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印有多幅宛平、盧溝橋抗戰等珍貴照片的歷史文獻。

　　盧溝橋！盧溝橋！男兒墳墓在此橋！

　　最後關頭已臨到，犧牲到底不屈撓！

　　自衛應戰理氣壯，挺劍而起是今朝！

　　盧溝橋！盧溝橋！為國爭光在此橋！

　　——《盧溝橋歌》

　　這是作於“七七事變”之後的《盧溝橋歌》。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爆發。80年後，歌詞中透出的悲壯仍令人動容。

　　那一天發生了什麼？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三省後，相繼入侵上海，攻占熱河，進犯河北。1935年日本政府策劃華北五省自治陰謀失敗後，遂企圖以武力攻占北平、天津，奪取華北。到1936年，日軍已形成從東西北三面對北平的包圍態勢。1937年6月，日本駐豐臺的中國駐屯軍步兵旅第1團第3營頻繁進行軍事演習，伺機挑起事端。日軍對北平的進攻已箭在弦上。

    1937年7月7日下午，駐豐臺日軍河邊正三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到達盧溝橋以北龍王廟附近。當晚，日軍冒雨在龍王廟、大瓦窯一帶實施演習。

　　當日深夜，日軍詭稱有一名士兵在演習時失蹤，要求進入盧溝橋東的宛平縣城搜查。宛平守軍國民革命軍第29軍拒絕了日軍的無理要求。日軍一面假意與中國方面交涉，一面抓緊部署戰鬥。

　　冀察當局為了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7月8日5時左右，日軍突然發動炮擊。

　　中國守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團長吉星文率部抵抗，同日軍展開拼殺，最終寡不敵眾。7月8日夜，中國軍隊反擊，奪回了曾被日軍占領的鐵路橋、龍王廟等陣地，軍心為之大振。

　　日軍受挫後，日本政府一面以“不擴大方針”和“就地解決”為幌子，一面卻發出動員密令，加緊侵略部署。11日，日本內閣發表《關於向華北派兵的政府聲明》。平津地區的日軍總兵力陡然增至10萬人。15日，日本新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擬制了進攻平、津的作戰計劃。

　　中華民族奮起全面抗戰

　　“七七事變”發生後，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呼籲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這一天，毛澤東與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又發表了《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蔣委員長電》，要求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士願為國效命，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

　　還是這一天，毛澤東與朱德等又致電國民黨軍北平第29軍軍長宋哲元，天津第38師師長張自忠，張家口第143師師長劉汝明，保定第37師師長馮治安，請他們策勵全軍，為保衛平津而戰，為保衛華北而戰！紅軍戰士，義憤填膺，準備隨時調動，追隨貴軍，與日寇決一死戰！

　　7月1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正式發表聲明，指出“七七事變”“為日方有計劃有作用之行動，至為顯然”，“中國國策，對外在於維護和平，對內在於生產建設。舉凡中日間一切懸案，均願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外交方式，謀和平之解決”。

　　17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和戰之最後關頭》，歷數“九一八”之後中國為東亞和平之大局、為改善中日關系所做的種種讓步，並表明“最近所發生之盧溝橋事變，顯為日方之故意尋釁，而我軍則於日本進攻時，不得不誓死抗拒外，從未以一矢相加，此可證明中國力求避免戰禍之初心，迄今無改”。

　　同日，蔣介石就“七七事變”發表談話，表明國民政府立場——“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地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

　　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七七事變”如同“九一八事變”，是日本陰謀策劃的產物，它的發生絕非偶然。日本方面，雖然在戰後有能夠客觀看待歷史的學者，但仍有人迴避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必然性。

　　80年過去了，以史為鑑面向未來

　　時至今日，日本仍有一些右翼學者歪曲歷史，否定戰爭侵略行為，極力撇清戰爭罪責。因此，對“七七事變”的紀念有更深層次的意義。

　　有評論指出，一些日本右翼學者仍堅持認為，日本是被迫捲入“盧溝橋事變”的，並污衊中國共產黨挑起事端，糾纏於所謂“第一槍”問題，妄圖藉此開脫罪責。

　　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白純日前撰文表示，日本右翼學者的翻案論調是日本實現政治野心的需要。日本政府放任右翼勢力的翻案論調，篡改歷史真相，將自己扮演成二戰的“受害者”，為謀求政治大國的野心服務。

　　文章稱，日本政界與右翼學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關係，政府制定的政策也迎合右翼勢力的需求。

　　事實上，對於類似的錯誤歷史認識，中國國內的控訴和國際的批評之聲亦不在少數。

　　作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從上世紀90年代就收集了許多戰爭受害者或他們遺屬的來信。這近萬封來信用大量的、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和控訴了日軍所犯下的戰爭暴行。其中的證人有平頂山慘案的原告方素榮、無區別轟炸受害者高雄飛、遭日軍活體解剖中國人的後代王亦兵兄妹、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慰安婦”萬愛花、被擄勞工劉連仁等。

　　此後，一大批追求正義的志願者，與童增一道踏上了對日民間索賠的漫漫長路。在鐵證如山的人證物證面前，日本法庭也不得不承認日本政府及加害企業的犯罪事實。

　　為了保存好這些受害者及遺屬的來信，也為了將它們作為日本侵華戰爭的罪證傳於後人，2014年，由美國華僑柴大定、曹贊文牽頭，以對日民間索賠聯合會團隊為主對這些原始信件進行掃描並數字化，最終由美國華僑基金會出資設立“一萬個正義的呼聲——童增書簡”網站。

　　而就在上月12日，聯合國人權事務特別報告員戴維？凱還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發表報告，批評日本政府對教科書中有關“慰安婦”等問題施加影響，要求日本政府“勿介入歷史事件的解釋”。

　　2015年，美國康涅狄格大學教授亞歷克西？杜登曾組織國際知名史學家向安倍發出聯名公開信，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婦”問題明確道歉。

　　他曾坦言，“我們的責任在於促進日本的公開討論，為今人和後人留下日本歷史的真正記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員汪朝光直言，不忘過去，才能更好地面向未來。“今天的紀念一方面是警示國人，怎麼樣能夠屹立於世界，不讓當年的歷史重演。第二，也是提示我們，要把國家建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