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世界上一切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中國，除了最後的抗日戰爭之外，幾乎每一次侵略都是中國戰敗結束，戰爭失敗不僅帶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列強在“戰爭勝利”後所勒索的戰爭賠款數量也十分驚人，各種估計中間“數值最高者為銀19.53億兩，最低者為10餘億兩，被史學界廣泛採用者為近13億兩。” 這個數字相當於清政府16年的財政收入總和。除了毫無補償的“賠款”這樣一種榨取方式之外，有補償的“鴉片貿易”也是近代史上極其引人注目的“交易”現象，一位美國學者指出，輸入中國的鴉片是“十九世紀全世界最貴重的單項商品貿易”：“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結算大約盈餘二千六百萬元。從1828到1836年，從中國流出了三千八百萬元。使國際收支逆轉的正是鴉片煙，結果就資助了英國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動。……在經過幾個世紀的貿易之後，西方終於發現中國會大量購買的東西了。”

對於列強而言，每一次侵略戰爭除了“勞師以襲遠”的風險之外，都需要投入相當數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付出這些“侵略成本”都需要有可以期待的“收益”。保羅?巴蘭在比較了印度和日本在殖民化時期的差別待遇之後指出：因為日本地狹民貧，沒有多少可供列強榨取的經濟資源，也不能提供產品銷售市場，所以，列強也就相應降低其願意承擔的“侵略成本”數量，這是日本輕易掙脫殖民化鏈條的關鍵;而印度則由於其富足而受到英帝國系統而長期的掠奪。 如果拿中國與印度相比，中國1820年GDP數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可榨取的經濟剩餘數量就更為可觀，所以列強“經營中國”的意願格外強烈，投入的“侵略成本”就格外高，在這裡可以看到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戰爭以及後來的日本侵略戰爭的動力所在。中國可資榨取的經濟剩餘數量很大，同時卻沒有足夠的反抗能力，這種近代史困境被魯迅用一個通俗的比喻準確地揭示出來了：“倘是獅子，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

既然有了壓迫和剝削，就必然地引導矛盾對抗的另一方出場，一方的侵略投入越大，對生命財產的損害越大，就必然帶來反抗意願的上升，從而，受壓迫民眾能夠接受的“反抗成本上限”就越高。由於受到最野蠻的長期侵略，近代史上中國所損失的生命和財富數量極其巨大，因此，願意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支付更高的反抗成本的認識就不可避免地增長起來，這個認識超越了黨派和政治立場的分野，秋瑾就曾經有過這樣的詩句“拼將十萬頭顱血，需把乾坤力挽回。”既然對帝國主義不持有任何“道義幻想”並指望其自動改過，顯然，制止侵略的關鍵就完全依託於反侵略力量的集結和使用，這隻有等到反侵略力量足夠強大，最終使得帝國主義政策得不償失——侵略成本大於侵略收益的時候，侵略政策才會終止。

毛澤東1965年對斯諾說：“中國這個地方，美國軍隊來可以，不來也可以。來了沒有什麼很大的搞頭，我們不會讓美國軍隊得到好處。因為這點，也許他們就不來了。” 為了讓美軍來了沒有很大的搞頭，戰爭準備的設想還必須貫徹到經濟建設的方針中間去，在1965年的一次談話中間，他說：“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他立足於打，是為了爭取不打。 這種思路其實就是國際關係中間的“威懾”思路。

對於一個長期受到侵略戰爭威脅的國度而言，達成安全目標的關鍵在於建立起自身的“威懾信用”——這對於侵略者而言，則意味着要讓其在戰爭和衝突現實中間領略到：付出侵略中國的成本遠高於可預期的收益。用規範的國防經濟學語言表述就是：“為了震懾對手，報復的有效性和將要訴諸武力的可信度這二者都是必需的。” 根據西方學者的分析，假設現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在選擇戰爭之前，先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而威懾就是讓對手相信，他為採取某種行動而付出的代價或者所冒的風險大於收益。基辛格則認為，威懾需要實力、使用實力的意志，以及潛在進攻者對這兩個方面的評估等三方面的結合，而且，威懾是所有這些因素的乘積，而不是它們的和。如果任何一個因素是零，威懾就會失效。

在中國正式派遣志願軍入朝之前，周總理曾經通過公開和秘密渠道兩次警告美國不要過三八線，但未能生效。第一次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於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第二次則是十月三日凌晨周恩來透過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對美國當局提出強烈警告：“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 這兩次威懾都未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關鍵乃在於美國的決策人並不認為中國有妨礙其實現侵略目標的可能。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謝林把博弈論應用於分析戰略威懾，格外重視威懾的可信度，他得出的結論是：“威懾涉及武力的潛在使用，而非實際使用;威懾是為了警告並說服潛在敵人，只有避免某些舉動才能維護其自身利益。”“一個成功的威脅就是不需要付諸實施的威脅;……大多數威脅的最大成本是不得不實施威脅。” 因為周總理傳達出來的威懾，在美國決策人眼裡並不“可信”，剩下來的唯一選擇就是把“威脅”付諸實施，這個成本當然就很高了。

在某種意義上看，國家的戰略意圖和競爭意志是不可能欺騙對手的，一個國家願意付出的安全成本數字，就是基辛格所說的“使用實力的意志”，這可以視為競爭意志強弱的合理標示。在三年抗美援朝戰爭中間，付出了傷亡36萬餘人、開支戰費62億元、消耗物資560萬噸的代價。而美國則在侵朝戰爭中付出了近40萬人員傷亡(連同其他國家和南朝鮮軍隊共傷亡109萬人)、830餘億美元戰費開支和7300萬噸物資消耗的巨大代價，最終卻不得不罷手求和，與朝中方面簽訂停戰協定。這無疑是出乎美國的意料的。對於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美國前總統胡佛曾沮喪他說：“聯合國在朝鮮被共產黨中國打敗了。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軍隊足以擊退中國人。”

任何一個國家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只有在接受了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軍事力量的檢驗之後才能夠為人們所認識和接受。在與美國交手以及後來的談判過程中間，毛澤東總結出這樣的經驗：“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民間諺語說“沒有耕耘就沒有收穫”，在毛澤東看來，如果沒有抵抗成本的支出，沒有對於侵略者的有效打擊，就不可能終止侵略者的侵略意願，所以他從不迴避安全成本——也就是說從不幻想“搭便車”以把安全成本轉嫁給別國。依據過去一百多年被侵略的歷史，中國人民所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為此，願意為國家安全支付的“成本上限”就很高，這就使得中國無需仰賴外國的“善意”而確立起獨立自主的安全戰略，無論這個外國是蘇聯還是美國都是一樣。1959年毛澤東為此拒絕赫魯曉夫的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合作建議，1973年為此批評周總理未能識破基辛格的安全合作“善意”。這就與那些一心想要對外轉嫁國家安全成本的精明人形成鮮明的相比，在這些人看來，獨立自主安全戰略意味着傻帽——在看起來可以搭便車的時候還堅持買票。不尋求與強國結盟的獨立自主安全戰略意味着：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的實際成本不高於依據近代史經驗所形成的“心理成本線”。

二

毛澤東在與同鄉周世釗的談話中間，曾經用很通俗的民間諺語表述了謝林用博弈論敘述的那個思想“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還有一句民間諺語“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着”，用以轉喻國家競爭關係也很貼切。以毛澤東建立威懾信用的“大算盤”而言，美軍的全部優勢得到展現並最終挫敗其戰略企圖是很重要的，而戰術上最合理的戰爭介入機會則有可能損害此一戰略目標，美國軍官查爾斯?威洛比則反過來認為：“進行干預的黃金時機看來早已過去，如果計劃採取這一行動，很難設想，會把它推遲至北朝鮮軍隊的殘部氣數已盡的時候。” 但是如果從“以戰止戰”的戰略方向看，在戰術意義上正確的判斷確如威洛比所言，但是戰略上就未必正確，中國志願軍從鴨綠江邊上開始出擊，並把擁有優勢裝備的美軍趕回三八線，這樣一場較量所建立的“威懾信用”要比在最合適的介入時機下的戰爭，有效程度要高許多。而且，在停戰談判中間，毛澤東從不企圖“見好就收”，而是要等待美軍的全部優勢都有機會發揮，肯於坐下來談和平的那個最後時刻。不貪“戰術上的”小便宜，是因為對戰爭目標的追求不一樣，毛澤東想要通過一場艱苦的戰爭來證明：“我們的敵人眼光短淺，他們看不到我們這種國內國際偉大團結的力量，他們看不到由外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民的時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永遠宣告結束了。” 如果能夠解決那個最大的“賊”、打回那最有力的一拳，顯然威懾信用的效果就就越好。由於美國軍事力量為世界最強，中國打敗美軍所建立起來的威懾信用，就對全球任何國家都適用，就中國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懾信用的目標而言，選定美國作對手其效果最為理想，而且還需要這個對手有機會發揮其全部實力。

毛澤東後來對抗美援朝戰爭的長期後果，做了一個簡單評估：“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正是因為有了抗美援朝的勝利，毛澤東預計“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中國人民有這麼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兩樣都可以干。……如果美帝國主義要再打，我們就跟它再打下去。”正是從威懾信用的長期效果出發，付出的成本才是可以接受的：“抗美援朝戰爭用的錢也不十分多。打了這幾年，用了還不到一年的工商業稅。” 威懾信用的有效性與自信心提升是一致的，1965年年底針對美國擴大侵越戰爭的事實，外交部長陳毅竟然發表談話說：“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髮都等白了。”

在革命年代毛澤東曾經發展出“弱者的博弈方略”：“弱勢博弈者必須在組織和管理方式上勝過對手，有形實力不足要以更高的無形力量(更高昂的競爭意志和更高的組織水平)的優勢來彌補。最終目的當然是要實現有形實力和無形實力的乘積大於國民黨軍，這才是共產黨戰勝強敵的關鍵所在。其實孫子說‘上下同欲則勝’就是要由無形實力決定勝負這樣一種思想。而無形實力的提升就的依靠發展‘官兵一致’的‘上下同欲’程度。” 這就與美國決策層的看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冷戰時代美國長期把歐洲看作是戰爭重點，但是卻把大量的軍事力量投放在中國周邊國家打了兩場局部戰爭，這個事實本身是有理論意義的：美國決策者能夠看到有形實力但是盲視無形實力。毛澤東1965年用幽默的語調，向斯諾描述兩種看問題方式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不贊成我，包括蔣介石不贊成我。他不贊成我，我也不贊成他。這就要發生爭論，有時要寫文章，有時要動武。” 在毛澤東看來，通過無形實力的巨大提升有可能抵消有形實力不足的劣勢，認定“敵人大炮比我們多，但士氣低，是鐵多氣少。”而在美國那種更為正規的看世界圖示中間，以“鐵”為主要原料的軍事裝備和技術——有形實力——則是決定一切的，所以，柏林牆事件中間，美國軍隊在遇到蘇聯的坦克集群時，能夠恰當地約束自己避免熱戰爆發——這是美國人看得見摸得着的有形實力，也是美國人按照自己的經驗不會出現重大誤判的場合，所以，雙方的威懾信用都能夠為對方所理解和接受，從而避免了最終把威懾付諸實施的高成本。由於中國經濟和技術方面的劣勢難於逆轉，所以，中國的威懾信用要生效，就需要把毛澤東所重視的無形實力標準強行“輸灌”給美國決策層。

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周邊，美國看不到依據有形實力標準的可接受的有效威懾，所以傾向於以戰爭手段遂行政治目標，新中國成立之後美國爆發的麥卡錫運動也有同樣的認識邏輯。麥卡錫等人要在美國內部找出“丟失中國”的內奸，這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作為一種利益損益計算依據——美國有那麼多先進武器足以改變中國內戰的力量對比卻沒有輸送給蔣介石，所以就需要找出到底誰妨礙了這個決策的做出。麥卡錫雖然一個孤立的個人，但是他代表了在美國決策層中間一個通行的力量對比判斷標準;這個判斷標準在蘇聯的有形實力面前從沒有出過錯，東歐也“丟失”了但並沒有激起相應的麥卡錫運動，對於東歐的“淪陷”美國只能絕望，不得不接受了東歐國家脫出可榨取“國家利益”的範圍。麥卡錫運動之間對“丟失中國”所損失的“國家利益”，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不甘心態度，這種不甘心態度是以有形實力上的絕對差距為依據的。美國在面對亞洲的前工業化國家則擁有龐大的自信心，再加上可能的潛在利益損益的估算，所以輕於作出在朝鮮和越南擴大軍事力量投放的決策，結果兩次遭遇失敗。一些研究文獻把美軍在朝鮮的失敗歸結為某個或者某幾個美國政治人物的疏忽，這是片面的結論，在美國政治決策人物頭腦里強行輸入毛澤東的“無形實力”標準之前，美國必然會依據有形實力現實而反覆選擇戰爭決策的，美國後來再次高調投入越南戰爭就驗證了這一點。反過來，正是依據無形實力標準，在美國大量派兵進入越南之前，毛澤東已經於1965年年初就提前預言了美軍必然失敗。

在威懾信用的建設與接受過程中間，意味着在有形實力標準之外，是否考慮無形實力標準，這對於低成本維護世界和平而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項。而且，還必須要美國這個極其傲慢的黑幫老大領會了無形實力的作用之後，低成本建設起來的威懾信用才會有效。支付完抗美援朝戰爭的抵抗成本之後，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彭德懷在總結朝鮮戰爭對世界格局的影響時，正是這麼說的：“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擊敗的。” 從後來的越南戰爭看，這個估計過於樂觀了。

中國與朝鮮、越南人民在兩場局部戰爭中間所付出的犧牲，確實開創了國際關係和世界和平方面的新局面。從全球競爭中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看，威懾信用的有效性，意味着以美國為首的列強政府決策人部分地把握到無形實力的作用，這才會在他們的認知和評估中間部分破除對有形實力迷信。等到越南戰爭結束之後，這種對無形實力的認識才初步建立起來，一位美國學者指出：“越南戰爭表明，有史以來最為昂貴、技術上最為先進、最具有毀滅性的軍事機器也無力征服地球上最貧窮的民族之一的意志。之後，美國征服一時之間失去了自由世界警察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可信度。”

三

雖然庫恩的“範式革命”概念已經被用得很濫了，在國際關係領域各種不同的看法和認識中間，對於估量形勢和力量的方式完全“不可通約”的情況確實是非常普遍的。毛澤東按照自己的經驗來看待衝突的利益和力量對比轉變，在內外競爭中間作為弱勢博弈者的一方，他很重視有形實力之外的無形實力方面，並把這個方面上升到壓倒一切的地位上;反過來，美國人則格外強調有形實力的對比關係。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相比美國則存在着經濟和技術劣勢，也就是說有形實力不足，這種條件下威懾的可信度，最終是要給美國的決策人輸入一種新的實力判斷標準——有形實力不足以決定一切，戰爭勝負還必須看無形實力的大小。而是否接受無形實力標準，則是兩種不同的“範式衝突”的核心內容。

美國教授施拉姆曾經說過：“中國領導人通過他們自身經驗的三稜鏡來看待整個世界的傾向，已經走向極端。我們已經經歷了一個歐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歷史環境中形成的概念來理解和誤解亞洲的世紀。” 這種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認識框架來估量形勢，並以自己的看法否定別人的看法，這中間的區別由來已久，常常是矛盾和衝突升級的重大原因。謝偉思記錄了中國內戰時期，那些美國科班出身的高級將官在評定軍事競爭力量時的心態和邏輯：

“回想起來，看來很明顯，魏德邁等人都受到正規的美國軍事思想的制約。他們不可能正確評價象中國共產黨軍隊那樣高度不正規的人民游擊部隊的力量。謝偉思的報告堅定地強調中共的政治力量，強調共產黨人的社會、經濟政策所具有的那種政治力量的基礎，強調政治力量與軍事力量之間的密切關係。魏德邁並不信服。對他來說，美國那時正在越過喜馬拉雅山脈駝峰向國民黨軍隊傾注的成千上萬噸的供給，無疑才是軍事力量的更重要的決定因素。因而他無視謝偉思和其他人的報告：‘我覺得更有資格對軍事戰術和技術的運用作出判斷。因此，當我的政治顧問提出一種軍事性質的建議時，我特別不受他們的影響。’”

弱勢博弈者改善安全態勢的關鍵在於：超越對手的強烈競爭意志和更高的組織程度，如果失去了這兩者就失去了無形實力方面的優勢。據參加過十二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李慎之回憶，十二大是共產黨第一次放棄國際國內形勢任務分析的寫法：“胡耀邦作的報告不再分析國際形勢而只講‘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國的鄧小平因此改變了毛澤東關於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馬列主義論斷，預言我們的時代至少到下一個世紀上半期將是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越南戰爭的結束固然對世界格局產生了新的影響，但有效的威懾信用並不能否定國家利益的競爭性，也不意味着國家安全問題的一次性解決。看起來，這確實反應了革命時代的結束後，看世界方法論的根本性轉換，也體現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時期的世界觀轉變——按照庫恩的說法這是一場標準的“範式革命”。不過“減少安全成本支出”的“小算盤”，很容易被那些搞了上百年均勢戰略的老手看穿：一個連起碼的安全成本都不想支付的國度，怎麼可能還有維持“國家利益”的意志呢?1980年代就反覆出現美國“對台軍售”突破公報精神的問題，到了世紀之交“台灣問題”對中國造成的利益損害，按照閻學通教授的估計早已經超過一場局部戰爭。換言之，李慎之等人的“小聰明”表現為節約安全成本，而韜光養晦策略則不恰當地把有形實力劣勢的中國臆想為具有主導權的強國，依據這些想象所作出的政策宣示，迅速被美國解讀為“使用實力的意志”為零，結果是中國的威懾信用急劇下降。抗美援朝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建設起來的無形資產，因此急劇貶值，此後，中國兩國之間的外交摩擦大幅度增加，到了今天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預已經是隨時隨地、每日每時都在發生。

毛澤東強調弱國可以戰勝強國的侵略，前提是弱國要能夠在無形實力方面取得超越強國的成績，這是劣勢競爭方略的關鍵。在今天中國的主流學界中間，簡單抄襲強國的看世界圖示及其競爭方略成為一個根本性短腿，學術研究的所謂“與世界一流水平接軌”變成了與美國接軌，結果國際關係研究中間充斥着各種缺乏美國實力地位作為基礎卻要強行抄襲美國競爭方略的“白痴言論”。秦亞青對此有一個明晰的總結：中國主流學術界中間“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仍然占據最大比重，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仍然沒有形成體系。”“原創性理論的缺失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最明顯問題。” 除了理論欠缺之外，更為關鍵的是缺乏最起碼的競爭意識以及對無形實力的認識，而在這樣的狹隘視野里就不可能找到弱勢博弈者的競爭方略，結果這個缺乏“答案”的困境又反過來強化了一種取消“問題”的意願——在國家關係上沒有競爭只有“                                                   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