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時代大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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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聞周刊》 林利民
2005-06-15 10:30:41 點擊:726

一個擺脫了歷史悲情、正在加速崛起為世界大國、強國的中國，其對外政策，必須適應中國崛起的大趨勢，按大格局、大思維、大戰略、大氣魄謀篇布局。

２１世紀前期，是中國實現戰略崛起的衝刺階段。中國崛起是一個擁有十幾億人的世界大國的崛起，其對中國、對世界的震撼力、衝擊力史無前例。世界各國必然要以複雜的心態觀察中國崛起及其進程，而中國要實現崛起，也必須與世界的發展、進步同步，得到世界的理解、認同，使崛起的中國與世界良性互動。中國外交必須建構適應崛起的新理念、新視野、新面貌。

求和平、求發展的外交總目標

在論及中國對外政策目標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和平目標與發展目標，這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石和出發點。新中國成立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代中國領導人孜孜以求的兩大目標。這兩大目標既植根於現實利益要求，也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

鴉片戰爭以後的１００多年間，中國發展滯後，積貧積弱，因貧弱而挨打，因挨打而更加貧弱，二者相互作用，使中國人民陷入苦難深淵，幾度瀕臨亡國滅種之禍。因此之故，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人即以解決“挨打”問題和“貧弱”問題為根本任務，前者是國家安全問題，後者是國家經濟發展問題，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為了解決這兩大問題，中國對外政策致力於保衛和促進世界和平，為國家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並提出了“四化”目標。

今天，中國經過幾十年奮鬥，“挨打”問題和“貧弱”問題已基本解決，然而，求和平、求發展仍將是中國２１世紀對外政策的永恆目標。當然，在２１世紀，中國擺脫了幾代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受難者、挨打者特有的悲情意識，中國對外政策的和平與發展目標貫注了新的內容，這就是在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在中國崛起中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與進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９％以上，經濟總量２０年翻兩番，實現了小康目標。２０２０年左右，中國經濟將實現第二個翻兩番，經濟總量將達到４萬億美元左右，崛起為世界大國、強國。

對中國發展前景的這一估計，國際上一些權威機構大體一致。美國高盛公司在題為《ＢＲＩＣＳ之夢：通往２０５０年之路》的報告中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評估調門更高。報告提出，中國經濟總量將在２００７年超過德國，２０１５年超過日本，２０４１年超過美國，屆時中國ＧＤＰ總量將達２８萬億美元，高於美國的２７．９３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２０５０年更高達４４萬億美元，大大高於美國的３５萬億美元。報告還預測２０３０年中國的人均收入能達到今天韓國的水平；２０５０年則為３萬美元左右，相當於今天發達國家的水平。

總之，儘管在具體數據上有差異，但對中國崛起的大趨勢，國內外經濟界、政治界、戰略界已大體形成共識。但與此同時，“中國威脅論”也在潛滋暗長。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在其近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就斷言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並斷言中美遲早“必有一戰”。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近日在新加坡發表談話，稱中國軍費開支居亞洲第一、世界第三，“威脅亞洲穩定”，更是掀起了新一波“中國威脅論”高潮。在此複雜背景下，中國更要堅持和平與發展目標不放鬆，使所謂“中國威脅論”不攻自破。中國對外政策，必須適應中國崛起的大趨勢，按大格局、大思維、大戰略、大氣魄謀篇布局，要力避鄧小平同志多次鄙夷的“小里小氣”。

在參與中崛起，在崛起中參與

除了求和平與求發展兩大一以貫之的根本目標外，一個擺脫了歷史悲情、正在加速崛起為世界大國、強國的中國，還必須樹立參與意識，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事務、參與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構建與調整。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的崛起正在促進世界面貌的積極變化，中國應該也有能力為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構建、調整盡一份責任。

現存國際體系緣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經濟與政治結構及美蘇冷戰、雅爾塔體制，不可避免帶有舊世紀的痕跡，與２１世紀的新世界有不適應之處。調整、改造現有國際秩序是大勢所趨，無可阻擋。當前，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調整過程加快，並表現出三大特點：一是利用和改造現有機制，而不是“另起爐灶”，如政治上改革聯合國、經濟上改造ＩＭＦ、世界銀行、國際貿易金融體制等；二是美國和西方在制定國際遊戲規則時居於主導地位；三是更具有全球性，更少死角，不參與其中就會被拋棄，成為國際棄兒。

近代以來，中國因長期積貧積弱，一直被排斥在構建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過程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是列強宰割對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秩序構建過程中，中國名義上是“四大國”之一，但也是空有其名，戰後國際秩序構建未能反映中國的訴求。新中國成立初期，因中美對立，中國有２０多年時間被孤立於國際體系之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度加深。目前，中國趕上了２１世紀國際秩序大調整的“班車”，應以積極姿態參與其中，使國際社會更多地理解、反映中國的訴求。

中國是安理會“五常”之一，是正在上升的大國。２００４年，中國外貿總額躍居世界第三，達到１１５４８億美元，外貿依存度高達６０％。這一年，中國原油進口量達１２２７２萬噸、成品油３７８８萬噸。同時，還進口了２０８０９萬噸鐵礦砂、２６３１萬立方米原木、７３２萬噸紙漿、２０２３萬噸大豆、２９３０萬噸鋼材、１６７７萬噸肥料等。與此同時，中國海外利益也在增多，中國企業以及勞務人員開始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目前，中國常駐海外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員超過６０萬人，境外中資機構超過８０００家，分布在全世界１６８個國家。在海外承包的工程近２０００項，工程人員達十幾萬人，分布在全世界１６４個國家。從伊朗的地鐵工程到巴基斯坦的港口設施建設，從蘇丹的油氣開發到在俄羅斯種菜伐木，都有中國工程人員的身影。中國還有數十萬海外留學人員。每年出國的中國人已從１９７８年的２０多萬劇增至目前的數千萬，增長了１００多倍，而且還在加速增長。另外，海外來華投資、旅遊、留學的人員也不斷增多。總之，中國經濟越來越依賴世界市場，中國與世界的融合不斷加深。

隨着中國崛起繼續加快，中國對世界市場、原材料、資本、技術的依賴還會增大，中國的經濟利益越來越具有全球性。經濟利益的全球性必然帶動中國的政治、戰略與安全利益範圍向全世界擴散，中國與世界各種力量的合作面與競爭面將同時擴大、增多，這要求進一步明確規範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各種關係。且這種規範很難在雙邊範圍內解決，只能爭取在全球範圍內一攬子解決。中國不能把規範國際體系的權力拱手讓人，而應以主動、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體系的改造、調整，使之更多地反映中國的利益訴求，否則，要麼自外於國際體系，要麼任人擺布，要麼被迫向既成體系挑戰。三者都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當前，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調整、改造已經全面展開，政治領域包括聯合國改革；經濟領域包括匯率調整、建立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國際金融貿易體制的調整；安全領域包括反恐、反擴散、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及多邊安全機制的建立等。在地區層面，國際秩序的調整、改造包括區域化成為潮流等。對這些改造、調整，中國應按利益得失，分清主次先後，確定參與步驟和程度，學會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國際潮流中按規則“游泳”。

睦鄰外交與全方位外交並舉

歷史上，世界大國大都注重加強周邊地區的戰略依託作用。美國成功建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加拿大、墨西哥為戰略依託，以拉美為後院，大大加強了其在全球戰略中的地位。俄羅斯則因獨聯體分崩離析，削弱了安全屏障。美軍進駐中亞及最近獨聯體國家接二連三的“顏色革命”更使俄戰略安全面臨新的危機，戰略地位大大削弱。這一正一反兩個事例，對中國制訂周邊戰略頗有教益。

中國周邊有二十多個大小國家，總人口達二十多億，占世界總人口的４０％以上，又是世界上經濟和貿易增長最快的地區。這一地區的經濟及貿易總量已與北美、歐盟並駕齊驅，並有領先世界之勢。２００４年，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額達６０００億美元，占中國外貿總額的一半以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已形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命運共同體關係。同時亞太區域化進程飛速發展，東盟＋１、東盟＋３取得成功，東亞峰會正在籌備之中。中國應抓緊當前的有利時機，積極推進睦鄰外交，爭取與周邊所有國家建立更密切的經濟、貿易與安全合作關係，使周邊地區成為實現中華騰飛的戰略依託。

在搞好周邊依託帶的基礎上，積極貫徹全方位外交。中國上世紀５０年代對蘇“一邊倒”、６０年代“兩個拳頭打人”、７０年代聯美反蘇、９０年代推進多極化，都不是全方位外交。因此，全方位外交對中國是新事物。在２１世紀，中國恰恰需要推行全方位外交。

在貫徹全方位外交時，要注意兩個平衡，包括對美外交與大國外交平衡及大國外交與發展中國家外交平衡。此外還要積極開展多邊外交。在大國外交中，要重點處理好中美關係，既合作、又競爭，合作面與競爭面同時擴大，這是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中美外交的總特點和長期趨勢。對美外交要擴大合作面，限制競爭面。

作為一個正在加速崛起的發展中大國，廣大發展中國家是中國實現戰略崛起的另一個戰略依託帶。在人權、聯合國改革、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改造、調整等重大國際問題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有共同語言，發展中國家也是中國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特別是解決能源、資源問題的合作夥伴。同時，解決台灣問題也有賴於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中國決不能因為重視大國外交而忽視與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友好合作關係。

發展“軟力量”，做“謙虛”的大國

推行大外交不但要有明確的目標和全新的理念、視野，更要有實現目標的實力為基礎。“弱國無外交”的命題不僅適用於威斯特伐里亞時代，在２１世紀也仍然有生命力。

約瑟夫·奈按作用特點把國家實力分為“硬實力”與“軟實力”兩大類。所謂“硬實力”，主要是指一國經濟、科技、軍事等有形實力的總和。中國加速發展，實現經濟總量再翻兩番以及發展必不可少的防衛能力等，都是指硬實力的發展。國內外對中國戰略崛起必然性的共識主要是對中國“硬實力”的加速增長有共識。但是，一國“硬實力”增長並不必然帶來國家“軟實力”的同步增長，二者不能同步增長常常是大國崛起失敗的根源。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冷戰時期的蘇聯，都是硬實力增長未能帶來軟實力增長、最終導致挫敗。

所謂“軟實力”，主要指一國政治體制、民心指向、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國際威望及運用硬力量的方式、戰略能力等非器物層面力量的總和。國際上之所以對中國崛起有疑慮，“中國威脅論”之所以有市場，問題就出在對中國的“軟實力”發展沒有正確認識。因此，中國在繼續發展器物層面的硬力量的同時，更要注重發展非器物層面的“軟力量”，包括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地貫徹厚德載物的睦鄰外交原則，以建設性、負責任姿態參與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調整、幫助解決國際危機等。在國力增長、崛起加快階段，尤其要避免張揚、炫耀，尤其要牢記並加深理解鄧小平同志關於“中國永遠不能稱霸”，即使強大起來也不能稱霸這一論述的深意，不折不扣地執行，以實際行動使所謂“中國威脅論”、“美中必戰論”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