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乐雄:海权与中国的发展 |
| 送交者: 倪乐雄 2005年07月11日10:21:50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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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读马汉（1840-1914，美国海军理论家）《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有关章节，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海权意识的迅速觉醒，与17世纪在英国、荷兰发生的情况十分相似。当国家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后，国家安全的空间便向海洋拓展，人们对国家海上力量也开始关注起来，这种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现象，似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上演。 根据历史经验，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最根本的动力是海外贸易。国家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成分不占相当大的比重，也就不存在发展强大而持久的海上力量的基础。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就立志：“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由于那时经济不是外向型，因而海军建设处于落后状态。最近十几年里，我国的经济结构中海外贸易比重越来越大，“海洋生命线”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需要变得越来越现实，而“台独”的政治因素则进一步刺激了这一需要。 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在被迫投入战争后，因失却制海权而失败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是个典型的例子。1652年到1654年的第一次英荷战争中，荷兰因无力夺得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不能对自己的商船进行有效护航，在战争进行到18个月时，荷兰的海运事业完全瘫痪，国家主要收入来源的渔业、商业几乎全部枯竭。作坊关闭、工厂停业，国内到处是乞丐，街道杂草丛生，首都阿姆斯特丹有1500幢房子没人租用。最后，荷兰只能以接受蒙受耻辱的和约为条件才使国家免遭毁灭。 这场战争给正在崛起的英国以及后来的强国一个重要的警示：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若要保持国内的繁荣，首先必须在海外保持其力量”。海洋国家的盛衰同海上力量的强弱相对应的现象，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露出端倪，这是地中海文明贯穿于历史中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今天美国的强大也是同它的海上力量无可匹敌有着密切联系，有人指出：美国的富强之道是一百多年前马汉指引的。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国民经济结构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历史性转换的时刻，海权战略的选择变得十分迫切了。 海权战略的现实依据 中国未来海权的战略选择，不能简单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理论为依据，而应以世界文明程度为依据。现在全部问题取决于我们对现在所处的时代以及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文明程度的判断。 目前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另一种认为中国不应按传统海权观念行事，追求强大的海上力量，因为当前世界形势已今非昔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各国利益互相渗透，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加强，一个国家要保证自己的海上生命线，只有通过“合作”，而不是传统的“单打独斗”；一个国家控制全部重要国际水道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合作”甚至可能是中国的唯一选择。这派学者还认为：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很可能会刺激现存海上霸权国家，从而引火烧身，弄不好会重蹈德国追求海权最终导致两次大战失败的覆辙。 第一种观点显然继承了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观，是建立在以往海权实践的历史经验之上的。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出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上的。对于第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是否肯定不能颠覆传统海权战略的基础？对于第二种选择，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以往的历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肯定不会重复？这两个问题目前都没有答案，因此这两种海权战略的选择的依据有待进一步推敲。 那么，中国未来海权战略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发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观念是对古希腊、罗马时代到19世纪这2000多年来海权实践史经验的总结，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里具有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特定时空内的文明性质、程度的派生物。进一步说，马汉的海权理论是“霍布斯法则”的派生物。 17世纪英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把没有权威制约的社会描述成“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下社会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虽然人不能等同于国家，但没有比国家更强大的权威制约下的国家关系，本质上也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我们把人类这段历史姑且称之为“霍布斯时代”，把“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姑且也称之为“霍布斯法则”，以便于我们的讨论。很明显，“霍布斯时代”产生的马汉海权理论具有客观必然性，“霍布斯法则”同马汉海权理论是一种因果关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 因此，中国未来海权的战略选择，不能简单地以马汉为代表的传统海权理论为依据，而应以世界文明程度为依据。现在全部问题取决于我们对现在所处的时代以及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文明程度的判断。也就是要判断，“霍布斯时代”是否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世界正在迈向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时代”、或是已经进入永久和平时代？ 从理论上推导，如果世界文明已经进入永久和平时代，或者退一步说，已经不可逆转地由“霍布斯时代”向“永久和平时代”转型，那么我们仍然坚持传统的海权观念，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合时宜的愚蠢之举；如果世界还没有摆脱“霍布斯法则”的支配，我们就以康德“永久和平时代”的原则来确立我们的海权战略，那就是过犹不及，试图用理想来代替现实，这种超前同样是愚蠢的。 我们现在处于怎样一个时代呢？考察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状况，科索沃战争、国际恐怖战争、阿富汗战争、美伊战争接踵而来。再看我们的周边环境，台湾统一问题，“台独”势力的嚣张、南沙群岛的纷争、钓鱼岛的领土纠葛，尤其日本一些在野党最近向政府建议，要用武力维护所谓的东海能源权益，还有最近《美日安保条约》明确了干涉台海局势的企图。这一切表明：在所有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纠纷中，当政治的、和平的手段用尽后，最后还是不能排除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当然我们不否认不乏和平妥协的例子，但“霍布斯法则”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霍布斯时代”远没有结束，康德“永久和平时代”远没有到来，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只有当“霍布斯法则”退出历史舞台之日，才是传统的海权观念谢幕之时，既然今天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世界仍然受“霍布斯法则”支配，那么中国就不能无视历史上的经验和传统的海权观念，中国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不仅是现实和未来的要求，也是逻辑的要求。 也许有人会指责：如果每一个国家都以“霍布斯时代”没有消失考虑自己的国防，那么所有国家都将掉进“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人类何时才能摆脱“霍布斯法则”的噩运？何时进入“永久和平”的天堂？对此，我们的回答是：一、历史上有哪个国家是以牺牲未来国家安全、或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冒灭顶之灾的危险，来实践康德的永久和平的？二、我们这代人能够完成下几代人都难以完成的事吗？况且历史上任何性质的和平都是以武力作后盾的，没有武力作后盾的和平是不存在的。谁能设想康德的永久和平是没有武力作保障的？ 目前我们只能判定世界还没有走出“霍布斯时代”,但却不能断定世界是否已经不可逆转地向永久和平方向迈进，虽然我们希望如此，但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不确定的。那些不主张建立强大海军、认为“国际合作”才是保障海上生命线的唯一选择的观点，实际上存在着错误的预设前提：世界已不可逆转地朝永久和平方向发展了。这是用“希望”代替“不确定性”，而中国海权的战略考虑不应建立在主观愿望性质的“希望”之上，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 基于世界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霍布斯法则”还支配着这个世界，中国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必要的选择。中国的海权战略选择应考虑能同时应对这两种可能性：既能应对“霍布斯时代”某些强国可能对我们“外向型经济”安全构成的威胁，又能应对在“永久和平时代”成为康德所说的“各民族的联盟”、“世界共和国”政府管辖下的世界海军之一部分，而在由“霍布斯时代”向“永久和平时代”的转型过程中，奉行和平发展原则的中国的强大海上力量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由此，我们同样也得出了中国必须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结论，但这一结论不是建立在历史表层的经验上的，而是建立在对世界文明程度的考察之上。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战前少投入750万两银子，战败后被迫付出6亿两，这是甲午战争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仅钱款一项损失就是原来的80倍，还不算割让台湾以及国家长期陷于内乱外战的困境等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损失。 有一种观点认为：建设国家强大的海上力量耗费巨大，尤其和平时期，没有仗打，仅维护修理就花费很大，加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军事技术、武器装备要随之不停地更换，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这一观点非常危险，说出这样的话起码是没有记住甲午战争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大家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我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混乱和落后,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场战争的关键是制海权的争夺。马汉在对两千多年海战史进行研究后认为：谁掌握了制海权，谁就能改变历史，制海权是通过海上决定性会战获得的，而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利是由作战双方的火力强弱决定的。 当时日本联合舰队的火力是北洋舰队的4-6倍，日本舰队摆出纵列队形，以侧舷火力交战，这种队形的特点是，以军舰最大受弹面积为代价，换取火力的最大发扬和侧舷火炮的最大射角。因火力强弱悬殊，北洋舰队不敢以纵列队形进行侧舷火力对抗，只能以“一字燕行阵”舰首对敌迎战，这一战斗队形特点是，放弃部分火力（尾炮）和减小侧舷火炮射角，换取军舰最小受弹面积。本来北洋舰队的火力已不强，为争取最小受弹面积又削弱部分火力，所以5艘军舰被打沉，日方一艘未沉，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 附带说明一下，北洋舰队采取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斗队形。稍知海军常识的人都知道，两支舰队对抗时，最有利和最不利的交战队形可用英文字母“T”来表示，处于“T”一横位置最有利，可充分发挥首炮、尾炮和舷炮组成的一侧火力。处于“T”一竖位置最不利，因为除了首炮能充分发挥外，侧舷炮射角受到极大限制，还要放弃尾炮火力。由于日本联合舰队自始至终保持良好队形，对北洋舰队“环而击之”，致使舰对舰交火时，北洋舰队的舰只都处于“T”字一竖的最不利的位置上。但如果北洋舰队摆出和日军同样的纵列队形，以侧舷火力交战，那么在同样条件下，击中对方一炮，自己将被击中4-6炮，损失会更惨，可能被打沉的不止5艘军舰。所以，北洋舰队战斗队形的选择是当时条件下“最佳”选择。国内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丁汝昌指挥失误，错误的战斗队形导致了失败云云，都属不谙军事的外行话，不足为训。 为什么日本联合舰队的火力超出北洋舰队4-6倍呢？因为日本海军战前实现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装备了最新式的速射炮，大小口径共173门。北洋舰队成军后十年里几乎未添加什么舰炮，只有江南制造局仿制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的12门速射炮，其余都是已经落伍的旧式慢速后膛炮。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北洋海军访问日本时，右翼总兵刘步蟾凭着职业军人的敏锐，发现北洋海军的战斗力远远不如日本海军，丁汝昌因此向李鸿章大声疾呼：海军添船换炮、更新装备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但朝野人士大都眼光短浅，认为海军耗费太大，翁同騄主管的户部对海军方面的警告置若罔闻，决定海军装备停购两年。更有甚者，还挪用海军经费750万两白银修缮颐和园，为慈禧太后祝寿，而750万两白银足可用来淘汰旧式中小口径火炮、添加最先进的速射炮280多门了。这里暂且不论户部用于奢侈的“三海工程”上另外浪费的1000万两白银。临战前，北洋舰队准备花32万两白银购买12门速射炮，居然因无法凑到这笔款子而放弃。最令人痛心的是，打沉北洋海军多艘军舰、包括邓世昌的“致远”号的日本主力舰“吉野”号，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工厂生产的当时世界上速射火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中国原先已打算买下，但因经费短缺而作罢，后被日本买去，成为海战中我们的“星”，以至邓世昌要与它同归于尽。 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赔款2亿3千万两银子，后向英、法借债还赔款，连本带息共6亿两白银，尚不算割让台湾的代价。如果战前750万两白银不被挪用，换成280门速射炮，北洋舰队要比日本舰队多107门速射炮；如果将用于奢侈享乐的“三海工程”的1000万两银子购买军舰，则“吉野”号可能就是北洋舰队里的什么“远”号主力巡洋舰。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赢得那场海战的胜利，起码可分享制海权。马汉说过：战术火力强弱决定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利、进而获得制海权。黄海大东沟海战结束后，当时世界各国大多军事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场速射火力战胜重炮火力的典型战例。” 战前少投入750万两银子，战败后被迫付出6亿两，这就是甲午战争最重要的历史教训之一。仅钱款一项损失就是原来的80倍，还不算割让台湾以及国家长期陷于内乱外战的困境等各种经济和非经济的损失。所以，在建设中国未来国防和强大海上力量时，我们的眼光要放长远一些，而不要受“庞大”的经费所阻，重蹈历史覆辙。 建设海上生命线非为霸权 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发展原则并不矛盾，如同我们发展核武并非为了争夺核霸权一样。如果因此而引起霸权国家恐惧，甚至受到霸权国家“先发制人”的攻击，那么恰恰证明，要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生存，就一定要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 那种认为传统海权观念已经过时，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海上生命线不能依靠“单打独斗”，只能依靠“国际合作”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霍布斯时代”很快会结束。其次，目前的国际重大事务如防止核扩散、中东和平、世界石油等问题上的合作是在美国的意志和霸权主导下的“合作”，并非是一种尊重每个国家、建立在民主基础的合作。中国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保障若依赖“国际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美国。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若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会引起主要霸权国家的警觉，引火烧身，重蹈德国挑战英国的覆辙。这种观点也难以成立。一个国家发展自身所需的国防力量和海上力量，自然会同原有强国发生力量对比的变化，但认为这就是对自己的威胁，不准别人发展，这是强盗逻辑，是怀有叵测之心的反映，我们不能受制于强盗逻辑。另外，美国也多次强调：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怎样使用这种军事力量。可见有些人的担心不免杞人忧天。附带说明一下，一战前的德国因俾斯麦下台，全面调整了外交政策，与英国在全球范围展开霸权争夺，因而蒂尔皮茨发展德国海军的计划才引起英国的恐慌。如果德国不同英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仅仅是建立自卫性质的强大海军，英国未必把它看作头号对手。即便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虽然法国苦苦哀求，但英国迟迟不愿参战，直到德国因实施“史里芬计划”而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英国才根据条约参战。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霸权国家的猜忌，而放弃建设强大海上力量的努力。我们也不应害怕所谓的“引火烧身”，使未来国家安全完全受制于外部条件而无能为力。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发展原则并不矛盾，如同我们发展核武并非为了争夺核霸权一样。如果因此而引起霸权国家恐惧，甚至受到霸权国家“先发制人”的攻击，那么恰恰证明，要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生存，就一定要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 （这是作者2005年3月16日应“东方讲坛”之邀所作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倪乐雄 1956年12月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2000年度美国国务院新闻总署东北亚安全事务国际访问者。学术研究范围：战争与文化、东西方战争文化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史、国际军事战略、国际政治。出版专著《帷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性会战述评》，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寻找敌人——战争文化与国际军事问题透视》。发表学术论文和时评文章190余篇。（200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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