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我從戰爭與文明的角度研究明代鄭成功現象時發現，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國陸權主義傳統，很難適應以海洋貿易經濟為基礎的西方海權主義。當西方文明主導世界歷史的潮流後，作為地中海文明的傳統，海權對陸權的優勢已經具有了普遍的意義，在此背景下，中國如何完成從傳統的陸權主義向海權主義的轉型、中國未來的海權戰略如何適應自身的發展、並應對未來可能的挑戰，就成了我經常思考的問題。

　　最近重讀馬漢（1840-1914，美國海軍理論家）《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有關章節，發現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社會海權意識的迅速覺醒，與17世紀在英國、荷蘭發生的情況十分相似。當國家從“內向型經濟”轉向國際貿易的“外向型經濟”後，國家安全的空間便向海洋拓展，人們對國家海上力量也開始關注起來，這種帶有歷史規律性的現象，似乎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在21世紀的中國再次上演。

　　根據歷史經驗，發展強大的海上力量最根本的動力是海外貿易。國家經濟結構中，海外貿易成分不占相當大的比重，也就不存在發展強大而持久的海上力量的基礎。上個世紀50年代我們就立志：“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由於那時經濟不是外向型，因而海軍建設處於落後狀態。最近十幾年裡，我國的經濟結構中海外貿易比重越來越大，“海洋生命線”問題顯得越來越重要，建立強大海上力量的需要變得越來越現實，而“台獨”的政治因素則進一步刺激了這一需要。

　　一個“外向型經濟”的國家在被迫投入戰爭後，因失卻制海權而失敗時，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呢？17世紀的“海上馬車夫”荷蘭是個典型的例子。1652年到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戰爭中，荷蘭因無力奪得英吉利海峽的制海權，不能對自己的商船進行有效護航，在戰爭進行到18個月時，荷蘭的海運事業完全癱瘓，國家主要收入來源的漁業、商業幾乎全部枯竭。作坊關閉、工廠停業，國內到處是乞丐，街道雜草叢生，首都阿姆斯特丹有1500幢房子沒人租用。最後，荷蘭只能以接受蒙受恥辱的和約為條件才使國家免遭毀滅。

　　這場戰爭給正在崛起的英國以及後來的強國一個重要的警示：一個“外向型經濟”的國家，“若要保持國內的繁榮，首先必須在海外保持其力量”。海洋國家的盛衰同海上力量的強弱相對應的現象，從古希臘、羅馬時代就已經露出端倪，這是地中海文明貫穿於歷史中的帶有規律性的現象。今天美國的強大也是同它的海上力量無可匹敵有着密切聯繫，有人指出：美國的富強之道是一百多年前馬漢指引的。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國，在國民經濟結構由“內向型”向“外向型”的歷史性轉換的時刻，海權戰略的選擇變得十分迫切了。

　　海權戰略的現實依據

　　中國未來海權的戰略選擇，不能簡單地以馬漢為代表的傳統海權理論為依據，而應以世界文明程度為依據。現在全部問題取決於我們對現在所處的時代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世界文明程度的判斷。

　　目前國內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中國應該建立強大的海上力量，“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中國就肯定沒有偉大的未來”。另一種認為中國不應按傳統海權觀念行事，追求強大的海上力量，因為當前世界形勢已今非昔比，“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使各國利益互相滲透，相互依賴程度大大加強，一個國家要保證自己的海上生命線，只有通過“合作”，而不是傳統的“單打獨鬥”；一個國家控制全部重要國際水道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合作”甚至可能是中國的唯一選擇。這派學者還認為：中國發展海上力量很可能會刺激現存海上霸權國家，從而引火燒身，弄不好會重蹈德國追求海權最終導致兩次大戰失敗的覆轍。

　　第一種觀點顯然繼承了馬漢為代表的傳統海權觀，是建立在以往海權實踐的歷史經驗之上的。第二種觀點是建立在上世紀和本世紀之交出現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上的。對於第一種選擇，我們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是否肯定不能顛覆傳統海權戰略的基礎？對於第二種選擇，必須回答另一個問題：以往的歷史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肯定不會重複？這兩個問題目前都沒有答案，因此這兩種海權戰略的選擇的依據有待進一步推敲。

　　那麼，中國未來海權戰略選擇的依據是什麼呢？如果深入研究的話就會發現，以馬漢為代表的傳統海權觀念是對古希臘、羅馬時代到19世紀這2000多年來海權實踐史經驗的總結，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裡具有規律性。這種規律性是特定時空內的文明性質、程度的派生物。進一步說，馬漢的海權理論是“霍布斯法則”的派生物。

　　17世紀英國偉大的政治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把沒有權威制約的社會描述成“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這種狀態下社會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雖然人不能等同於國家，但沒有比國家更強大的權威制約下的國家關係，本質上也是“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我們把人類這段歷史姑且稱之為“霍布斯時代”，把“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姑且也稱之為“霍布斯法則”，以便於我們的討論。很明顯，“霍布斯時代”產生的馬漢海權理論具有客觀必然性，“霍布斯法則”同馬漢海權理論是一種因果關係，有着邏輯上的必然。

　　因此，中國未來海權的戰略選擇，不能簡單地以馬漢為代表的傳統海權理論為依據，而應以世界文明程度為依據。現在全部問題取決於我們對現在所處的時代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世界文明程度的判斷。也就是要判斷，“霍布斯時代”是否已經結束、或正在結束？世界正在邁向康德所說的“永久和平時代”、或是已經進入永久和平時代？

　　從理論上推導，如果世界文明已經進入永久和平時代，或者退一步說，已經不可逆轉地由“霍布斯時代”向“永久和平時代”轉型，那麼我們仍然堅持傳統的海權觀念，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不合時宜的愚蠢之舉；如果世界還沒有擺脫“霍布斯法則”的支配，我們就以康德“永久和平時代”的原則來確立我們的海權戰略，那就是過猶不及，試圖用理想來代替現實，這種超前同樣是愚蠢的。

　　我們現在處於怎樣一個時代呢？考察冷戰結束後的世界狀況，科索沃戰爭、國際恐怖戰爭、阿富汗戰爭、美伊戰爭接踵而來。再看我們的周邊環境，台灣統一問題，“台獨”勢力的囂張、南沙群島的紛爭、釣魚島的領土糾葛，尤其日本一些在野黨最近向政府建議，要用武力維護所謂的東海能源權益，還有最近《美日安保條約》明確了干涉台海局勢的企圖。這一切表明：在所有事關國家重大利益的糾紛中，當政治的、和平的手段用盡後，最後還是不能排除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可能。當然我們不否認不乏和平妥協的例子，但“霍布斯法則”遠沒有退出歷史舞台，“霍布斯時代”遠沒有結束，康德“永久和平時代”遠沒有到來，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只有當“霍布斯法則”退出歷史舞台之日，才是傳統的海權觀念謝幕之時，既然今天和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裡，這個世界仍然受“霍布斯法則”支配，那麼中國就不能無視歷史上的經驗和傳統的海權觀念，中國建立強大的海上力量不僅是現實和未來的要求，也是邏輯的要求。

　　也許有人會指責：如果每一個國家都以“霍布斯時代”沒有消失考慮自己的國防，那麼所有國家都將掉進“安全困境”的惡性循環，人類何時才能擺脫“霍布斯法則”的噩運？何時進入“永久和平”的天堂？對此，我們的回答是：一、歷史上有哪個國家是以犧牲未來國家安全、或讓自己的子孫後代冒滅頂之災的危險，來實踐康德的永久和平的？二、我們這代人能夠完成下幾代人都難以完成的事嗎？況且歷史上任何性質的和平都是以武力作後盾的，沒有武力作後盾的和平是不存在的。誰能設想康德的永久和平是沒有武力作保障的？

　　目前我們只能判定世界還沒有走出“霍布斯時代”,但卻不能斷定世界是否已經不可逆轉地向永久和平方向邁進，雖然我們希望如此，但這個問題事實上是不確定的。那些不主張建立強大海軍、認為“國際合作”才是保障海上生命線的唯一選擇的觀點，實際上存在着錯誤的預設前提：世界已不可逆轉地朝永久和平方向發展了。這是用“希望”代替“不確定性”，而中國海權的戰略考慮不應建立在主觀願望性質的“希望”之上，而應該實事求是地建立在“不確定性”之上。

　　基於世界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霍布斯法則”還支配着這個世界，中國建立強大的海上力量是必要的選擇。中國的海權戰略選擇應考慮能同時應對這兩種可能性：既能應對“霍布斯時代”某些強國可能對我們“外向型經濟”安全構成的威脅，又能應對在“永久和平時代”成為康德所說的“各民族的聯盟”、“世界共和國”政府管轄下的世界海軍之一部分，而在由“霍布斯時代”向“永久和平時代”的轉型過程中，奉行和平發展原則的中國的強大海上力量將發揮積極的作用。

　　由此，我們同樣也得出了中國必須建立強大海上力量的結論，但這一結論不是建立在歷史表層的經驗上的，而是建立在對世界文明程度的考察之上。

　　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

　　戰前少投入750萬兩銀子，戰敗後被迫付出6億兩，這是甲午戰爭最重要的歷史教訓之一。僅錢款一項損失就是原來的80倍，還不算割讓台灣以及國家長期陷於內亂外戰的困境等各種經濟和非經濟的損失。

　　有一種觀點認為：建設國家強大的海上力量耗費巨大，尤其和平時期，沒有仗打，僅維護修理就花費很大，加之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軍事技術、武器裝備要隨之不停地更換，國家財政不堪重負。這一觀點非常危險，說出這樣的話起碼是沒有記住甲午戰爭留給我們的慘痛教訓！大家知道，甲午戰爭的失敗導致了我中華民族半個多世紀的混亂和落後,嚴重阻礙了我國的現代化進程。這場戰爭的關鍵是制海權的爭奪。馬漢在對兩千多年海戰史進行研究後認為：誰掌握了制海權，誰就能改變歷史，制海權是通過海上決定性會戰獲得的，而海上決定性會戰的勝利是由作戰雙方的火力強弱決定的。

　　當時日本聯合艦隊的火力是北洋艦隊的4-6倍，日本艦隊擺出縱列隊形，以側舷火力交戰，這種隊形的特點是，以軍艦最大受彈面積為代價，換取火力的最大發揚和側舷火炮的最大射角。因火力強弱懸殊，北洋艦隊不敢以縱列隊形進行側舷火力對抗，只能以“一字燕行陣”艦首對敵迎戰，這一戰鬥隊形特點是，放棄部分火力（尾炮）和減小側舷火炮射角，換取軍艦最小受彈面積。本來北洋艦隊的火力已不強，為爭取最小受彈面積又削弱部分火力，所以5艘軍艦被打沉，日方一艘未沉，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

　　附帶說明一下，北洋艦隊採取的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戰鬥隊形。稍知海軍常識的人都知道，兩支艦隊對抗時，最有利和最不利的交戰隊形可用英文字母“T”來表示，處於“T”一橫位置最有利，可充分發揮首炮、尾炮和舷炮組成的一側火力。處於“T”一豎位置最不利，因為除了首炮能充分發揮外，側舷炮射角受到極大限制，還要放棄尾炮火力。由於日本聯合艦隊自始至終保持良好隊形，對北洋艦隊“環而擊之”，致使艦對艦交火時，北洋艦隊的艦隻都處於“T”字一豎的最不利的位置上。但如果北洋艦隊擺出和日軍同樣的縱列隊形，以側舷火力交戰，那麼在同樣條件下，擊中對方一炮，自己將被擊中4-6炮，損失會更慘，可能被打沉的不止5艘軍艦。所以，北洋艦隊戰鬥隊形的選擇是當時條件下“最佳”選擇。國內史學界長期流行的觀點認為：丁汝昌指揮失誤，錯誤的戰鬥隊形導致了失敗云云，都屬不諳軍事的外行話，不足為訓。

　　為什麼日本聯合艦隊的火力超出北洋艦隊4-6倍呢？因為日本海軍戰前實現了武器裝備的更新換代，裝備了最新式的速射炮，大小口徑共173門。北洋艦隊成軍後十年裡幾乎未添加什麼艦炮，只有江南製造局仿製英國阿姆斯特朗兵工廠的12門速射炮，其餘都是已經落伍的舊式慢速後膛炮。在甲午戰爭爆發前三年，北洋海軍訪問日本時，右翼總兵劉步蟾憑着職業軍人的敏銳，發現北洋海軍的戰鬥力遠遠不如日本海軍，丁汝昌因此向李鴻章大聲疾呼：海軍添船換炮、更新裝備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但朝野人士大都眼光短淺，認為海軍耗費太大，翁同騄主管的戶部對海軍方面的警告置若罔聞，決定海軍裝備停購兩年。更有甚者，還挪用海軍經費750萬兩白銀修繕頤和園，為慈禧太后祝壽，而750萬兩白銀足可用來淘汰舊式中小口徑火炮、添加最先進的速射炮280多門了。這裡暫且不論戶部用於奢侈的“三海工程”上另外浪費的1000萬兩白銀。臨戰前，北洋艦隊準備花32萬兩白銀購買12門速射炮，居然因無法湊到這筆款子而放棄。最令人痛心的是，打沉北洋海軍多艘軍艦、包括鄧世昌的“致遠”號的日本主力艦“吉野”號，是英國阿姆斯特朗工廠生產的當時世界上速射火力最強、航速最快的巡洋艦，中國原先已打算買下，但因經費短缺而作罷，後被日本買去，成為海戰中我們的“�刃恰保�以至鄧世昌要與它同歸於盡。

　　甲午戰爭戰敗後，中國賠款2億3千萬兩銀子，後向英、法借債還賠款，連本帶息共6億兩白銀，尚不算割讓台灣的代價。如果戰前750萬兩白銀不被挪用，換成280門速射炮，北洋艦隊要比日本艦隊多107門速射炮；如果將用於奢侈享樂的“三海工程”的1000萬兩銀子購買軍艦，則“吉野”號可能就是北洋艦隊裡的什麼“遠”號主力巡洋艦。這種情況下，很有可能贏得那場海戰的勝利，起碼可分享制海權。馬漢說過：戰術火力強弱決定海上決定性會戰的勝利、進而獲得制海權。黃海大東溝海戰結束後，當時世界各國大多軍事專家一致認為：“這是一場速射火力戰勝重炮火力的典型戰例。”

　　戰前少投入750萬兩銀子，戰敗後被迫付出6億兩，這就是甲午戰爭最重要的歷史教訓之一。僅錢款一項損失就是原來的80倍，還不算割讓台灣以及國家長期陷於內亂外戰的困境等各種經濟和非經濟的損失。所以，在建設中國未來國防和強大海上力量時，我們的眼光要放長遠一些，而不要受“龐大”的經費所阻，重蹈歷史覆轍。

　　建設海上生命線非為霸權

　　建設強大的海上力量同中國一貫奉行和平發展原則並不矛盾，如同我們發展核武並非為了爭奪核霸權一樣。如果因此而引起霸權國家恐懼，甚至受到霸權國家“先發制人”的攻擊，那麼恰恰證明，要在這樣一個世界上生存，就一定要發展強大的海上力量。

　　那種認為傳統海權觀念已經過時，全球化趨勢下的國家海上生命線不能依靠“單打獨鬥”，只能依靠“國際合作”的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首先，“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出現並不意味着“霍布斯時代”很快會結束。其次，目前的國際重大事務如防止核擴散、中東和平、世界石油等問題上的合作是在美國的意志和霸權主導下的“合作”，並非是一種尊重每個國家、建立在民主基礎的合作。中國海上生命線的安全保障若依賴“國際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依賴美國。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若發展強大的海上力量，會引起主要霸權國家的警覺，引火燒身，重蹈德國挑戰英國的覆轍。這種觀點也難以成立。一個國家發展自身所需的國防力量和海上力量，自然會同原有強國發生力量對比的變化，但認為這就是對自己的威脅，不准別人發展，這是強盜邏輯，是懷有叵測之心的反映，我們不能受制於強盜邏輯。另外，美國也多次強調：隨着經濟力量的增長，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是很正常的，關鍵是怎樣使用這種軍事力量。可見有些人的擔心不免杞人憂天。附帶說明一下，一戰前的德國因俾斯麥下台，全面調整了外交政策，與英國在全球範圍展開霸權爭奪，因而蒂爾皮茨發展德國海軍的計劃才引起英國的恐慌。如果德國不同英國在世界範圍內爭奪霸權，僅僅是建立自衛性質的強大海軍，英國未必把它看作頭號對手。即便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雖然法國苦苦哀求，但英國遲遲不願參戰，直到德國因實施“史里芬計劃”而破壞了比利時的中立，英國才根據條約參戰。

　　總之，我們不能因為害怕霸權國家的猜忌，而放棄建設強大海上力量的努力。我們也不應害怕所謂的“引火燒身”，使未來國家安全完全受制於外部條件而無能為力。建設強大的海上力量同中國一貫奉行和平發展原則並不矛盾，如同我們發展核武並非為了爭奪核霸權一樣。如果因此而引起霸權國家恐懼，甚至受到霸權國家“先發制人”的攻擊，那麼恰恰證明，要在這樣一個世界上生存，就一定要發展強大的海上力量。

　　（這是作者2005年3月16日應“東方講壇”之邀所作的演講）

　　思想者小傳

　　倪樂雄

　　1956年12月生，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2000年度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東北亞安全事務國際訪問者。學術研究範圍：戰爭與文化、東西方戰爭文化比較、第二次世界大戰作戰史、國際軍事戰略、國際政治。出版專著《帷幄與決勝——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決定性會戰述評》，論文集《戰爭與文化傳統——對歷史的另一種觀察》、《尋找敵人——戰爭文化與國際軍事問題透視》。發表學術論文和時評文章190餘篇。（2005-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