劇變，會出現一個廣大民眾反抗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局面。我相信到那個時候，毛澤東對世界的影響會出現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我對毛澤東對未來影響的一個設想。

今天我就談這些，謝謝大家。

（作者：祝東力。來源：公眾號“新世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