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在1939年寫的《堅持華北抗戰兩年中之八路軍》一文指出，抗戰兩年來，僅八路軍各部主力在華北戰中陣亡將士計有1.5萬餘人，負傷4萬餘人。在這一傷亡總數中有50%以上是共產黨員。左權用這些數字，回應國民黨方面某些人誣衊八路軍“游而不擊”。然而時至今日，許多人對於共產黨八路軍領導的敵後游擊戰對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意義仍然存在着疑問。

即便是進入中國人民抗日歷史博物館，感性認識也容易帶來類似的疑問:國民黨廣大愛國官兵在正面與日軍進行了22次規模宏大的浴血奮戰，殺傷了日軍數十萬有生力量，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國民黨數百名將領在這些會戰中光榮捐軀，在中國各大抗戰博物館中可以看到他們的名字。那麼相對於國民黨軍正面抗戰22次大規模會戰，毛澤東領導的敵後游擊戰對於抗日戰爭到底有多大的意義？僅進行過一次大規模會戰（百團大戰）的共產黨八路軍和游擊隊到底對抗日戰爭作出了多大的貢獻？

1945年4月2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的名為《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中說:“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在1937年9月到1945年3月的7年半（華南抗日縱隊缺1943年以前的數字）總計對敵大小戰鬥11.5萬餘次，擊斃和殺傷敵偽軍計96萬餘名，俘虜敵偽軍計28萬餘名，爭取投誠反正敵偽軍計10萬餘名，敵偽總共損失計136萬餘名。”此時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創造了遍於華北、華中、華南19個省地區的解放區，解放人口共計9550萬。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全軍總數已經達到91萬正規軍，民兵220萬人以上。

在記者前往山西革命根據地採訪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八路軍抗戰歷史容易被忽略的現實:由於戰鬥無處不在，無人不是戰鬥員，你很難找到驚心動魄的故事，也甚少發現一個規模宏大的戰史。根據地軍民的生活就是戰鬥，戰鬥就是生活。它無處不在，又難以觸摸。

1944年7月和8月，美軍觀察組分兩批抵達延安，對八路軍敵後戰場進行了考察訪問。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於1944年8月6、8、9日在延安，向美軍觀察組做了《八路軍七年來在華北抗戰的概況》的談話，介紹八路軍通過軍民結合，破壞敵人的“囚籠政策”，發動“交通戰爭”所取得的成就:

“總計抗戰第3周年，八路軍在華北共破壞鐵路2660公里，公路8200公里，毀電杆42220根，收電線109246公斤;抗戰第4周年，計破壞鐵路1082公里,公路5242公里,毀電杆234501根，收電線703266公斤。平均每天破壞鐵路3公里，公路15公里，橋梁1座半，差不多每7天炸毀1個火車站，9天炸毀1個火車頭，每天炸毀敵人1輛汽車，每天毀電杆642根，收電線1926公斤。僅抗戰第4周年破壞鐵路的長度，就相當於一條平綏路，或一條半同蒲路，三條膠冀路……”

所有這些戰果，絕不是、也不可能僅僅通過部隊在幾次大規模的會戰中取得。積小勝為大勝，由量變引起質變，這正是毛澤東對於游擊戰精髓的領悟。頻繁的襲擊讓日軍永不癒合的傷口持續失血;每天各地一個個微不足道的勝利，讓越來越多被日軍視為豬狗的中國人成為日益堅強的抵抗者;每個擊斃十幾名、幾名，甚至是一名日軍的難以記錄的小的戰鬥，卻由於其無處不在、頻繁的發生，竟然在不知不覺中造成上百萬日偽軍的傷亡。如此一來，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在事實上竟然抗擊了侵華日軍的64%，偽軍的95%，而後者的數量先後曾高達百萬之多！

日軍戰史充分顯示出日軍在抗戰相持階段的華北戰場對於八路軍這個主要對手的尊重。1943年6月，日本華北派遣軍總部公布:“從今年1月到5月與共產軍交戰次數為5524次之多，其兵力達567424人之眾。”同樣是華北派遣軍司令部在當年的綜合戰果報道中指出:“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1.5萬次中，和中共的作戰占七成五。在交戰的200萬敵軍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共軍。在我方所收容的19.9萬具敵遺體中，中共軍也占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所收容的7.5萬俘虜中，中共軍所占的比例則只占一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因此，華北皇軍今後的任務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對於偽華北致命傷的中共軍的滅絕性作戰，才是華北皇軍今後的重要使命。”

拿破崙沒有在與庫圖佐夫的會戰中贏得俄羅斯。他最終敗在俄羅斯人民的戰爭意志面前。左權由此評價，“如果我們離開了黨和毛澤東同志的政策，如果我們離開了人民群眾，則在強大的敵人面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們就不但不能壓碎敵人，並且早就被敵人壓碎了”。毛澤東用一句簡練的語言揭示了中國人將贏得勝利的條件:“兵民乃勝利之本。”

1940年12月1日，抗日戰爭已經處於相持階段。日軍參謀總長在當天上奏改編預定在南方使用的兵團時，日本天皇裕仁曾擔心地詢問:拿破崙入侵莫斯科敗於消耗戰和游擊戰曾有先例。日軍不會在中國陷於困境嗎？他的擔心不是多餘的——自抗戰相持階段開始，全民抗戰已經讓日軍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脅，日軍已經陷入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1938年8月4日凌晨2時50分，山西同蒲路日軍駐守的榆林車站突然遭到八路軍約1000人的包圍。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編纂的《中國事變大陸建設手記》詳細地記載了日軍對八路軍此次突然襲擊的細節:“哨兵三部上等兵及野口一等兵發現敵情時，敵已積聚在車站房舍四周約50米處悄悄逼近。三部上等兵得知敵人襲擊，立即開槍報警。車站房舍四周壘有沙袋，全體人員準備憑此依託應戰時，此時敵軍迫擊炮、機槍及步槍早已對準車站房舍一起猛烈射擊，發出可怕的呼嘯聲。”

4時50分，另一個車站準備完畢的日軍救援列車剛出發沒多久，機車也突然全部出軌。日本方面記載，出軌列車周圍的伏兵“從右、前、左三個方向，一起用迫擊炮、機槍、步槍猛烈射擊，轟炸機車，轉瞬之間機車成了蜂窩，玻璃窗碎片飛向四面八方”。“八路軍的迫擊炮彈打穿了煤水車鐵板，發出可怕的響聲。”火車上的日軍被迫依靠鐵路兩側的土堤倉促應戰，等待另一批日軍的救援。“敵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驚人的勇敢逼近我方，50米、30米、10米，有的衝到5～6米的地方，雙方面對面地展開白刃格鬥，手榴彈的彈片橫飛，悽慘景象簡直成了凶神的戰場。”

這是百團大戰期間八路軍主動發動的成千上萬次破襲戰中的一次。在成功地破壞了鐵路設施並殺傷了大量日軍後，八路軍的部隊迅速撤退得無影無蹤。雖然日軍宣稱最終守住了車站並救出了被伏擊的部隊，但對於日軍來說，受到嚴密封鎖防衛的同蒲路在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受到如此可怕的襲擊，是“近來少有的大事件”。

敵後游擊戰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意義

1938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蔣介石親筆信中寫道:“堅信板蔣（板垣征四郎、蔣介石）會談必將確立調整兩國邦交之基礎。”戰後日本官方戰史《大本營陸軍部》記載，近來，我陸海航空部隊猛烈轟炸重慶，迫使重慶方面和平氣勢高漲，只有中國共產黨軍堅持反對議和。一向謀求保存和擴大自己實力的中共軍，竟於8月20日夜，在華北斷然發動了號稱“百團大戰”的大反攻。日軍《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寫道: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期和巨款方能恢復。

日軍從未想到八路軍的力量從1937年8月渡過黃河後僅僅一年的時間，就能達到如此程度。日軍《華北治安戰》一書記載了日軍獨立混成第8旅團泉可畏翁參謀的回憶:“遭受共軍‘百團攻勢’的日軍，從各地的兵團指導各軍、方面軍，均由痛苦的經驗中取得了寶貴的教訓，改變了對共產黨的認識……”日軍認識到，在國民黨軍隊失去了在華北的存在後，“共產軍（八路軍）顯然成為擾亂華北治安的主要敵人”。

1938年8月正是武漢會戰最激烈的時期。日軍主力從華北轉移到華中，正期待以一場決定性的會戰消滅中國軍隊主力，迫使國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變”後華北淪陷以來，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國民政府正規部隊在華北的抵抗全面完結。國民黨晉綏軍並非沒有進行大規模抵抗，但與此前的淞滬和徐州會戰一樣，國民黨正面戰場消耗性戰法的失敗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戰中的忻口之戰為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著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記載，國民黨晉綏軍十餘萬人在忻口以北寬大正面一線布防，日軍實施中央突破，對我陣地狂轟濫炸。10月18日一天，敵人的炮火摧垮了國民黨軍11個步兵團的建制。經過二十餘日激戰，我軍陣地中央守軍“戰鬥員傷亡2/3以上”，“日耗兩團以下”。

國民黨軍隊在華北大規模地被損耗，八路軍如何能在敵後生存並短時間迅速發展壯大？軍事科學院軍史部姚有志少將指出，國民黨政府主張的持久消耗戰略具有明顯缺陷，這主要表現為戰略指導上的拼死防禦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性，沒有認識到人民群眾中蘊藏着的巨大力量。這個戰略直接導致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慘重代價後，往往卻是喪師失地。

對1937年日軍以西進和由華北南下之主力合擊中國軍隊主力的企圖，毛澤東曾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採取“攻勢防禦”的建議，把內線防禦和外線進攻結合起來:“如果近百萬軍隊均退至黃河以南、平漢以西之內線，而隴海、平漢盡為敵占，則將形成極大困難。故總的方針，在敵深入進攻條件下，必須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困難，減少自己困難，造成有利於持久戰之軍事政治形勢。”

毛澤東所說的“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正是在敵後更廣泛地發展游擊戰爭，建立起更多能夠獨立作戰的抗日根據地，形成“長期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

八路軍出征前蔣介石曾明令，八路軍在抗日戰場的作用是配合華北戰場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側翼支援作戰。然而毛澤東及時準確地把握了局勢的變化。自太原失守後，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區已經全部在日軍的占領之下。就在太原失守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和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等明確指出:“八路軍將成為全山西遊擊戰爭之主體。應該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徵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

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指出，在毛澤東看來，國民黨正規部隊在山西全面潰敗的新形勢下，八路軍應該獨立自主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自己的力量，在敵後廣大鄉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擊根據地。“那時，有些同志對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方針不甚了解，總想集中兵力打仗，不願分兵發動群眾。毛主席的這一部署十分及時，對我軍堅持敵後游擊戰爭，發展壯大自己，有重要指導意義。”

在平型關之戰後，八路軍115師政委聶榮臻率領115師部分幹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爾三省交界地帶建立了八路軍第一個根據地晉察冀根據地。1938年2月21日，毛澤東致八路軍第115師、129師、120師和長江局的電報中，再次叮囑各路即將出發創建根據地的指揮員“要像下圍棋‘做眼’一樣，在敵後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他進一步強調，“在這個‘做眼’的問題上，表示了敵後游擊戰爭根據地之戰略作用的重大性。這個問題，提在抗日戰爭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國軍事當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擊戰爭領導者，均須把在敵後發展游擊戰爭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議事日程。”在7天后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更是提出，應該根據蘇區時期的經驗，形成許多獨立的作戰區域來堅持長期的抗戰，而“聶榮臻是典型的區域”。

毛澤東遊擊戰理論的發展:從平原到山地

徐州失守後，對於未來戰局的發展和八路軍的下一步發展方向，黨內再次出現不同認識。日軍在占領徐州打通津浦路後，到底是會繼續南下，從而給八路軍提供更有利的敵後發展空間，還是會將主力回師華北，肅清後方，給游擊戰爭造成更大的困難？對這一局勢的判斷，將決定着八路軍和新四軍是否能抓住根據地發展的時機，決定敵後抗日戰爭的未來發展。

早在1937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致八路軍總部及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的電報中就指出，日本侵略軍決不會允許八路軍在其後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寧，它“不久即將移主力向着內地各縣之要點進攻”，而這種進攻將是極端殘酷的。對於未來日軍的進攻，毛澤東預見，“八路軍在敵後發動群眾、建立抗日革命根據地的規模和程度，將直接影響着未來抵抗日軍進攻的能力”。在1938年日軍南下的歷史關頭，毛澤東的判斷是，日軍主力轉向華北“這一步驟的到來將在稍後”。目前日軍進攻的目標是武漢、廣州，因此“華北游擊戰爭還是廣泛開展的有利時機”。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了戰機，利用日軍主力南下，國民黨正規軍對他們牽制的這個空當，果斷作出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的重大決策。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寫道:“大家腦子裡有問號。因為從紅軍時代起，我們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飯的。在平原地區搞游擊戰爭，幹部缺乏經驗，信心不足。”其實早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的八路軍應該採取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中，就包含着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毛澤東意識到，山區雖然有適合游擊戰的地形優勢，但物產和人口均不如平原地區;而平原地區雖然地形不利於游擊戰，但在物質上擁有比山區大得多的優勢。並且備受日本侵略軍屠殺和蹂躪的淪陷區（包括平原地區）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領導他們保衛家園的抗日軍隊的到來，這是八路軍壯大和發展的新的有利空間。

輕信未經實踐檢驗的理論只是一場冒險。早在1937年12月中晉察冀邊區反圍攻鬥爭正在進行時，毛澤東從聶榮臻來電中得知冀中平原日軍兵力空虛，他立刻致電朱德、任弼時，提出由第129師和聶榮臻部各派一個支隊到平漢鐵路以東的平原地區游擊，進行試探性的游擊作戰。其時已經是共產黨員的呂正操在此前兩個月率駐冀中的原東北軍53軍一個團脫離原建制，同冀中地區黨組織領導下的抗日武裝相結合，開闢了平原地區的第一塊敵後抗日根據地冀中根據地。此後毛澤東先後派遣得力幹部前往冀東、山東開闢新的游擊試驗區。所有這些小型試探性行動的成功，為毛澤東在1938年華北日軍主力南下時果斷向河北、山東的平原地區派遣主力部隊進行游擊戰、開闢新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提供了決策依據。

敵後在游擊戰中顫抖

當國民黨主力部隊通過淞滬、南京、徐州、武漢等一系列規模空前的正面會戰對日軍節節抵抗時，八路軍來無影去無蹤的游擊戰能夠在敵後起到多大的實際作用呢？日本戰後官方戰史《華北的治安戰及治安強化運動》中，日軍中國派遣軍第1科高級參謀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當時的局勢和日軍未來的作戰方針進行的匯報，反映了日軍對八路軍游擊戰的看法:“占領區的治安現狀，按優劣順序為:蒙疆、三角地帶（長三角）、武漢地區、華北，其中以華北最差。”
全面抗戰後最早淪陷的華北作為當時日軍大後方，卻成為“治安”最差的地區。真田一郎大佐寫道:“方面軍認為，華北治安肅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滿意的根源，在於共軍軍隊群眾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斷深入擴大。因此決定以對共施策為重點。”

這正是毛澤東人民戰爭和游擊戰戰略實施後迅速獲得的成效。1937年三個師的八路軍在1938年,已經能夠組織超過100個團的部隊（尚不包括在山東等地的部隊）對日軍發動了百團大戰,及時振奮了全國人民對抗戰的信心和士氣。日軍戰史《華北治安史》在總結其1941年開始為期3年的“華北治安強化運動”時說:“治安良好的只有7個縣，有137個縣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295個縣屬中間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他們不得不承認:“對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慮保點線。”

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不僅僅只是在敵後的華北地區。在華東敵占區，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也非常活躍。偽南京國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汪精衛簽發的《清鄉委員會臨時組織大綱》中寫道:“被指定為第一期清鄉地區的江南一帶，為連接新政權（汪偽政權）的心臟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鐵路沿線要地，是中國屈指可數的穀倉地帶，又是新政權勢力達不到的敵性地區。此地自1937年末以來，已成中共及重慶方面游擊隊‘忠義救國軍’(國民黨領導的游擊隊)的游擊根據地。前者以常熟、江陰地區為根據地，積極建設解放區;後者在蘇州、無錫、常州地區盡力進行恐怖和破壞活動。”

共產黨游擊隊的作戰控制能力如此之強，以至於戰後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這樣形容當時偽政府的處境:“1941年春，重新建起的新四軍第6師（師長譚震林）占據此地，解放區的政權組織甚至滲透到鄉鎮基層。因此，南京國民政府（汪偽政權）苦心設置的縣政府，與其說是行使地方政府的機關，莫如說不過是稅收機關而已。”

日軍開始將共產黨八路軍作為主要對手

日本人終於認識到，他們新的挑戰，來自於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的游擊戰。日軍戰史《作戰日誌中的中國事變》中顯示，日本華北方面軍在1940年已經將共產黨游擊隊作為“最大癌患”，並編輯《剿共指南》通報全軍。

華北方面軍作戰主任參謀、計划起草人島貫武治大佐在對八路軍游擊戰進行所謂深入調查後得出結論:“他們是黨、政、軍民結成一體的組織，具有明確的使命觀。”在最初對八路軍和游擊隊的掃蕩中，日本方面所謂最了解中共實際情況的第2科（情報）參謀認為:“中共具有驚人的實力。在百團大戰中，我軍的掃蕩作戰僅僅將其驅散，並未取得殲滅的成果，終歸徒勞。對擅長游擊戰及退避戰術的共軍，以武裝討伐，猶如驅趕蒼蠅，收效極微。因此，主張招撫分散各地的灰色敗殘部隊（國民黨潰軍和投降部隊），給與占領地區，使其防止共軍的滲透，日軍只宜作其後盾。”

日軍華北方面軍開始積極推進招撫閻錫山的“伯工作”。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華北治安戰》記載，雙方“進行得非常密切，事實上雙方的聯絡已成公開的秘密”，並曾兩次締結停戰合約，進行多次物資交易。日軍對晉軍進行的分化瓦解工作中，“獲得很多俘虜和投降部隊，以之改編成山西剿共軍兩個師”。

1942年12月19日，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司令官在兵團長集會上訓示“伯工作”的意義，在於“通過閻錫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機會主義態度的反蔣將領挺身而出，從而打開重慶政權崩潰的缺口”。雖然日軍對閻錫山誘降的“伯工作”最終失敗，但據曾任日本第一軍參謀回憶:“……讓無害的山西軍存在，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但另一位參謀土田穰大佐也承認:“日軍打擊了共軍，然後讓山西軍進駐共軍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區，使之擔當剿共建設的任務，果能如此則甚為理想。但是，山西軍非常軟弱，缺乏戰鬥力，即使同少數共軍作戰也只有失敗。因此，把山西交給山西軍，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壘的作用。”

1943年，日軍對解放區的“掃蕩”更為頻繁。僅晉察冀根據地北嶽區一地，一年遭到12次“掃蕩”，最大的一次“毀滅掃蕩”歷時3個月，日軍用兵高達4萬餘人，並動員了所有的漢奸特務組織。

日軍戰略目標的轉變使八路軍游擊隊在1942至1943年遭受重大損失。然而在人民群眾的堅強支持下，八路軍和游擊隊不但頑強堅持下來，並在暗中逐步恢復。日軍戰史記載，在大掃蕩後，“表面上尚未達到惡化的華北地區，從1943年後半年起，由於中共軍的活動突然增多，治安開始急劇混亂。”“1943年中期，分駐各地的日軍部隊，鐵路警護隊、華北綏靖軍部隊等，幾乎都被封鎖在各地的駐地，有的附近就有共產黨恐怖橫行之處。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亂，不僅小隊、中隊，就連大隊部有時也成為了中共軍夜襲的目標。”“對河北、山西敵根據地展開了大規模的剿共作戰，雖然取得了很多戰果，但終究同以往幾十次反覆剿共討伐作戰一樣枉費心機，未能取得決定性的持續效果。”

“兵民乃勝利之本”:並非“怪魔”的游擊戰爭

共產黨的華北敵後抗戰是在與後方完全斷絕、毫無接濟的情形下進行的。日本人長野朗寫的《游擊隊與游擊戰》一書展現了八路軍在抗戰期間的裝備狀況:“共軍原是步兵槍也不多的軍隊，改編為第八路軍後並無多大變化，雖不斷向蔣介石方面申請補給，蔣介石方面似乎給的不多，飛機、坦克和重炮共軍當然沒有，據說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擊炮，基本上普及了步槍和機槍。由於武器彈藥不足，有專門擔當窺探日軍輜重隊的部門。當友軍失敗時，迅速前去打掃戰場，搜集武器彈藥，收容殘兵，從而得到人員、武器和彈藥。所以他們非常珍惜子彈，一顆子彈也不能隨意發射。有稱為特別狙擊手的，並制定了如下嚴格的射擊規定:見到敵人時才開槍;瞄準後再開槍;有命中把握時才開槍。”

這樣裝備原始的部隊為什麼能夠在敵後堅持下來，而國民黨軍隊主力從山東、河北、山西和察哈爾的廣大華北地區撤退後留下進行游擊作戰的部隊（他們有飛機運送，還多少有些後方的接濟），竟沒有一支能夠在敵後生存下來？呂正操在《冀中回憶錄》中甚至曾提到一位國民黨將領不解地問他，同樣是分散突圍，為什麼國軍部隊就此崩潰，而獨共產黨游擊隊能夠迅速重新集中？

1943年敵上海《朝日新聞之友》半月刊上刊載了一篇《中共軍內幕析》的文章，稱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有超乎尋常以外的堅強意志和嚴密組織……”汪偽政權出版的一本雜誌上更是刊載過一篇《八路軍怪魔的游擊戰爭》，用妖魔化的描寫解釋八路軍的英勇和頑強:

“……不用槍，只肉搏，見到了對方的機關槍，那可紅了眼，不管火力多麼硬，不管火網多麼緊，他們常硬着頭皮衝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幹起來，向敵人衝去，即所謂‘光榮’的軀幹倒在地上，也不要緊。後面馬上實行‘同志愛’，為保護這流盡最後一滴血的遺體，也要保護着槍，使用繩子把他拉下火線，先是你拿槍，我解子彈，然後再把屍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時候，是使用肉彈。在攻城奪寨的時候，沒有飛機，沒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幾千年幾百年前的辦法來，幾個木梯接到一起，多少個勇士扛着一個梯子，運到碉堡根底，很快豎立起來。他們穿槍林、冒彈雨地跑上去，死的傷的掉下來，後面的又接着爬上去，這辦法雖然愚笨，有的時候血多肉多，也會得到勝利。”

“我們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彭德懷在1944年對前往延安的美軍觀察組說，“而是因為缺乏武器彈藥，不能不以血肉之軀與敵寇拼毆。”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早已作出了偉大的預言:“兵民乃勝利之本！”離開了人民支持的游擊隊，就像魚離開了水。事實上，對八路軍進行了深入研究的日軍，遠比國民黨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八路軍在敵後成功的內在原因。日軍“北特警第1期作戰戰鬥詳報”載稱:“中共仍以黨、政、軍民四位一體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目標，團結各種戰鬥力量，擴大並推進黨的勢力，採取各種積極頑強的措施……對其動向，不可等閒視之。”日本華北方面軍第2科參謀山崎重三郎少佐深入比較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敵後抗戰結果的巨大差異:“蔣系中央軍在中條山脈的擾亂治安基地，已受到嚴重打擊。但所謂‘擾亂治安基地’徒有其名，較之共產系的活動則微不足道。然而蔣系軍遭受毀滅性打擊失去根據地，窺伺機會的共產黨立即將其勢力侵入該地，代替蔣系軍確立了根據地。華北游擊戰遂為共產黨軍所獨占。”

“中共方面黨政軍雖受到相當打擊，當由於巧妙地避開日軍鋒芒，其勢力依然繼續增長。而中國方面（指偽軍）沒有積極的活動，其基層行政機關，由於中共的武力打擊和政治攻勢，陷於萎靡不振狀態，治安軍叛變事件屢屢發生。”日軍的記載透露出敵我力量在緩慢變化。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做到的在“剿共”戰爭“使敵人感到‘日軍真可怕’，使民眾感到‘日軍真可仰賴’”的目標不但沒有出現，反而隨着戰爭的長期化，日軍內部軍紀日益惡化。岡村寧次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在過去日清、日俄戰爭年代，日本兵沒有主動投敵的，即使負傷後被俘，也不會在敵人恐嚇下供出我軍情況。現在情況變了，被俘虜後很多人供出我軍軍情，並有叛逃敵者，實為可嘆。”

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戰爭的偉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的人民面前，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指出，如果沒有發動人民建立根據地，是根本無法在敵人的心臟生存和發展。

日本陸軍自衛隊第80團師團長本政登士在戰後所著《自衛隊在前進》中，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撰寫了當年與八路軍游擊隊作戰的見聞。自1940年6月至1945年2月，本政登士在華北方面軍第4科任參謀。對於“裝備上有問題，幾乎沒有火炮，有時使用繳獲日軍或蔣軍的山炮和迫擊炮，但此種情況極少”的八路軍，本政登士承認，日軍對共軍發動了千次大大小小的討伐作戰，幾乎都未能給敵人以重大打擊。

“共軍的靈活機動和利用夜間行動，幾乎可以說是神出鬼沒。在謀略方面，共軍同樣有創造性的發展，使我們不得不甘拜下風的事例很多。日軍部隊為了討伐共軍，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陽旗在城門外列隊歡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軍就要警戒，但軍民如此熱烈的歡迎，使日軍疏忽大意進入城內。於是在城內同時受到四面八方的攻擊，造成極大損失。這種事例在山西省發生過多起。”

本政登士在回憶時仍表示，自己未能看透消耗戰略巨大威力之實質。其實他的所見所寫已經道出了一切，那就是日本面對的不僅僅是神出鬼沒的共產黨游擊隊，還有孕育並隱藏游擊隊的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本政登士回憶說:“有時，中國人送葬隊伍在日軍的碉堡前面通過，正當日軍守備士兵以好奇的眼光看得入迷的時候，送葬的中國人從孝服里拿出步槍，從棺材裡取出機槍，一起向堡壘開火。又如在堡壘或據點裡幹活的中國人或設法給守備士兵下毒藥，或從裡頭鎖住大門，使守備士兵全部被消滅在大門外。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日軍拂曉出發討伐，一出基地大門，村民立即追隨日軍的行動發出信號。一部分民眾組織與日軍同時並進，隨時監視日軍動靜。共軍命令他們在日軍到達之前把情報送給共軍。通常有一部分群眾在道路上埋設地雷、破壞橋梁，以妨礙日軍的行動。日軍一接近共軍根據地時，幾乎每一個民眾都可看作共軍的哨兵和偵察員。可以肯定，在田裡幹活的農民會用鐵鍬示意的方式傳達情報。”

7年的敵後艱苦鬥爭，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游擊隊在華北敵後鞏固地建立了五大塊抗日民主根據地。華北抗日民主政府領導下的人民達5000多萬，占全華北人口60%左右;有組織的群眾為1600多萬，占根據地人口30%以上;不脫離生產的民兵有158萬，占根據地人口的3%強。

平原游擊戰也許是最能體現這一偉大力量存在和抵抗的史詩。呂正操將軍在《冀中回憶錄》中寫到，為了不讓日軍獲得良好的據點工事，八路軍領導群眾拆毀了河北全境幾乎各縣所有的城牆;為了利於對日軍據點的偷襲，河北軍民在4個月內打死河北全境數十萬條狗。彭德懷向美軍觀察組介紹，為了在平原地區打破日軍的“囚籠政策”，抗日根據地軍民一邊破壞敵人的“交通建設”，一邊挖掘反封鎖的道溝。“在1940年，河北平原已經縱橫皆是此種道溝，據冀中第八行政區統計，已挖成的此類道溝占所有道路的82%。有了道溝，我方可在溝中隱蔽活動，人民也可經由道溝行走，而敵方則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難，汽車裝甲車不能暢行，速率降為與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時只能走4～6公里。這樣就使敵人失去了快速部隊的優點，迫其像步兵一樣與我們作戰。”人民群眾的力量，徹底改變了河北大平原的地形地貌，也改變了抗戰力量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