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台灣,也要認識大陸與世界
俞力工
最近，龍應台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一文里，把台灣描寫為：早已擺脫了民族、國家、社會、傳統、榮譽等 “大敘述”的束縛；由是，已習慣了以小市民樸素需求（“小敘述”） 為依託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鑑於此，台灣人民對大陸的陳舊“大敘述”（民族大義）毫無興趣；大陸一方則必須認識到兩地間社會發展與生活方式的落差，從而有所改進。
為支持以上的主張，龍女士以數年前“紅燈記”在台北獲得演出為佐證；並把連戰在大陸強調“自由民主”、宋楚瑜提示“均富”視為壯舉。
龍在近萬字的論述里，幾乎用了一半篇幅介紹“紅燈記”的順利演出。然而，這一孤立的“小敘述”，卻掩蓋了台灣當局處心積慮阻撓三通，一系列去中國化的舉措，撤銷中央四台的播放，減少大陸駐台記者...。同時，也對大陸調動一切媒體，全面報導連、宋的主張，連續採訪相關人員的“大手筆”熟視無睹。加之，她當然也不會意識到，就新聞自由方面，台灣甚至還遠遠不及“一國兩制”治下的香港。此外，大陸的媒體儘管受到嚴格的政治監控，但豐富、客觀的國際新聞對比台灣的國際新聞沙漠；紮實且尊重民眾求知權的優異文化節目對比台灣充斥電視的廉價口水秀...，這一切，都是一個持平的學者不應抹煞的事實。誠然，“圍牆”一向由弱勢一方建築，其理由之淺顯無需筆者贅述，但是，利用一個毫無代表性的“孤案”去自我粉飾，其方式無論是如何娓娓道來，情節如何生動感人，都不能有助於大陸同胞對兩岸實際情況作一客觀對比。如果，事實確像龍女士所描述的“她與台灣同胞是如何地唾棄大敘述”，在她對連、宋讚不絕口時，似乎突然忘記“自由民主”、“均富”也同樣屬於“大敘述”範疇。非僅如此，這些大敘述尤其是民進黨政府成天掛在嘴上的“與全球先進國家分享的普世價值”。
討論台灣的“均富”之前，必須指出的是，自1995年關貿總協議提升為世貿組織之後，全球最富的20%人口與最窮的20%人口的收入比，已從10年前的75 ：1惡化到90 ：1。換言之，自由經濟資本擴張所造成的兩極化現象已嚴重荼毒全球。台灣“均富”之形成，以及目前相對較不受全球化的衝擊，主要原因在於台灣勞動力極端缺乏，因此完全無須經過工會、政黨的抗爭，市場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自然會導致勞工待遇的提升。然而，一旦高工資影響到價格競爭力，資金自然會向勞動力過剩的大陸轉移。該現象，一來說明百萬台灣同胞與台灣資本轉移大陸有其現實利益；二方面說明這多人並不是那麼在乎龍女士奉為圭臬的“台灣生活方式”和四年一投的“神聖一票”。台灣的勞工待遇由市場調節，工會、勞工組織形同虛設是個不爭事實。一旦工人失業，多不指望於工會、工運，而是依靠家庭成員的互相支撐。這反映出台灣仍舊是個典型的以家庭為根基的儒家社會。萬一家庭不幸解體、告貸無門，則邊緣化人士要麼鋌而走險，要麼跳樓輕生。這類事件，每天翻開報紙，歷歷在目。
大陸一方，兩極化問題日益尖銳，反映出其龐大勞動力供過於求的特點，因此貧富落差大於台灣也不足為奇。為有效制止此“資本主義惡臭”，效仿中西歐與北歐的做法，採取果斷社會政策進行再分配和節制資本當是刻不容緩。但是，中國的問題在於，兩千年來一直是個市場經濟社會，其土地一向可以自由買賣，士農工商多為職業分工的自由人，而非階級劃分的壓迫者及被壓迫者，因此並不具有貫穿歐洲歷史的階級鬥爭政治文化，缺乏近代勞資階級政黨的發展經驗，難以培養超越家庭觀念之外的“團隊集體精神”。鑑於此，企盼通過階級政黨的建立，藉助議會內的協商與議會外的街頭抗爭，以維護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絕不是件理所當然、一蹴而就的事。如果缺少代表一定階級利益的社會內容，空洞地組黨、結盟，則政黨的唯一訴求便可能流於“為反對而反對”，或“輪流坐莊”。同時由於缺少勞動群眾的集體監督，政黨也難以避免受到黑、金勢力的操縱。美國的歷史不同於歐洲，政黨政治缺少社會內容也是有目共睹；五百多名議員中，95%以上具有財團背景更是眾所周知。因此在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歐洲社會看來，美國所擁有的不過是一部好憲法，但這一個“空具形式的框架”並不一定能夠確保民主內容的滋生，由是便拒絕認為歐洲與美國分享什麼“普世價值”。
台灣的黑金勢力，比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人人固然擁有法律上平等的一票，但遇到缺少議題、缺少社會內容的選戰，這四年一投的“神聖的一票”便成了不同選期的“黑金代理人的背書”。長期以來，台灣媒體沸沸騰騰議論著數十件動輒涉及數十億台幣的經濟大案，表面上充分體現言論自由。然而從涉案者一個不關、一個不抓的結果看來，反而讓不少台灣人對彼岸的“至少還殺幾個貪官”的做法讚嘆不已。既然，由下而上的歐洲式民主如此不易嫁接，如此容易流於形式，那麼徒具形式的民主是否至少要比一黨獨大更加體面一些呢？筆者無意在此奉獻一個萬全之計，但是，至少認為一個健全的社會，不論是否分享 “普世價值”，必須具備選賢與能的機制和程序。尤其在資源、時間緊迫的情況下，與其把命運交給昂貴、無效、虛假的民主試驗，與其讓後殖民時代文人說三道四，不如藉助中國特有的傳統智慧，讓學術界自行挑選舉世公認的專家與權威，在各級部會關鍵崗位上攜手把國家推上最先進的軌道。統而言之，當務之急不是去標榜台灣，尤其重要的是必須認識中國與世界。
(2005/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