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我們不該忘恩負義
--給現代"義和拳民"的一封公開信
　

（1999年七一，單位組織我們到興安古靈渠參觀，幸遇抗戰時期在貓兒山失事的美軍十四航空隊飛機殘骸收集在靈渠紀念館中，於是我們一行前去參觀。來到紀念館，面對凝聚着美軍英烈鮮血的一大堆飛機殘骸，同行中的絕大多人，他們對美國人民幫助中國抗戰之事一無所知，竟以為是美軍侵略中國而被八路軍打下的美機殘骸！因此之故，他們對這具浸透着美軍烈士（也是中國人民的抗日英雄）鮮血的殘骸表現出極大的蔑視和不敬，罵罵咧咧地時不時用他們的腳丫去踢踩擊打，空曠的大廳中，頓時發出了一連串金屬撞擊的刺耳的聲音。我想規勸他們：這樣做太過分了。可他們竟出言不遜，並反唇相譏，說“這是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可恥下場”。我被他們嗆得啞口無言，默然而退……2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大廈雙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兩架客機撞毀，數千人被埋在砃塌的瓦礫之中。這是一個災難的日子。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無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野蠻殘忍感到痛心疾首。可是，在中國，在我周圍的大部分成年人之中，卻有很多人為此感到幸災樂禍、興高采烈，甚至拍手稱快。這些痛心之事在我心頭積壓了很久，有如魚鯁在喉，令我十分難過。總想對這些人說些什麼，但又不知道從何說起。因此有必要將中美關係來一個全面的回顧，於是我寫了這篇《對美國，我們不該忘恩負義——給現代“義和拳民”的一封公開信》）

若問今日之美國為何許國也，問之十人，也許有九人而不暇思索地答之曰：乃當今第一號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之超級大國也。嘍！嘍！嘍！

事實上，在近代和現代之世界各國、各民族之中，對中國人民之友誼深且厚者，美利堅也；對中國人民之恩澤深且厚者，美利堅也。此言一出，也許你忍不住罵之曰：此子之言何謬也？不謬則為“美帝國主義”之????、漢奸、賣國賊也。且慢，稍安毋燥，事實勝於雄辯，且聽我一路道來，釋君之疑。

美國立國才兩百多年，比之有着洋洋五千年封建專制文化的老大之中國來說，實在是一個“娃娃”國家。正是這個“娃娃”國家，卻兩次支持中國保持了主權和領土完整；也正是這個“娃娃”國家，卻創造了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第一次，是在1900年的庚子之亂中，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中，是美國政府主持國際正義，給予了中國以道義和物質上的巨大支持，維護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我們先來看看第一次的情況：

在世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日新月異的十七世紀，滿清王朝秉承明王朝的閉關鎖國的衣缽，自絕於世界文明之外。從順治時代就厲行海禁，從而採取了一種“片板不得下海”外交政策。1793年，英國公使馬嘎爾尼帶着“協定關稅、自由貿易”的使命率團出訪中國，因英使馬嘎爾尼堅持國家尊嚴、民族平等的信念，不肯對乾隆皇帝恭行“三跪九扣”之禮，使乾隆皇帝大為不悅：“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方之道，朕心甚為不愜”。乾隆在令太監強按英國公使之頭完成“三跪九扣”之禮之後，也覺理虧無趣，於是將使團中一名叫斯通的孩子抱在膝上逗弄一番，以示寬愛友好……四十多年後的1840年，正是這個當年叫斯通的孩子，在議會上慷慨陳詞，力主對中國動武，因為“它聽不懂自由貿易的語言，它只聽得懂大炮的語言”……1860年，英法攻占天津、北京，火燒圓明園，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咸豐皇帝逃到熱河。此時此境，他還是不知道外國為何物，也不願了解世界各國的情況。直到1861年咸豐皇帝臨死之前，在見到美國總統送來的國書以平等相稱後，他竟在國書上硃批“夜郎自大，不覺可笑”……

當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明差距越來越大時，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特權和皇位，其自卑和心虛也愈演愈烈。其自我恐慌的本能，迫使它作出過敏性反應：即除了嚴密鉗制國人的思想，廣織文網、大興文字獄外，還必須嚴密防止一切外來思想對專治文化和忠君倫理的衝擊，從而陷入了一種“越是封閉，越是落後；越是落後，越需封閉”的惡性循環之中。

到了道光時代，滿清統治者所謂“天朝上國”的神話再也不能自圓其說了，繼道光皇帝飽受屈辱“升天”之後，咸豐皇帝也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下一命嗚呼。

就在咸豐皇帝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下一命嗚呼後，對內心狠手辣、對外顢頇無知的慈禧太后，通過宮廷政變實質性的掌握了權柄。咸豐皇帝屍骨未寒，她就在保守勢力的支持下，將以肅順為代表的開明改革派的八位顧命大臣屠戮淨盡。嗣後，她繼續玩弄權術，上下其手，大權獨攬，小權也不分散，把同治、光緒兩朝皇帝當成傀儡，玩弄於股掌之上。在獨Cai專治制度下，國就是家，家也是國也。因此，慈禧太后挪用國庫資金來滿足她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是理所當然的。就在日本海軍對中國虎視眈眈的1894年，她竟將維持北洋艦隊基本需要的常務軍費800萬兩，用於彌補其營造頤和園的經費不足。雖然花費了3000餘萬兩國孥修築的慈禧太后的度假行宮——美倫美奐的頤和園順利完工了，卻令北洋海軍陷於機械不靈、槍炮陳舊、彈藥匱乏的半癱瘓狀態之中。而同期的日本明治天皇，卻是減損自己的薪水膳食，來籌資購買兵艦，皇后更是典當首飾籌款購艦。結果，甲午一戰，耗費了百姓無數血汗購買的數十艘現代鐵甲戰艦，清政府和李鴻章苦心經營了二十餘年的北洋海軍，竟被“蕞爾小國、倭奴之邦”的日本海軍打得一敗塗地、全軍覆亡。戰後簽訂了喪權辱國《馬關條約》，對日本割讓台灣、澎湖列島，賠償白銀二億三千一百五十萬兩。從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財政經濟的破產。

面對國勢日非、哀鴻遍野的局面，中國的少數先知先覺之士憂心如焚，在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等先賢的多年努力和多方奔走呼號下，已經歸政的光緒皇帝積極振作，推行變法維新改革，期待效仿日皇推行開明專治、變法維新來提高綜合國力。可戊戍變法只推行了一百零三天，就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腐朽愚昧的保守勢力扼殺於搖籃之中。國家改良變法的途徑被完全堵死後，各地國民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勢不可擋。清王朝已是氣息奄奄、日薄西山。

西方各國不僅大力支持中國的變法圖強運動，且因光緒皇帝主持變法圖強而獲得了西方各國進步力量的高度崇敬，贏得了較高的國際聲譽。由于洋人在戊戍變法後，大力庇護和營救維新志士；又在國民革命的運動中，為革命黨人提供了避風港；慈禧太后屢次欲將已被軟禁的光緒皇帝廢黜，也被洋人所阻攔或不予承認。慈禧太后曾實施過國家恐怖主義，指派特務和????到各國刺殺維新志士和國民革命領袖人物，不但沒有成功，反而在西方國家中出盡了洋相、丟盡了丑。慈禧太后的雌威在“夷人”面前無法發泄，真是有氣無處出，有野無處撒。她從極為懼怕洋人，轉而刻骨銘心地恨透了洋人。加之端王載漪急於以己之子溥儁取代光緒皇帝，竟密囑啟秀偽造外國使團要求慈禧太后歸政光緒皇帝的“照會”。慈禧太后急火攻心，一氣之下，不顧眾多大臣如榮祿、許景澄、袁昶、袁世凱、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輩之堅決反對，心血來潮地祭起了“玩火自焚”的極端民族主義的鬼把戲。

她利用國家和民族的苦難，藉機蠱惑起狹隘、盲目、非理性、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挑動和鼓勵流氓惡棍攻擊外國僑民，屠殺所謂的“洋毛子”。將在山東煽風點火特別賣力的山東巡撫毓賢“優容褒獎”，並將其調任山西巡撫，以便從西邊進行蠱惑煽動。還發給“義和團”拳民白銀十萬兩，以資鼓勵。期待以此來轉移國內臣民的視線，化解她的政治危機。遂使直、魯、津、唐等地的“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天佑神助”的迷信越來越烈，“刀槍不入”的神話越來越玄。

慈禧太后病急亂投醫，竟拜倒在義和團那些烏七八糟的魔咒、神符之下，自欺欺人地相信了義和團“刀槍不入”的蠱惑，相信了“義和團”用手一指，就可以招來“天兵神將”將“洋毛子”殺得屍骨無存的神話咒符……墮落到了將國家前途和命運寄託於虛無渺茫、荒唐不經的兒戲之中的地步。老子的“治大國如烹小鮮”，到了慈禧太后的手裡，變成了“治大國如兒戲”也。

拳匪和暴民們在清廷之縱容和唆使下，身着黃衣紅帶，手拿大刀長矛，他們以彭祖、太上老君、二郎神、姜子牙、關雲長、孫悟空、何仙姑、狐狸精等希奇古怪的戲劇人物和傳說人物為其崇拜的圖騰，口中念叨着“天皇皇、地皇皇、太上老君顯靈光”等千奇百怪的魔咒，高喊着“男練義和拳，女練紅燈照，砍倒電線杆，扒了火車道”的口號，打着“扶清滅洋”的幡子，砸機器、拆鐵路，焚燒電報和郵政局，搗毀洋行、剿殺買辦（洋貨代理），連鐘錶、鏡子、眼鏡、煤油燈等都不能倖免。凡是由洋人傳來的東西，無論其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就是他們仇恨和毀滅的對象。他們見教堂就燒，見機器就砸，見洋人就砍，見洋貨就毀。隨意指控與他們有仇讎過節者、信教群眾和會講洋話的人為“二毛子”和“三毛子”，將其全家拉上大街就棄市或腰斬，也無論老弱婦幼。雖然他們在端親王載漪和莊親王載勛的唆使下，數萬人圍攻東交民巷的洋人使館區，面對只有四百洋兵的護衛，數月也奈何它不得一根毫毛，反而給自己留下一千多具屍首。但這絲毫不影響義和拳民在京、津、唐等地的肆無忌憚、耀武揚威地燒殺搶掠，絲毫不影響他們窮凶極惡的濫殺平民。如“義和團”在北京放火焚燒西藥房，大火波及店鋪四千餘家。正陽門內外，被焚千餘家。面對熊熊烈焰，義和團阻止任何官民滅火施救。對於救火者，則給戴上一個“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如義和團“相率到津，勒民供給，兼索官餉，稍有不從，肆行擄掠。並至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見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毀”（蔡東藩《清史演義》；又如“義和團”在大舉銷毀洋貨的過程中，一次在一戶百姓家中搜出了一根火柴，這家百姓一家八口全被殺光。一群天真爛漫的小學生被“義和團”攔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鉛筆，結果六名孩子當場就命喪黃泉。對於那些敢于堅持國際公法和主持人間正義的官員，“義和團”則以一個“裡通外國”的罪名，或將其指目為“二毛子”或“三毛子”進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將其全家老幼屠戮淨盡才心滿意足……“義和團”將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變成了一個恐怖的殺人場，變成了一個血與淚的海洋，變成了一個天昏地暗、名副其實人間地獄。

而清廷之官員則以“執法”的名義，對洋人大開殺戒。如時任山西巡撫的毓賢，一次就在巡撫衙門前屠殺了外國傳教士46人，其中包括11名孩子。再如在山西汾州府，幾家美國傳教士和他們幼小的兒女，被騙到府城外，被埋伏在那裡的中國士兵一一射殺。連帶被殺的還有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夫。莊親王載勛竟在北京街頭大肆張貼懸賞殺人告示：“殺一洋人賞銀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多少外國使節、教士、商人、學者、國際友好人士，被不分清紅皂白的“義和團”悲慘虐殺？多少人因為長有一副稍似洋人的面孔，一旦被“義和團”搜出，他們則必死無疑。多少無辜平民死於拳匪們的亂刀之下？因為他們曾經與洋人有過交往；多少人家被殺得絕門閉戶？因為他們曾與義和拳民有過過節……

庚子拳匪與清廷官吏一道，無論是對華人還是對洋人，都犯下了令人髮指的滔天罪行。比之嗣後入侵北京之八國聯軍之燒殺搶掠的暴行來，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人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開天闢地的首創，其實早在1900年，就有了類似的“文化大瘋狂”，只是毛澤東在過了六十多年後，又如法炮製了一次而已，實在談不上首創。

中國的封建統治者歷來視民命如草芥，從來就沒有將他治下的國民當人來看，但卻不能禁止英、美、德、法等國將其國民當人來看。

中國在內政上大搞有罪推定和非程序審判，處處是“深文刻法、殘民以逞，刑訊逼供、鍛煉羅織，棰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冤獄記錄；其中“夷滅九族、大辟懸首、車裂腰斬、慢剮凌遲、剝皮囊草、插脂點燈”等滅Jue人性的酷刑，正是封建帝王賴以鎮攝臣民的統治手段。這卻令西方人士指目為野蠻殘忍，進而謀取治外法權。

清王朝在外交上，更是不忍卒看：如西班牙殖民者兩次在菲律賓的大崑山和加拉巴屠殺中國僑民4萬4千餘人，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一次就屠殺中國僑民2萬餘人（鮮血染紅了巴達維亞的一條溪水，所以這次事件又叫“紅溪慘案”，這條溪流在今天也就叫紅溪了）。可乾隆皇帝卻讓人對荷蘭使團答覆說：“對於這些貪圖發財、遠離祖國，捨棄自己祖宗墳墓的不肖臣民，並無絲毫的關懷！”。

嘉慶、道光、咸豐皇帝繼承乃祖之衣缽，他們竟數十年如一日，一直重複着乾隆皇帝強按着外國公使之頭行三跪九拜之“禮”的傳統動作。竟多次在談判桌上，以放棄全部進口貨物的關稅為條件，來換取外國使節晉見皇帝時恭行三跪九叩之禮，並一再阻止外國使節親遞國書，以免“有辱聖躬，有關國體，斷不可行”。幸虧外國使節堅持國家平等、人格尊嚴之氣節，才使中國帝王的荒唐之舉未能得逞。

西方各國面對其僑民在中國的悲慘處境，他們沒有中國封建帝王那樣的“鐵石心腸”，也沒有中國封建帝王那種出賣國家利益以滿足自己虛榮心的嗜好，他們豈能坐視自己的國民被中國人大規模非法殺戮而不管？他們以保護其在中國的僑民的生命安全理由，以幫助中國平息暴亂為號召（雖然中國向八國宣戰，但八國並未向中國宣戰），迅速糾集了英、德、俄、美、日、法、意、奧“八國聯軍”。於是，這支以日、俄部隊為主力的八國聯軍，於1900年6月開始進兵中國。他們一路克大沽，占天津，到8月份，俄、日聯軍又攻占了北京。平日裡耀武揚威的庚子拳民，在此關鍵時刻卻紛紛作鳥獸散，一個個跑得無影無蹤。反而是那些被“義和團”指目為裡通外國的“二毛子”和“三毛子”的不少官員，他們率領手持大刀長矛的軍人與“侵略者”血戰到底，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捍衛皇家領土和北京皇城，為“國家”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可憐潰兵敗匪，擠做一糟，百姓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洋兵到一處，順民旗幟高懸一處。百姓雖乏愛國心，然非權奸激變，亦決不至此”（摘自蔡東藩著《清史演義》）。

“日本兵先從東直門攻入，占領北城，各國兵亦隨進京城，城內居民，紛紛逃竄。土匪趁勢劫掠，典當數百家，一時俱盡，這北城先經日兵占據，嚴守規律，禁止騷擾，居民叨他庇護，大日本順民旗，遍懸門外。可為一嘆。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紫禁城也虧日兵保護，宮中妃嬪，仍得安然無恙……”（同上）。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當時英、德、俄、日、法、意、奧七國曾要求：應將這個“未開化、恐怖、野蠻、血Xing、暴虐”的國家裂土而分之。特別是日、俄兩國，更是充當了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的急先鋒。名義上是以慶親王奕劻為主帥，實際上是以李鴻章為中堅的滿清政府的談判代表，雖經多方斡旋和曠日持久的據理力爭，但他們面對的是：“強兵據京、領土將被割、主權將盡失”的困難局面，他們能有多少籌碼來討價論價呢？他們除了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外，又能有多少作為呢？他們真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只好忍辱負重地“打掉門牙往肚裡吞”。在此關鍵時刻，是美國政府率先發表聲明，給予中國談判代表爭取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堅決的支持，旗幟鮮明地反對將這個“恐怖、野蠻、血Xing、暴虐的國家”裂土而分之。其它七國在美國義正詞嚴的堅持下，也不好不顧國際公法、明目張胆地將中國領土瓜分。遂順水推舟地贊成了美國的主張，從而保證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

“中國人應當記住約翰.海(1898-1905)這個名字。這位美國當時的國務卿曾經在1861年到1865年之間做過為解放黑奴而獻身的林肯總統的私人秘書。他顯然繼承了林肯的民主信念和平等精神，並據此制定了平等互利，保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門戶開放政策，成為這項政策最初的掌門人。由於他和以他為代表的美國政府的努力，不僅使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成為中國關稅自主的後盾，在聯軍入侵中國時成為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後盾，而且，在辛丑談判期間，在列強平息義和團暴亂後共同商議對華索賠的半年多時間裡，這個美國大鬍子在自己所剩無多的生命歲月里，為遏制列強巧取豪奪瘋狂索款而竭盡全力”。（北明《庚子賠款中的美國》。

戰後中國與各國簽訂了《辛丑條約》，條約規定中國向各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相當於滿清政府五年歲入的總和，當時中國的人口是四億五千萬人，正好每個中國人頭上灘到一兩白銀。談判時，聯軍統率瓦德西是否持中國賠銀一人一兩的原則，筆者尚未見確實記錄，留待以後考證），分三十九年償付，本息合計九億八千萬兩。巨額的戰爭賠款，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雪上加霜的深重的苦難，使中國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再加上清政府的戶部銀庫五百萬兩存銀被日軍洗劫一空，清政府已瀕於財政破產的邊緣。

面對此況，當年美國駐中國的大使明恩溥先生，回國積極向美國國會遊說活動，多次向眾、參兩院的議員們公開演講：要求美國政府幫助中國從愚昧野蠻中解放出來，從而使中國儘快融入文明世界的大家庭之中。而要使中國告別愚昧野蠻，就必須幫助中國培育人才。於是美國政府通過了明恩溥先生的提案，遂與中國政府交章協議，將美國所獲的戰爭賠款全數用於中國的教育事業。美國政府先用此款籌建了清華大學和北京圖書館，然後將剩餘的大部分款項，專門用於培養中國的留美學生，名之為“庚款留學生”。胡適、梁實秋、冰心等人，就是用此款培養的中國留美學生的代表。嗣後，美國宗教界和慈善團體來華開辦醫院、學校、福利院等教育和慈善機構。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紅十字會等，為中國教育和慈善事業的貢獻尤為顯著。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美國宗教人士和慈善團體在中國開辦大學達二十多所，如南京大學、復旦大學、金陵大學、燕京大學等就開辦於此期。還開設了不少醫療機構，如協和醫院、協和醫學院等，還有遍及各地的“聖公會”等公益慈善機構，給予了中國人民無私的人道主義援助，幫助中國人民培養了大批人才。從辛亥革命元勛，到北伐主帥，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眾多主腦，許多都出自這一時期的教育系統。直至今日，如我父輩之髦耋老人們，仍念念不忘“到聖公會看病抓藥不要錢”。

“解放”以後，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將美國政府的此項義舉指目為“文化奴役、文化侵略”，正如梁實秋先生所言，雖然是文化奴役和文化侵略，但也只有美國人民才有此寬闊胸襟，對中國人民施行如此仁德的“文化奴役、文化侵略”！

再看第二次，在抗日戰爭期間，是美國人民給予了中國人民最巨大最無私的援助，才使中國免於淪亡於日本的鐵蹄之下。如果沒有美國人民的巨大的支援，也許到今天，中國人民還在為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而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

日本被西方列強敲開國門的時間要比中國晚十幾年，他們直到咸豐年間，才被西方列強光顧。他們原先也是一個幕府割據、積貧積弱、喪權辱國、列強交侵的國家。但他們在美國人伯利於1852年敲開國門以後，不是怨天尤人和一蹶不振，而是幡然醒悟並積極振作。其“一代聖君”——明治天皇，以其睿智開明而勵志維新，大膽採用“拿來主義”開明戰略，將產生現代科學技術的母體——西方價值觀（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等）和社會制度（如國民教育制度、憲政制度等）拿來為其所用。而不是象中國那樣，對西方價值觀懷着深深的恐懼心理，頑固堅持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跛足改良路線。中國的洋務運動的先驅者們，只知道購買堅船利炮，而對西方價值觀和社會制度視為洪水猛獸。只知道 “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急功近利思維，而不知道富國強民的根本途徑。只知道依樣畫葫蘆“求末”（西方科技文化結晶之一個方面——船堅炮利），而不知道追求思想解放、學術文化自由、保障民權、等等才是國家強盛的本源之路。如由皇室宗親、總理大臣奕誆提出了“治國之道，在於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治器為先”。兩相比較，其高下智愚立判。因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則以檢拾西方的“制器之器”為最高目標，以富國強兵為終極追求，而不知保障民權，開發民智為何物。更不懂得“保障民權，才是開發國民的創造力的根本保障”。以致德國首相俾斯麥見中、日兩國留學生所學所求的截然不同而預言之曰：“中國將在四、五十年後被日本徹底打敗”。甲午一戰，“上邦大國”的滿清王朝，竟被“蕞爾小國、倭奴之邦”的日本打得一敗塗地，俾斯麥的預言被不幸言中。

但不幸的是，新興之日本奉行了軍國主義路線，滑入了一條稱霸東亞、窮兵黷武的罪惡軌道。日本朝野上下久蓄吞併中國之野心，他們一再將魔爪伸向其師從之邦和胎胞之國的中國。他們自甲午一戰嘗夠了獲割地、得賠款的甜頭之後，於1931年大規模的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中國軍民雖用血肉之軀與現代化武裝的日本陸海空三軍進行了殊死抵抗，也給予了日本法西斯以沉重打擊，取得了諸如如平型關、台兒莊、崑崙關、常德戰役、三戰長沙、獨山等著名戰役的大捷，中國軍民在與日軍的鏖戰之中，雖然付出了三百二十一萬官兵的代價，無奈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政治制度等諸多方面都遠遠落後於對方。中國之廣大國土相繼在戰爭中淪陷。到三十年代末，中國沿海港口相繼被日軍侵占，僅西南、西北等省和遠離長江航道的中原地區，因中國軍隊的拼死抵抗未被日軍侵占。

中國的抗戰，迭經如此巨變，中國軍民處於異常艱難困苦的危險時刻。中國政府的生死存亡，幾乎繫於一念之間。在此生死存亡的極度困難時刻，是美國人民給予了中國最巨大最無私的支援。首先是美國政府為了打擊日本法西斯發起了太平洋戰役，此戰役雖然是美國消滅日本海軍有生力量和報其珍珠港一箭之仇的單方面的軍事行動，但在客觀上牽制、吸引和消滅了日軍的大量兵力，減輕了中國軍民的軍事壓力。

美國政府會同盟國一方面在歐洲和太平洋兩個戰場上給予了德、日、意法西斯以沉重的打擊，另一方面給予了中國最直接最巨大的軍事援助。

其一是陳納德將軍組建援華志願航空隊，中國人民將其稱之為“飛虎隊”是也。飛虎隊員們平日裡在雲桂、川黔、湘西等駐地佻浪頑皮，可他們一上藍天就如猛虎之出山，給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飛虎隊從組建到嗣後歸併為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的200多天時間裡，竟以30架老式飛機的代價，擊落日軍性能優異的戰機297架，奇蹟般的創造了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輝煌的戰果的奇蹟，湧現了許多抗日英雄。正如余杰在《曾經與我們一起戰鬥的美國士兵》一文所說：“我們記住了白求恩，我們同樣應當記住陳納德、約翰-布萊克本、福克斯、佩塔奇和漢克斯們的名字。”

嗣後十四航空隊又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落日機2600多架，令日本空軍聞之膽裂心寒。

中國的老太太們，常常滿懷慈愛的面容看着這些身披“來華助戰洋人、軍民一體保護”徽標的生龍活虎、佻浪頑皮的身影，就像看着自己淘氣而頑皮的孩子一樣。而陳納德將軍和飛虎隊員們，更是受到了抗日軍民的衷心愛戴，受到了樸實無華的中國軍民對外國元首都不曾有過的最高禮遇。時任《中央日報》記者的陳香梅女士，以她美麗純潔的豆蔻年華，衷心傾慕和追求抗日英雄陳納德將軍，與之結為異國伉儷。而“飛虎隊”這一稱謂，也是樸實無華的中國農民給他們取的呢稱，他們就乾脆以“飛虎”作為他們引以自豪的隊徽。

中國人民的八年艱苦抗戰（實為十四年），飛虎隊和第十四航空隊的官兵，為中國抗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在重慶的南山鎮，部分美軍陣亡官兵——240多名美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就埋骨青山綠水之間。可是解放後，重慶南山鎮長房子村被當地百姓稱作“空軍墳”烈士陵園，不知何時被挖掘一空，只剩下了一排排長滿荒草的240多個空穴。

號稱“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中國人啊，你為何如此忘恩負義？你將如何面對身在大洋彼岸的烈士的親人？

近年重慶市政府拆資重修“飛虎隊”和十四航空隊烈士陵園，此雖為亡羊補牢、知錯能改之善舉，但抗日烈士屍骨無存的現實，怎能使烈士們的親人們心平氣順？又使他們怎樣看待我們這些亡恩負義的中國人？這也令有良心的中國人為之羞愧。

其二是美國政府對中國抗戰的物資支援。

在日軍攻占東南亞之前，中國有三條通道與外界進行聯繫，其一是途徑越南海防港到廣西或雲南的東南線，其二是途徑緬甸到雲南的西南線，其三途徑蘇俄到新疆甘肅的西北線。就在飛虎隊和第十四航空隊在天空英勇抗擊日寇取得的輝煌戰績同時，地面的中國軍隊卻在日軍強大兵力的壓迫下的節節敗退，形成了抗戰戰場一個奇特的現象：即天上中國稱雄，地面日軍逞強。直至日軍陸續攻占了東南亞各國和香港。遂使東南、西南運輸線被相繼切斷。剩下的西北線也因關山重重、路途遙遠而使運輸十分困難。蘇聯雖然在中國抗戰的初期賣給中國大量軍火，對中國抗戰事業給予了很大的支持，但其自日、蘇張鼓峰和諾門坎軍事衝突後，蘇聯迫於德軍在西線的戰爭威脅，在與日本簽訂了《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後，就停止了對中國軍事援助。

就在中國對外聯繫的最重要的通道——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後，中國軍民的抗戰事業陷入了異常的艱難困苦之中。面對中國軍民的困苦艱難，美國政府克服重重困難，開闢了號稱死亡之路的“駝峰航線”，給予了中國軍民最巨大最無私的支援。由於該航線必經之地——緬北、滇西被日軍占領，飛機只能繞道北走翻越喜瑪拉亞山脈的航線。由於受當時的飛機性能的限制，飛機無法飛越空氣稀薄喜瑪拉亞山脈，只能在高山峽谷間穿梭而行。加上當地變幻莫測的高原氣候，複雜多變的山地氣旋，其運輸條件之險惡、艱苦難以想象。當年，每輸進一噸戰略物質就需消耗六噸航空油料。而每天飛行在這條氣候惡劣和航線曲折的飛機有上百架次。在三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裡，有70多萬噸戰略物質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昆明，然後轉運到各抗日戰場。在這艱苦卓絕的四十一個月的“空中輸血”過程中，有1579名飛行員犧牲在這條航線上，有469架飛機墜毀在高山峽谷之間，平均每月犧牲飛行員39名和損失飛機11架。

同胞們，請捫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看着前面就是死亡，在三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裡，他們義無反顧地飛行在這條危險的航線上，這需要多大的國家信念和人類道義的支持？運送70多萬噸戰略物質，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萬噸，而這些物質運抵印度加爾各答，又需逃避被德軍“狼群”潛艇的封鎖和擊沉，其消耗之大，運輸之艱巨，無法用噸位來簡單計算。因而，美國人民為了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為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而作出的犧牲和貢獻，能用金錢和物質來換算？

直到今天，還有數百名美國飛行員長眠在這些荒無人煙、白雪皚皚的崇山峻岭之上。每當天氣晴好、陽光燦爛的時節從空中俯瞰，航線沿途那陡峭懸崖上的飛機殘骸的銀白色反光，仍然在為今天飛行在這條航線上的普通飛機導航。這就是那些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犧牲在中國的土地上的美國英雄的靈魂之光啊！他們在瞑瞑之中瞪着一雙雙吃驚的眼睛，看着我們這些推倒紀念碑，抹掉歷史記錄的忘恩負義的中國人呢！

1942年，中國遠征軍在杜聿明將軍的率領下，十萬健兒進軍緬甸，旨在重新打通滇緬線。戰爭雖然失利，但有孫立人師長率領的兩個師轉進印度，在遠東戰區副司令長官史迪威將軍的主持下，由美國提供全副裝備，由國民政府抽調抗日青年，通過駝峰航線回輸到印度。將孫立人將軍的兩師軍隊，擴建和訓練為兩個集團軍。為中國軍隊在1944年第二次出兵東南亞，為中國人民報家仇、雪國恥，橫掃盤踞在東南亞的十萬日本獸兵，重新打通滇緬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由於中國的國民經濟飽受戰爭的破壞，中國人民即刻陷入了大饑荒的災難之中。在此危機關頭，是美國人民運來了大量的麵粉和大米等食物，賑濟了中國災民。這裡還發生了一段令人心酸的事情：朱自清先生寧願活活餓死在家裡，也拒絕去救濟站領取美國運來的麵粉和大米，因為那是“可恥的嗟來之食”。對於朱先生的悲慘遭遇，我沒有權力去的指責他什麼。但今天的教科書卻說朱先生“有民族氣節”和“死得十分高尚”……我不知道編寫這種教材的人，他們的人心長在何方？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擁兵自雄，雙方都是相信“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暴力政權。中國更是磨刀霍霍、劍拔弩張，有一口吞併對方的欲望。中國的內戰眼看着就要全面暴發。為了不使中國人民陷入內戰的苦難深淵，美國政府指令其駐中國大使赫爾利先生，積極促成國共兩黨的重慶和談，遂簽訂了《雙十協定》。但“????”的美國人不懂，對於深受封建專治文化薰陶的中國來說，如果沒有履行協議的任何誠意，只是把簽訂協議的過程，作為向國際友好和國內急切盼望和平的人們玩耍的政治手腕，就算簽訂一百個《雙十協定》，也是廢紙一張。因此，毛澤東屢次撕毀協議直至陰謀殺害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少校與郭子祺少校，也是他發動共產革命的一個手段。蔣介石忍無可忍，遂於中國三次撕毀停戰協議之後，向官兵發放《剿匪手令》，而毛澤東則來個“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面對如此棘手複雜的情況，美國政府又改派總統特使馬歇爾先生來到中國。這位二戰時期曾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蓋世奇才，這位善於協調、斡旋、均衡盟國間不同的利益和訴求，從而使得盟軍眾志成城戰勝法西斯的“上帝的使者”（羅斯福評語），這位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立下了不朽功勳的世界名將，他不遠萬里、不辭辛勞地來到中國。他以美國人的坦率熱情、正直廉潔的作風開展調停工作，簽訂了《停戰協定》，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組成了聯合政府。馬歇爾先生為了調停國共內戰，也為了監督國共雙方認真履行《停戰協定》，更為了中國人民的和平事業和民主前途，他僕僕風塵地東西顛簸、南北呼號，竟費盡心機地在中國一住就是一年零十七天，中國似乎出現了一線和平、民主的曙光。

但令馬歇爾將軍難堪和憤怒的是，中國在表面上信誓旦旦遵守協議，對他本人也是畢恭畢敬、笑聲朗朗，但在背後卻不買他的賬，甚至進行惡意搗亂。如“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國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於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國地下人員‘當場捉姦’，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國發動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進占我國東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離，其間，俄軍官兵在東北不知強暴了多少中國女子。然而，當時曾在東北境內‘與俄共舞’、更‘與俄同謀’的中國及其軍隊，卻為何不為我國東北眾多慘遭蘇軍強暴的同胞女子鳴冤叫屈和伸張正義呢？甚至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中國對此有所覺悟和有所懺悔。”（引自辛灝年著《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五章）遂使馬歇爾一腔謀求中國和平、民主的熱血，都付予了滾滾的揚子江。國民黨指責他：壓制中央，幫助GCD爭權力爭地盤，終使中國坐大，最後奪得了“江山”；而GCD則對他破口大罵：表面上擺出一副菩裟心腸來調停內戰，實際上是幫助國民黨運兵運槍，來消滅GCD。

“這一場由中國陰謀發動的反美運動，終於造成了美國調停的失敗，亦終於造成了中國在內戰中的大打出手和大獲全勝，更造成了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國的欺騙、驅使和強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餘年，直至中國再一次需要美國，和美國總統尼克松也需要中國來對抗蘇聯，因而赴北京朝拜那個殘暴的農民造反領袖毛澤東之時，方才告一段落。”（同上）

馬歇爾抱着美國人的一腔國際主義的熱心腸來幫助中國，竟象一隻風箱中的老鼠一樣狼狽不堪。他只好於1947年1月7日帶着滿腔的辛酸和莫名的屈辱離開了中國，離開了這個令他傷心和無奈的國家。馬歇爾將軍的中國之行，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痛苦回憶，竟使他橫溢的才華沒有施展的地方，就象拳頭砸在了棉花上。這使他在後來的歲月里，對這古老和神秘的中國人一直迷惑不解。也許他還不知道中國有句鄉諺頗為貼切，那就是“好心當了驢肝肺”，或者是“熱臉貼在了冷屁股上”。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實在應該嘲笑美國人的天真、幼稚和缺心眼。

同樣也是這個馬歇爾，面對德國、日本戰敗後的一片廢墟和四處瓦礫，他所制定和主持實施的《馬歇爾計劃》，遂使德國和日本在戰後的廢墟上迅速崛起，一舉趕上了美國，成為世界上與美國並駕齊驅的經濟強國，從而使德、日兩國人民過上了幸福、安康、富裕、和諧的生活。歷史又反過來用這樣富於戲劇性而又慘痛的教訓來嘲笑中國的“政治家”們，來嘲笑中國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

抗戰結束後，中國人民面對美國政府給予我們的巨額戰爭援助，我們由於貧窮，因而採取了一種不哼不哈也不說賴賬的態度。而美國政府卻寬厚地認為：中國的抗戰，也減輕了美國的軍事壓力，從客觀上幫助了美國，因而他們沒有向中國討要過一分一厘的銀兩。

而相對於貪婪成性、虎狼之邦的蘇俄來說， 1950年金日成悍然越過“三八線”入侵南韓，“被美國操縱的”聯合國一致決議出兵干預（我不知道，1975年聯合國作出決議，撤銷了台灣當局在聯合國的席位，接納大陸當局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是否也是美國操縱的？），麥克阿瑟將軍率盟軍從仁川登陸攔腰截擊，幾乎使金日成政權全軍覆亡。為了拯救瀕於破產的金日成政權，中國和毛澤東不顧自身的百廢待興、醫治巨大戰爭創傷，乃遵從斯大林之命，不宣而戰地偷偷跨過鴨綠江，被迫介入了“抗美援朝”之戰。金日成在發動這場戰爭之前，曾與毛澤東和斯大林進行過秘密的磋商，而毛澤東與斯大林協商的結果是，“中國出人，蘇聯出槍”。這是中蘇雙方共同承擔戰爭責任的一種聯盟作戰。而戰爭結束後，蘇聯人則提出了讓中國還錢的要求。此舉雖然是赫魯曉夫逼迫毛澤東下台，並促成劉少奇主政的一種政治手腕，但也給在大饑荒死亡線上掙扎的中國人民雪上加霜的苦難。何況這種逼迫，非但不能達到目的，反而給毛澤東提供了充分理由，來化解他不顧自然規律和人民死活發動大躍進而產生的政治危機：大饑荒的原因嘛！一是自然災害，二是蘇修逼債，三是工作失誤。

頓巴斯礦工出身的赫魯曉夫同志啊，你哪裡是深喑中國專治文化的毛澤東對手？你雖然在“關鍵時刻”幫了毛澤東的大忙，而毛澤東卻將你作為終生嘲笑的對象！

“建國”之初，我國就與“被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十六個成員國打了一仗，遂使新中國在外交上一片孤立。在中國發展經濟和醫治戰爭創傷的關鍵時期，我們獨自地痛苦承受着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制裁，遂使中國人民過着與世隔絕、困苦不堪的生活，卻關起門來大搞“人整人”的政治運動，從而拖延了中國融入世界現代文明的步伐，與世界文明的距離越拉越遠。我們就這樣被斯大林當槍使，被蘇俄當猴耍，被迫參加了這場稀里糊塗的“抗美援朝”之戰，並付出了慘重的犧牲。而蘇聯卻始終站在干岸上，正與“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着美酒加咖啡的唇槍舌戰。使他們在經濟上占盡了優勢，在外交上出足了風頭。也使中國四面樹敵，在國家安全上吃盡了苦頭。

戰爭結束後，雖然我們傷亡的將士十五至二十倍於敵方，雖然我們去拯救了一個現在仍在餓死人民的暴虐政權，雖然戰爭的結果是退回到金日成發動戰爭的出發點（三八線）以北，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大言不慚地宣稱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把武裝到牙齒的美國和它的????打得被迫坐在了談判桌前”。嗣後，我們為了輸出紅色革命(實際是輸出災難)，要“去解救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受壓迫、受剝削、處於倒懸之中的人民，將紅旗插遍全球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就拿着尚填不飽肚子的中國人民的大量血汗錢，又在越南、印尼、柬埔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到處點火，到處與“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對着幹。而在國內，為了煽動中國人民盲目仇恨美國的情緒，就拼命開動御用宣傳機器，蠱惑和煽動起蠻目和非理性的“義和團情結”，並把美國醜化得一文不值。期望以此來證明我們“無可比擬的優越性”，讓全中國的人民產生“生在紅旗下、泡在糖水裡”的神奇幻覺，順帶地將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綿綿情誼一筆勾銷。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徹底抹掉歷史記錄，使中國人民忘掉一切。歷史已經證明了它的徒勞和虛妄，反而加深了國人對官方御用媒體的唾棄和不信任。我想，有良心的中國人忘不了，那也不是中國人民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