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能力增強反帶來麻煩？

　　只有當一國運用其能力試圖改變其它國家的行為時，它才算是擁有權力。中國不但在能力增長方面是不平衡的，而且並沒有運用一定的戰略將其能力轉換成為權力。相反，中國經濟能力的增長已經給自己造成了不小的戰略壓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削弱了自身的權力。

　　對於國家而言，能力與權力的含義是不同的，一國的能力增長並非一定是權力增加。

　　權力的要義在於心理控制

　　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能力，因為能力是國家的屬性之一。國家能力涵蓋許多方面的內容，如經濟、軍事、政治、文化等。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肯尼思·華爾茲特別指出，國家並不因為在經濟、軍事或其它領域的能力獨占鰲頭，就被置於一流國家之列。例如，日本雖然經濟特別強大，但只能算是二流國家；要不是從蘇聯那裡繼承了一些軍事能力，俄羅斯幾乎淪為三流國家。

　　除了能力方面的“跛腳”會影響大國地位外，國家能否把能力轉換成相應的權力至關重要。能力自身並不能構成權力，而是必須輔以一定的戰略在實際運用中發揮出來。只有當一國運用其能力試圖改變其它國家的行為時，它才算是擁有權力。

　　當一國將其具有的能力轉換成為權力時，它同其它國家就形成了心理上的控制關係，而這正是權力的要義所在。如果一國擁有強大的物質能力，但未能產生心理控製作用，那麼就不能說它擁有權力。還有一種更壞的情況是，如果一國的能力增長在國際社會中引起了恐懼和敵意，那麼它所擁有的權力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

　　中國的能力增長並不平衡

　　要對中國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裡的能力變化做出全面的分析並非易事，而要準確地衡量中國是能力增長還是權力增加更為困難。較為科學和可行的做法是，對相關數據進行理性的解讀和分析。

　　關於中國的數據很多，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經濟方面的。確實有不少數據可以證明中國經濟發展的脆弱性和危險性，但有更多的數據足以表明，中國的經濟能力在絕對和相對意義上都獲得了非同尋常的增長。自1978年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年均高達9.52%，遠遠高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值6.1個百分點，一直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甚至在1992年達到14.2%。1975年，中國的GDP占世界比重只有2.78％，到2000年已經高達11.16%。相比之下，美國和印度的GDP增長速度遠遠低於中國。

　　正是中國在經濟能力方面的快速增長引起了西方國家一些人士的擔憂，他們的基本邏輯是：中國必然會將經濟能力轉化為軍事能力。約瑟夫·奈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提出的看法頗具代表性：“如果中國最近的增長率持續下去的話，那麼到世紀之交時它將很快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它的軍事能力也將自然提升。即便中國並沒有將防務預算增加到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根據多數估算，它大概占GDP的4％到5％———中國在GNP方面的純總量增長也意味着，它的軍事能力將隨着經濟的發展而變得非同尋常”。

　　但實際的情形是，中國卻沒有將相應比例的經濟能力轉換成為軍事能力。與此相反，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調整了軍事戰略，國防從準備應付世界大戰和局部地區戰爭轉變為服務於國內經濟。中國由此削減了部隊，國防開支占GDP的含量逐年下降。1997年之後，中國開始逐年增加國防費用並致力於軍事現代化，不過增量很低，到2002年國防費用占GDP的含量也只有1.65%，這只比1991年的1.53%增加了0.12%。相對於財政支出的增量，中國的國防費用卻是從9.75%下降為7.70%。1985年，中國的軍事資源占世界的比重是8.57%，而發展到1998年，比重下降到7.4%。還有許多其它公開的數據都表明這樣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中國的軍事能力只有部分的絕對增長，但整體上是相對下降了。

　　經濟增長造成了一定戰略壓力

　　中國在其它方面的能力，如外交能力、政府效能、國民士氣等是增長還是下降了呢？遺憾的是，我們很難對這些指標進行確切的衡量，現在惟一可以確定的是，中國的經濟能力是增長了，但同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之間的距離還很大。在未來數十年內，即便中國能夠保持同樣高的經濟增長率（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只是很小），它能否躋身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大國行列，依然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中國不但在能力增長方面是不平衡的，而且並沒有運用一定的戰略將其能力轉換成為權力。相反，中國經濟能力的增長已經給自己造成了不小的戰略壓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削弱了自身的權力。

　　而根據前面所說的心理控制關係來判斷，我們更難得出“中國的權力增加了”這個結論。“中國威脅論”的盛行表明，有不少國家對中國感到恐懼和擔憂。

　　可見在過去二三十年間，中國的主要變化是（經濟）能力的增長而非權力的增加。對於起點相當低的中國而言，經濟能力的提升只能算是正常的國家發展現象。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能力增長和權力增加在內容上存在不少重合之處，但它們的內在含義相差很大，由此會形成不同的戰略判斷，並將導致迥異的國際政治與安全後果。

　　（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