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共產極權為邪惡之最

作者：劉曉波

在中國歷史上，自秦滅六國、大一統以來，這位始皇帝接受書生李斯的進言，大搞思想一律，製造了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大量典籍被付之一炬，四百六十名讀書人被活埋。由此開創了源遠流長的“文字獄”傳統。之後，像漢武帝，唐武則天，明朱元璋、朱棣，清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是喜歡重用酷吏和製造文字獄的暴君。
就我個人的讀史經驗而言，前期帝制中最殘酷的暴君是梟雄漢武帝。他既好大喜功又專權霸道，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窮兵黷武、嚴刑峻法、重用酷吏、嗜好殺戮，草菅人命的統治術，他殺人如麻，僅在多起“巫蠱案”和“文字獄”中，被株殺的人大概就有幾十萬。漢武帝的思想獨裁和政治恐怖，中止了思想多元化和輕刑薄賦的“文景之治”，所謂的“漢武盛世”，到頭來不過是勞民傷財和累累白骨的軍功，致使“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唐朝，唐太宗的相對開明和仁慈的統治，很快被武則天的恐怖政治所取代。儘管，武則天剿滅政敵、重用酷吏和大興告密，有女人作皇帝遭遇重重阻力的原因，但在根本上則是獨裁帝制的必然。為了權力，她曾謀殺了自己親生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將一對尚在豆蔻年華的孫兒和孫女活活鞭撻至死！為了權力，她的近親被滅族不在少數，每族都有百餘人口。武則天對李唐宗室的鎮壓和對元老大臣的迫害，已經達到了瘋狂的地步。每一案都有密室陰謀和羅織罪名，少則幾十人、幾百人，多則上千、上萬人被殺或遭流放。除李顯、李旦及千金公主等少數尚能保全外，李唐宗室幾乎被武則天殺戮殆盡。比如，垂拱四年，高祖李淵、太宗世民的子、孫、女、婿十餘人被貶斥、流放和誅殺。太宗第十子紀王李慎因與越王李員交往，他本人及其子孫多人被殺。永昌元年，鄱陽公李湮、太宗的孫子李煒等十二人，因秘密策劃迎立中宗李顯，廢除武則天臨朝稱制，被人告密後全部被誅殺。載初元年，以謀反罪誅殺了唐高宗第四子許王李素節和他的九個兒子，高宗第三子澤王李上金因受牽連，自縊而死，他的七個兒子也一起被殺；唐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曉的長子李穎等宗室十二人被殺。

對元老重臣的鎮壓，在武則天臨朝稱制的六年多時間，二十四個作過宰相的重臣中就有十七人被罷相，遭到貶斥、流放和誅殺。尚書左丞相馮元被酷吏周興折磨死在獄中；禁軍將領黑齒常之被酷吏來俊臣關入死囚，對他實施敲牙、剜眼、割舌、剝皮、剁掉手和腳等酷刑之後，又開膛剜心處死。那些為武則天充當刀斧手的酷吏們，僅僅是女皇的權力工具，一當女皇的權力鞏固之後，周興、來俊臣、索元禮、劉光業、萬國俊、王德壽、鮑思恭、屈貞筠等酷吏，一一死在女皇的權杖之下。

明朝，從朱元璋大殺功臣和大興文字獄開始，其絕對專權和恐怖政治最為後人病垢。明朝的開國元勛，除了湯和堅決退隱還鄉得以善終之外，其他人要麼被處死，要麼被判刑。朱元璋首創類似秘密警察組織的“錦衣衛”，晚年又發布針對貪污腐敗和忤逆不忠的《大誥》，把嚴刑峻法推向極端，最著名的酷刑莫過於“剝皮揎草”，將一個活人的皮剝下來，再塞上草，朱元璋在各州縣設有“剝皮亭”，官員一旦被指控貪污，無需審判即被剝皮，懸皮於亭中，以示警戒。他曾下令一次處死68名進士和53名監生，5名進士和2名監生被流放，70名進士和12名監生被判服苦役；甚至，朱元璋發布命令說：如有才之士拒絕奉召為朝廷服務者，一律處死。

通過武力篡權的朱棣當了皇帝后，一面進行殘酷屠戮，一面大興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建文帝宮中的宮人、女官、太監被殺戮幾盡，一次性枉殺1萬4千多人。他把忠於建文帝的舊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殺死，方孝儒一家被掉滅“十族”873人！朱棣還把方孝儒的妻女送進軍營，讓士兵輪姦，晝夜不停，被摧殘至死的，朱棣下聖諭將屍體餵狗吃了。永樂末年，他大肆屠殺宮女、宦官，在這次大慘案中，被殺的宮女有近3000人之多。

為了鞏固權力，朱棣還建立了由宦官掌領的特務機構——東廠，與錦衣衛共同行使鎮壓職權，專門從事“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的特務行當；明憲宗成化年間又建立另一特務機構——西廠，也由宦官掌管；有明一朝，太監弄權最盛，成化年間的太監汪直、武宗正德年間的太監劉瑾，皆依靠掌管東西廠而專權，大興冤獄，瘋狂斂財；及至天啟時期，統領東廠的大太監魏忠賢實際上執掌大權，其殘酷血腥，達到太監治國及其特務統治的頂峰。從汪直到劉瑾再到魏忠賢的恐怖統治，究竟濫殺多少人，史書上並無確切統計。

清朝，號稱最有作為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也是製造冤獄最多的三個皇帝，其中尤以所謂的“十全老人”乾隆為最。在他統治期間，“文字獄”達到清朝頂峰，共有一百三十餘案，其中的四十七案的案犯全被處死，生者凌遲，死者戮屍，男性親族十五歲以上者連坐立斬。

然而，這些封建帝王與現代極權者毛澤東比起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因為，這些傳統帝王們在位時的屠戮，畢竟沒有達到全民動員的規模，再殘酷也是局限於宮廷內鬥的範圍。而掌權之後的毛澤東，不僅一直在製造的文字獄和迫害虛構的政敵，而且不間斷地發動全民戰爭和大規模階級滅絕。他既利用專政機器和正規軍隊來殺人，也屢屢發動群眾利用多數暴政（群眾專政）來殺人。

50年代初的土改運動中，大規模的經濟掠奪和政治迫害在全國展開，在批鬥、公審及其他形式的殘酷鬥爭中，被處決的和死於其他方式的地主200萬人左右。

同時在城市展開的“鎮反”和“三反五反”運動，仍然是大規模的批鬥、公審和處決，即便按照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最正規的殺人比例，被處決的人數最少也有70—80萬。但各地的濫殺，最初得到縱容，後來想阻止又難以奏效，被以各種方式致死的“敵對分子”，大致估計也有200萬人。因不堪忍受肉體折磨和精神摧殘而自殺者高達80萬人左右。

從50年代的鎮反到晚年的文革，每次運動所整肅對像必有知識份子。專門針對知識份子的整肅就有50年代的“知識份子改造”、“批《武訓傳》”、“反胡風”、“反右”，上百萬知識份子遭到迫害；1959年反右傾，全國戴帽的高達三百幾十萬人，大大超過1957年“右派份子”的數量，兩大運動中受牽連人數超過千萬。死於文革的大小知識份子更是難以統計。

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革，造成了至少2000多萬人非自然死亡（葉劍英語）。

毛澤東統治時期，除了大躍進餓死了四千萬之外，政治迫害致死的人數起碼在三千萬以上。

無怪乎，毛澤東在1958年得意地宣稱：“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見：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另一超過古代暴君之處，是通過瘋狂的造神運動和再造新人運動對全民實施“精神暴政”——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毛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狂妄得目中無人，他把自己視為絕對完美的君子和絕對智慧的先知，而把其他人皆看作小人和愚人，也就等於在精神上把所有人視為“異己分子”，要麼消滅之，要麼改造之。除了不斷地製造出要在肉體上消滅的敵人之外，還要不斷地對其手中的整人工具（廣大民眾）實施人性改造，即按照他主觀認定的標準來“再造新人”，其殘酷性一點也不次於“消滅敵人”。

在他的統治下，全民效忠已經達到連夢都不能違背領袖意旨的程度，每一次政治運動中，不僅“階級異己分子”都變得唯唯諾諾，而且也是全民洗腦運動，徹底洗掉獨立思想、人格尊嚴和個人首創性，洗掉愛心、良心、仁慈、同情和誠實，最終使洗掉人性，留下“狼性”和“羊性”的混合體，既殘暴、多疑、嗜血、冷漠，又懦弱、膽怯、陰暗、狡猾。直到今天，向良心說謊仍然是國人的必修課。

由此可見，毛澤東感到自鳴得意的，不是超過漢文帝的仁政而是遠遠超過秦始皇的暴政。

2005年7月28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