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在全球的勢力範圍不斷擴大，中國發現自己越來越依賴那些它幾乎沒有影響力的地區，而且要在基本上由別國建立的體系下謀求發展。中國的利益遍及全球，與美國的接觸越來越多。與此同時，中國意識到，美國既非明確的競爭對手，亦非確定的敵人，但美國顯然是世界第一大強國。在中國面對的諸多外交政策挑戰中，最根本的一條是：如何在崛起的過程中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或者作為亞洲第一強國招致不必要的負擔。這一挑戰在東亞與中東之間的地區尤為明顯；在美國看來，這一地區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彼岸。

　　一、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角色

　　到二十世紀中葉美國在世界舞台崛起時，美國的戰略不是爭奪控制權，而是制定一套所有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在競爭中應當遵守的通用準則。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推行其特有的世界大國戰略。與歐洲不同，美國從未試圖建立廣闊的殖民地網絡，或者鎖定美國海外投資者的優勢。在十九世紀，當歐洲列強爭奪世界版圖時，美國政府還忙於本土的人民安居事業，遠離以歐洲為中心的財富與權勢之爭。到二十世紀中葉美國在世界舞台崛起時，美國的戰略不是爭奪控制權，而是制訂一套所有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在競爭中應當遵守的通用準則。歐洲國家是通過確立直接統治增強國家實力，而美國的做法是間接的。美國的戰略—即便是堅定的反共政策也不例外，意在促進國際穩定、提高可預見性和透明度。這種意圖包含軍事和經濟兩個方面，相應地涉及軍人和商人。雖然由此形成的體系和許多規則自然會偏向美國的利益和行為，但美國並非唯一的受益者。所謂“美式和平”最終是一套不斷發展的共同規則，而不是堅持由美國主導的定局，而美國的盟友也在“美式和平”的庇護下蓬勃發展。這種做法有助於鞏固受各方默許的美國領導地位，因為這確實符合廣泛的共同利益。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挺進中東地區，當時是明顯的冷戰格局，即美國的戰略顯然以軍事為主，經濟為輔。美國和盟友力量試圖增進西方利益，因而占據油田，確保航運通道的安全，防止原先的封建和殖民地社會倒向共產主義陣營。以色列的安全是一項重要任務，但並非壓倒一切的任務；美國追求和平局面，不僅為了阻止蘇聯在對立陣營中站穩腳跟，也是為了推動美國的抽象經濟利益。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多次調整戰略重心：有時更多以國家為中心，有時更關注基層民眾；有時側重經濟，有時側重軍事。但是，美方總是聲稱看重中東的戰略價值。

　　冷戰結束後，中東仍然對美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美國並不擔心外部勢力插手，而是擔心中東地區自甘墮落，並損害美國的利益。1990年，在伊拉克軍隊悍然入侵科威特後，美國迅速出兵保衛沙特油田，並組織廣泛的國際聯盟擊退了伊軍。美國的目標是秩序，而非控制。同樣，自1979年以來美國與伊朗的對抗，反映了美國希望維持地區穩定，並挫敗伊朗要打破由美國主導的現狀的企圖（儘管在伊朗看來，美國的戰略一定程度是為了孤立和削弱伊朗）。

　　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在中東地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混淆。區內有些勢力希望改變現狀，致使多國政府向美國尋求保護。與此同時，美國與專制政權盟友之間的密切關係，世俗自由主義的承諾，以及對以色列的支持，常常讓美國被視為一個傲慢、不講道義的強權國家，在公共辯論中儼然成為邪惡的化身。美國自認為是中東地區的泛民主力量，支持民眾獲得更多話語權並加大對專制政權的問責。但這種觀念未得到認可，普遍的看法較為負面。大部分政府認為美國是一個天真但又必不可少的夥伴；公眾則大致認為美國社會有時候值得稱道，但美國政府是可鄙的。

　　二、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角色

　　中國處理全球事務的一般方式與美國迥然不同。即使在歷史鼎盛時期，中國也只是一個地區大國，而非世界大國。中國從未尋求擴張領地或制定國際事務規則。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抵達波斯灣和紅海時，他沒有像歐洲航海家一樣為明王朝開疆拓土。中國在征服周邊領土後，也只是要求——並獲得鄰國的朝貢，但從未表現出稱雄全球的渴望。相反，那些渴望擴張的國家卻乘中國沒落之際入侵，讓中國意識到放眼看世界的重要性。整個十九世紀，歐洲列強在東亞建立殖民地，並在鴉片戰爭後（美國也參與）強迫中國當局設立租界。二十世紀初，日本的擴張讓中國雪上加霜，隨後數十年裡中國一直閉門造車，直到1949年。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擺脫孤立政策時，一整套戰後國際規則已經奠定。中國在此後的飛速崛起並未對這些規則提出挑戰，而是充分利用了這些規則。中國的崛起沒有創建類似北約的軍事聯盟，而且中方也絕不輕易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中國的明確戰略強調互惠互利，對安全問題則輕描淡寫。

　　中國的崛起氣勢恢宏，各方紛紛猜測其終極戰略。當代的美國戰略思想家廣受中國古典軍事理論家的著作影響，其中許多人認為，目前中國的無為主義不過是一種堅忍。他們經過研究中國歷史發現，貫通中國思想的脈絡並非和平共處，而是相機而動。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克制對國際舞台的野心，並不表示胸無大志，恰恰是在韜光養晦。

　　不過，縱然熟識中國的分析師，也很難看透中國領導人的真實意圖——如果中方確有相關計劃。萬象更新，形勢一日千里，中國政府的組織機構又是如此龐大而複雜，更難以琢磨，導致究竟是意圖、現實、抑或幻覺無從分辨。即使中國確有長期戰略，也無法判斷該計劃是否能夠在持續的和平環境下獲得成功，更不用說能否經受住戰爭的考驗。

　　三、中國在中東的利益

　　與美國相比，中國在中東的利益存在時間相對較短，範圍也較窄。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與中東地區的文化聯繫很少，主要是通過伊斯蘭教。絲綢之路的歷史遠遠早於伊斯蘭教，但中國旅客本身很少走絲綢之路。到中世紀時期，穆斯林商人已經在中國港口建立飛地，但在中東地區卻沒有中國城。中國有幾個不同的穆斯林團體——不僅有講突厥語的維吾爾族，還有回族，而回族與漢族在大多數方面沒有明顯區別。過去幾個世紀，也有少數中國穆斯林前往麥加朝聖，但在民航開通以前，這種朝聖之旅非常罕見。中國學生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在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正常留學，且人數較少。政府之間幾乎沒有聯繫。

　　在政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對中東地區的反殖民運動有一種情感聯繫，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反殖民運動高潮期，但這種情感聯繫更多是一種政治象徵主義。1956年，埃及總統賈邁勒 · 阿卜杜 · 納賽爾正式在外交上承認中國，導致西方國家撤走對阿斯旺水壩項目的援助以及後期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國有化。納賽爾此舉所表達的政治立場，對埃及與中國的關係幾乎沒有實際影響。同樣，中國駐阿爾及爾大使館設在戴高樂的故居亦非巧合，這無疑打了阿爾及利亞原殖民宗主國法國的一記耳光。中國在換取阿拉伯世界的支持方面付出較少，故有人認為阿拉伯世界對中國的意義並不是特別重要。

　　過去二十年，中國在中東地區的活動幾乎完全以國家為中心。

　　過去二十年，隨着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地位提升，局勢已經改變，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中東事務。中國的直接參與主要是在經濟領域，通過下列三條途徑。迄今為止，最重要的途徑是能源。中國直到1993年才成為石油淨進口國，但中東地區一直是中國過半數進口石油的來源。中國持續增長的石油需求令其尋求供應多元化的努力收效甚微，因為進口總量在迅速增長，來自中東以外地區的供應增量變得微不足道。僅在2013年至2014年期間，中國的石油進口量就增加了9%，而中國石油需求的增長占到全球石油需求總增長的43%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到8%，與早前多年兩位數的增長率相比，屬於偏低水平。

　　第二條途徑是工業產品貿易。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是中國增長最快的貿易夥伴之一，但增長不限於能源進口。中國向海灣合作委員會出售各種工業產品，貿易額增長迅猛。據經濟學人智庫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對海灣合作委員會出口第一大國，出口額在2013年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350億美元。龍城商場 （Dragon Mart）——位於迪拜近郊的一家大型商場，充當了無數中國廠家和批發商的大賣場；近期商場面積擴大了兩倍，商鋪超過200萬平方英尺（即46英畝）。目前大約250，000中國人在迪拜生活，不過，其中一部分是為來自非洲和歐洲的客戶服務，這些客戶傾向於在中東地區與中國做生意，而不是直接前往中國。

　　第三條途徑是基礎設施和其他工程承包。中國從國內興起的城市基礎設施和住房建設中積累了大量專業技能，並應用到中東地區新興的城市建設需求上。中方建築公司素以廉價和速度見稱，這可以給當地領導人創造快速發展的政績。2010年至2016年期間，中國在中東地區的投資和合同金額總計超過600億美元，其中包括麥加輕軌鐵路、直通印度洋的阿聯酋輸油管道、以及巴林的40，000套住房等招牌項目。隨着中東各國政府逐漸意識到物質匱乏對引發“阿拉伯之春”抗議活動的作用，以具吸引力的價格實現快速的住房和基礎設施建設（通常還有中國政府的財力支持），這前景着實誘人。

　　過去二十年，中國在中東地區的活動幾乎完全以國家為中心。中國政府熱衷於中東國家的大型公共部門，並熱衷於與國家機構簽訂貿易協議。美國在海外的活動則通常超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政府尋求與商界精英、學術界和公民社會其他成員之間建立直接關係。相比之下，中國樂於接受中東地區的現狀。雖然中方也擔心中東地區缺乏應對國內社會、經濟和政治挑戰的必要能力，但中國政府似乎並不信任反對派組織，把政府軍看作能夠遏制恐怖主義和其他混亂局面的唯一力量。2011 年的阿拉伯起義讓中國措手不及，新興的民粹主義者指責中方向被推翻的獨裁者提供援助。不過，如今強勢的地區鐵腕人物已回歸，中國官方似乎鬆了一口氣，但中方也謹慎地避免完全切斷與反對派組織的對話渠道。

　　四、中美兩國在中東的戰略

　　從根本上說，美國與中國在中東地區不存在天然的衝突。穩定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而且兩國為營造現狀投入甚巨。一方面因為美國致力於在中東建立開放市場體系，為此投入了數十億美元，而中國從中受益匪淺。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企業在伊拉克的投資超過16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該國最大的外國投資者之一。但是，讓中國受益的是，不僅避免了在安保領域的類似投資，更避免了那些反對現狀者對於安保投資的敵視。某些中國官員私下表示，對美國參與中東地區事務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滿意，因為派駐中東的美軍越多，能針對中國部署的美軍就越少。例如，美國海軍通常有三支航母戰鬥群執行日常任務，由於美方承諾在中東保持一支航母戰鬥群，那麼在太平洋很難隨時部署一支以上航母戰鬥群。

　　中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戰略似乎與在本土周邊的大有不同。在遠離本土的地區，中方樂於在美方勢力的陰影下活動，但中方對美方在東亞地區的勢力越來越警惕。中方對美方勢力的警惕至少有兩種解釋：中方認為東亞理應是中國的勢力範圍，擔心美方試圖利用中國周邊國家遏制中國。中方在南海主權問題上與美方的爭議，反映出中國對美國海軍力量的默許完全是情勢所迫。對於中方的警惕，也可能有第三種解釋：中方認為東亞地區完全是中國海軍的活動範圍，而且中國是區內絕對的軍事和經濟強國，毋須美國來維持東亞地區的秩序。在中東地區則不同，那裡各種潛在威脅叢生，當地政局異常複雜、往往難以捉摸，而中國軍隊在這樣遠離本土的地區也難以發揮作用。

　　五、中東戰略的差異化

　　即使美中兩國在安全、穩定和貿易等領域存在共同利益，但各自的戰略卻迥然不同。許多差異的根源在於：美方在過程上投入巨大，而中方則注重結果。關注過程並非一條貫穿美國對外政策的主線，但正逐步成為一貫方針。在冷戰初期，美國官員通過推動土地改革和經濟發展項目，幫助發展中國家人民抵禦共產主義的誘惑。如果封建主義使共產主義更具吸引力，照此邏輯推理，消滅封建主義符合美國及其盟國的戰略利益。眾多美國政府機構通過各種方式幫助改善海外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環境，從1949年杜魯門總統的“第四點計劃”所承諾的國際技術援助，到1961年《對外援助法》對援助內容的大規模重組。即便如此，美國仍試圖與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專制政府建立密切關係。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美國在越南戰場慘敗以及公眾批評中央情報局在冷戰中的緊急措施，這不僅對美國外交政策提出了“道義”上的要求，而且更尖銳地批評了現實政治主義對美國長期利益的損害。冷戰的結束對這種爭論造成兩方面的影響。首先，普遍的論調是西方之所以在冷戰中取得勝利，是因為制度的優越性。傳播自由主義制度成為一項安全要務，因為通常認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爆發戰爭，更通俗的說法是：“兩個都有麥當勞的國家之間不會開戰”。

　　其次，在半個世紀以來首次擺脫關乎存亡的安全威脅之後，美國及其盟友認為不必再支持惡棍領導人。隨着後冷戰世界的新戰略框架的形成，美國國內有意見認為，美國應堅定成為維護世界正義的力量——即便以美國的短期利益為代價。這種觀點可以部分追溯至美國歷史上的例外論，究其根源，美國在十九世紀登上世界舞台的進程是由傳教士主導，而不是由軍隊主導。拿破崙將“文明教化使命”作為與國家權力有明確聯繫的政府任務。在美國，公眾熱衷於福音布道，而且福音布道素來有深厚的社會根基。

　　由於上述兩股思維，民主化與治理在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對外援助的主要組成部分。自1990年起，在歷屆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把治理與安全聯繫起來是一條重要原則。奧巴馬政府在“民主、人權和治理”的指導思想下，在64個國家開展了350多個項目，並於2015年9月宣稱“美國是世界公民社會的最大支持者，自2010年以來為推進公民社會建設投資超過32億美元。”2010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明確提出：

　　美國支持向海外推廣民主和人權，因為尊重這些價值觀的政府更加正義、和平、合法，而且在海外成功推廣這些價值觀也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那些保護普遍權利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更加穩定、成功和安全。

　　中國沒有表現出在全球傳播福音的特質，似乎也不渴望世界認同中國意識形態或文化的優越性。此外，中國人民也不求越過國家政權成為世界上一支積極力量。中國政府在外交政策領域的舉措完全局限於國家利益，並認為與其他國家政府的密切關係有利於增進自身的國家利益。中國在半個多世紀前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還堅持互不干涉內政。中國政府在發展相關問題上尋求與其他國家建立合作關係時，比美國政府更加關注政府之間的對話。中國政府與其他某些國家一致認為，非政府組織（NGO）部門可能成為反對派和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溫床，因而不鼓勵、也不允許像其他國家一樣的公民社會。美國的做法則不同。雖然美國政府肯定是夥伴國政府的奧援，並注意避免為恐怖組織提供支持，但它也積極尋求公民社會的其他行動者參與政府計劃，而且經常謹慎地採納那些不招當局歡迎的意見。

　　中國已經或很快會在中東地區發揮重要作用，這種判斷為時尚早。

　　美中兩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差異，在2011年整個阿拉伯世界爆發反抗運動之際表現得尤為明顯。

　　六、中國的號召力

　　中東地區的動盪已回復正常，安全部門官員重新掌控了局面。因此，美國失去了當權者的信任；中國則因為對別國國內事務保持中立而重獲青睞。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美中之間兩種不同的戰略在世界許多地區暗暗較勁，美方堅持“附加條件”的雙邊關係，而中方不關心那些束縛美國政策的內部因素。當然，美方的絕對實力超過中方，包括經濟實力、技術實力、以及軍事裝備，但中方通過與美方不同的做法，可以獲得美方無法獲得的軍事和經濟資源。

　　對於那些美國試圖排擠的國家（如伊朗），中國代表全球事務中的一股平衡力量。對於那些認為美國正在背棄老朋友的國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中國是美國無法忽視的競爭對手，也是他們獲得美國非賣品的渠道。幾乎所有的中東國家都認為，中方在中東地區發揮更大作用對他們是有利的，儘管各自對中國的期望有所不同。

　　對於中東地區，中國的號召力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中國不帶來負擔，而非中國能負擔什麼。這種情況類似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美國在中東地區受到歡迎，當時中東各國正尋求擺脫英國、法國等帝國主義列強的控制。長期以來，中東各國政府對美國的干預憤恨不已，民眾則怨恨美國對他們的利益懷有敵對傾向。在這些問題上，中國都是白紙一張，中東各國可以從頭描繪他們所期盼的另一番大國關係藍圖。中國官員不附加條件，也不進行道德說教；他們不會抱怨立法機關束縛了手腳，也不要求籤署和核實一堆合規文件。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已成為比較繁瑣的合作夥伴，而中國承諾建立更直截了當的關係。

　　中國是一個成功的國家，在過去數十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這無疑有所幫助。展望未來，中國可能仍是世界上化石燃料需求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而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材料（例如，化肥、石化產品、塑料和鋁材）市場也隨之增長。其他地區的能源銷售前景就沒有這麼樂觀。節能措施使歐洲的石油進口下降；美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但節能措施和非傳統油氣產量也減少了中東對美國的石油出口。事實上，隨着國內產量的增加，美國最近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

　　中東國家向來認為，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會讓它極為關注該地區的局勢。一旦美國不再依賴中東石油—即使是暫時的，許多國家會認為美國急於切斷與中東地區的聯繫。美國開始討論“重返亞洲”戰略，給許多中東國家傳達了一個信號，即美國正不顧一切地從中東抽身。中國越來越依賴中東地區的能源，與中東的聯繫逐漸增強，這讓中東各國政府和人民相信中國正在崛起，而美國日漸衰落。

　　七、中國影響力的局限性

　　美國曾在冷戰中抵制蘇聯在歐洲的影響力，這段歷史可作為有益的參考，但一定程度上又與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問題全然不同。

　　然而，對未來的預期往往會干擾對現狀的理解。中國已經或很快會在中東地區發揮重要作用，這種判斷為時尚早。中國對該地區的推動作用，往往使人們低估了美中之間在軍事和外交實力上的巨大差距。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實力要趕上美國，可能還需要數十年的時間。

　　更廣泛的文化因素也會削弱中國的影響。中東地區對中國的適應程度遠不如對美國，因為美國早在兩個多世紀以前就開始向該地區深入滲透。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於語言和文化，講普通話的無神論者在阿拉伯世界步履維艱。而不論在中東還是世界其他地區，美國的起步時間遠遠早於中國。全球教育的典範是哈佛大學，而非北京大學人們渴望的電腦是“蘋果”，而非“神舟”；司機希望擁有“吉普”，而非“長城”SUV。在聲望和創新理念方面，美國把持光鮮亮麗的領域，而中國工人負責辛苦地製造產品。中東地區可以買到廉價的中國產品，但這些產品是提供給窮人的。中國本土也存在類似的現象，當然，中國的精英階層追求西方品牌（包括很多在中國本土生產的西方品牌）。這種情況表明，親西方文化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