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國際氛圍與中國“用核”以及“和平崛起”

文磬 (2005-07-29)

　　一、中國“用核”，餘音繞梁

　　不久前，媒體報道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說：“如果美國人發射導彈和精準導引武器，對付中國領土的目標區，我想我們將一定用核武器回應。”

　　雖然朱成虎對外國記者強調，他的發言只代表自己的觀點，不是政府的政策；他也表示有信心中美不會發生戰爭。但是，此話在國際間引起很大反響。且餘音繞梁，多日不絕。

　　美國方面自然是很不高興。美方有人表示，使用核武器，如果真的付諸行動，結果將會適得其反，使中國蒙受嚴重的破壞。並說，美國人的心態，是不論是常規戰爭或者核戰爭，美軍太平洋總部都有能力制服中國。

　　有人甚至還說，看來我們就別再談什麼中國的“和平崛起”了。

　　當然，也有人認為，美國對兩岸的政策還是老一套，在防止台獨方面沒有政策新意，但在軍事上卻不遺餘力地進行防範。據有消息透露，此前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北京時說,不准中國對台灣動武；美國正在加大太平洋西部的海空遠程作戰實力；加拿大希望加入美日軍事聯盟以阻大陸攻台；中國軍方在沙盤推演中得出結論，認為打傳統戰犧牲太大；……在這些背景下，朱成虎的強硬言論，就顯得有其原因乃至是十分自然的了。

　　二、中國少將的個人意見與俄國防部長的表示——孰輕孰重？

　　我們無意猜測朱將軍所言有何背景。

　　但這裡倒是想對比一下同樣"擁核"的俄國，以比較分析和認識誓言“不惜任何代價反對台獨”的中國，應當如何"用核"。

　　俄羅斯國防部長伊萬諾夫曾表示，由於裝備水平差強人意，俄軍目前根本無力發動一場進攻性戰爭，從現有情況看，俄軍只能開展核遏制、反恐和維持和平等普通行動。在國力衰退、常規力量無法與北約抗衡的情況下，核武器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仍是俄羅斯有效的戰略威懾力量。

　　伊萬諾夫在視察戰略火箭部隊南烏拉爾35師時還曾說，美國關於建設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計劃不允許俄發展戰略核力量，但俄發展戰略核力量與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沒有任何關係。他說，俄必須建立和加強核導彈盾牌，以應付各種事態的發展，保證自己的軍事安全。

　　人們似乎還會隱約記得，在車臣問題西方發難時，俄軍方也曾發話，要將其戰略火箭部隊進入戒備狀態。

　　俄國防部長有此言，而中國僅是軍方大學一負責防務研究的少將出此語，孰輕孰重？

　　如果有人對此言論過於“看重”，是否顯得有點捻“輕”而“怕”重？

　　三、當今國際“先發制人”軍事氛圍以及各國如何應對——人變我不變？

　　人們還應看到，近年來，在反恐的實際需要乃至名義需要下，世界上一些軍事和經濟大國、強國，紛紛提出了“先發制人”的戰略。

　　自‘9·11’事件引發全球反恐戰爭後，美國總統布什一直提議，在國家面臨潛在威脅的時候，可以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伊拉克戰爭就為美國布什政府的先發制人的攻擊政策，提供了首次檢驗。在這種先發制人的攻擊政策下，美國已打算對任何威脅到美國利益的團體和政權發動狠狠的打擊。

　　2000年4月俄羅斯總統普京就宣布，今後俄羅斯在對外政策方面將採取“進攻態度”；“俄羅斯履行所有國際義務都要符合國家安全構想和軍隊建設構想”。專家評論說，莫斯科實際上是宣布，今後俄羅斯與西方無論談車臣問題，還是談裁軍問題，都將從實力出發。其後，俄國提出了“先發制人”，並由俄軍在2004年2月仿蘇軍1982年“7小時核戰爭”演習，以核戰演習方式演練了“先發制人”戰略。

　　２００３年６月，日本國會通過了包括《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的“有事三法制”，認定首相在危急時刻可不經過國會同意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

　　英國則在2004年2月宣布了正在擬訂中的一系列新反恐法，其核心內容是降低定罪門檻，授權法庭在恐怖活動嫌疑人發動攻擊之前“先發制人”地將他們繩之以法。

　　２００５年，聯合國改革報告也提出要將“先發制人”打擊合法化。

　　中國在40多年前，曾對核武器的使用做過承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國是願意遵守諾言的，而且也是希望以此表達中國希望和平、不要戰爭的最大善意的。

　　但面對現今世界主要大國、強國軍事上紛紛主張“先發制人”的新情況，中國是否應該對原來的承諾作適當的、甚至主要是輿論說法上的改進呢？

　　我們想到了西方的一位智者馬基雅維里所說：“從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到人們應當怎樣生活距離是如此之大，以至一個人要是為了應當怎樣而忘記了實際怎樣，那麼他不但無法生存，而且會自取滅亡。”中國人也要聽這位西方的“馬”先生的警告：“一個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立誓行善的人只會遭到毀滅。”

　　中國人不能不考慮，在各國紛紛打算“先發制人”的國際軍事氛圍下，我們能不能、應該不應該還要堅守“應當怎樣”的老承諾？ 要不要考慮當今的“實際怎樣”？以及我們在原則上、策略上、輿論（心理影響）上是否要有區別和“只能怎樣”？

　　中國人還只能象中國古代“宋襄公的仁義道德”那樣，哪怕是別人毫無道理的打來，也要“後發制人”而讓其“占儘先機”？乃至連義正辭嚴、意在“核遏制”的話也不能說？

　　四、“和平崛起”不是極端“非暴力”的和平主義——以“和”促強，以強保“和”

　　在評論朱成虎用核言論時，美國有人說，看來我們就別再談什麼中國的“和平崛起”了。

　　其意思是說，中國有人說“用核”，就不能說"和平崛起"了。

　　中國恐怕可以說，中國的“和平崛起”不是極端“非暴力”的和平主義。

　　雖然，在人類社會歷史上確有和平主義的極端倡導者，例如印度的甘地。他主張“ 寧死也不會對侵略者以牙還牙”的絕對非暴力。他對當時正在與納粹浴血奮戰的英國人說：“我不揣冒昧，向你們建議一種最勇敢的戰士使用的著名而勇敢的方法，我想要你們不使用武器與納粹作戰。你們可以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他們所要的你們所有的國土，征服你們稱作屬地的國家。你們也可以讓德國人踏上你們的美麗寶島，占領你們的無數富麗堂皇的名勝古蹟，即使要你們的家園也不妨讓出，如果他們不讓你們安全撤退，就讓你們自己和婦女與孩子任他們屠殺，但決不可喪失心志，也不要對他們效忠。” 在二戰之時他的如此立場，曾被人們看作是純屬無稽之談。當時，即便在印度國大黨內，這種極端非暴力立場也難找到支持者。

　　所以，人們也不能想象，在今天有類似這樣的“好事”——中國作極端非暴力的“和平崛起”。

　　更何況有資料顯示，在以往39年的冷戰中，美國政府曾先後16次試圖動用核武器，而這16次核戰爭威脅中，有四次是把那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中國的頭上！人們也會記得，就是在台海問題上“用核”之言論，也非中國首發，而是美國首創吧？

　　所以，中國的“和平崛起”，只能是以“和”促強，以強保“和”。需要在當今國際條件下，實事求是的處理好“和”與“強”的關係。不是一味的“和”，乃至“求”和。而且，唯有如此，恐怕“和平”與“和平崛起”，才是現實的。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