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一九一八年生於湖南長沙。抗戰期間及戰後，曾擔任國軍下級軍官十年；自成都中央軍校畢業後，任陸軍第十四師排長及代理連長。一九四三年加入駐印軍，任新一軍上尉參謀。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緬甸密支那負傷，受頒陸海空軍一等獎章。抗戰結束，任第三方面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一九四六年參加全國考試後，獲保送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後曾任國防部參謀。一九五零年以中國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於密西根大學攻讀歷史，獲博士學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著有《萬曆十五年》，《中國的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放寬歷史的視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等書。曾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編寫。
日本，Nippon，Japan
最近幾年每逢重要的抗戰周年，有如1995年的戰事結束五十周年和1997年的盧溝橋事變六十周年，都有朋友邀請參加他們的集會。我都借詞推託，原來電話里也難能解釋，他們的集會，都有發憤雪恥示威之含義，我如參加，勢必表態。朋友們沒有想到，在重要的集會表態已不只是私人言論而近於公眾之行動。我雖然不反對他們集會的動機，但是既已牽涉上國民外交，應當瞻前顧後，將所有有關因素提出通盤考慮，我的專長在歷史，本來應當就所知提供年輕的朋友們參考，但是當中的複雜曲折不可能在群情激昂的集會當頭解釋得明白。即是今日濡筆臨紙，還怕寫得不妥當，徒生誤解。
引起中國人群情激昂的最大原因，由於幾十年後還有重要的日本官員否定南京屠殺。日軍在南京的集體屠殺，有當日國際人士的報道，有日本軍人自己所攝的照片，無法否認，只有被害人人數尚在爭議之中。估計高的超過三十萬，估計低的只稱十萬。戰後東京國際法庭的估計為二十萬。但即算以最少數計，殺人逾十萬，不可能無高級將領指使。所以當日日軍統帥松井石根被列為甲級戰犯，在東京受吊刑。第六師團在城中姦淫放火，有國際難民委員會的指證，其師團長谷壽夫則經南京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後槍決。其他施虐戰犯只能象徵式的提出三數人。例如在南京有日本尉級軍官二人舉行以軍刀殺人競賽，事載東京報紙，戰後亦被押在南京槍決。
其他盟國情形亦復如此。例如美軍之在菲律賓巴登半島被俘者，被押解在酷暑行軍。俘虜偶一離隊喝飲附近泉水，即被押解之日軍當場射殺，美俘稱為“死亡行軍”，其他殘虐情形亦不堪勝計，戰後只由軍法審判，將當中高級將領如本間雅晴及山下奉文判死刑。
至於所說日人對發起侵略戰爭始終無悔過之意，所說不盡確實。我曾在1949年，於役中國駐日代表團，據資深同事道及，終戰之後不久，可能為1946年，日本民間擬組織謝罪團前往中國，但謁見代表團團長商震時，彼不僅不予協助，反當場怒罵，至此日人不復提及正式道歉。
日皇裕仁是否應對戰事負責，曾被提出討論。國際法庭之首席法官魏蒲（SirWilliamWebb，澳洲人）曾說縱使日皇被迫主戰，不能辭其咎。事實上，裕仁於1945年美軍登陸後不久訪問麥克阿瑟時，曾表示：“我承擔我們人民在（這次）戰爭之中所有政治與軍事決策的全部責任，願受將軍所代表之權力的處分。”文載曼徹斯特（WilliainManchester）所作《麥帥傳》。日皇秉性和平，人所共知，他不可能曾批准對華全面作戰。因為即在盧溝橋事變兩方軍事衝突之後，“北支”駐屯軍尚曾命令所部停止於保定之線。但東條英機時任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時為第五師團長（關東軍有三個旅團增援，第五師團來自日本本土）忽視命令將戰事擴大。事後二人均列作甲級戰犯受刑。在上海方面日本參謀本部即在柳川兵團在杭州灣登陸之後，仍命令軍事行動終止於蘇州嘉興之線。攻占南京之命令由松井石根擅發。
日皇個人性格更可以從以下事件看出：遠在1935年即在日方強迫何應欽簽訂所謂“何梅協定”（“北支”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由參謀長酒井隆操縱）後，裕仁仍在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呈遞國書時對蔣私自破例道出：“此次華北事變，實對不住；對汪蔣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煩為轉達”，載在蔣介石日記。戰後酒井經南京軍事法庭審判處死刑。
發動太平洋戰爭時須由日皇公告宣戰。現存的紀錄表示裕仁曾一再置疑。最後御前會議群情已定，日皇仍擬表示意見，侍從近臣知至此辯說無益，授意阻止，但裕仁表示個人感慨仍即席吟短歌一首，所以日皇權位與其個人實為兩途。戰前美濃部博士作“天皇機關說”。戰後舊本公布新憲法稱“天皇為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美國研究日本專家賴世和（EdwinO.Reischauer）即在他書中寫出，此不足為奇，因為歷來己是如此。只可見得習慣法不見諸文字，由來有素，明眼人已早看出。
V－JDay後國人只有極少數主張採取嚴厲態度對付日本，當中牽涉的理由非只一端。至今尚未為人普遍的注意：中國之對日抗戰並未在勢均力敵之條件下獲勝，而系在萬劫不復之環境內苦鬥功成。戰事開始時之三百餘師，實際五花八門，無統一之編制裝備戰法，無統一之人事經理補給系統。即糾集此等部隊於戰場仍靠統帥向各省強人勸說，因之凡事倉皇湊合無從作合理之部署。作戰方始半年，蔣介石所能親自控制之德式裝備三十個師即已損失殆盡。以後即無法補充。抗戰後期仍稱有兵力三百萬，只有步槍約一百萬枝，其火力不能與日軍同日而語。一至國軍被驅入內地，全國產鋼量始終只有每年約一萬噸（今日中國大陸產鋼早已超過每年一億噸）。即步機槍子彈之原料每月三百噸亦賴美機空運輸入。製成之子彈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發（包括輕重機槍所用），一般各部隊缺員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醫藥繃帶。當汪精衛出走投降之日即蔣之意志亦受損折，載在蔣日記。從日方資料看來，作戰期間，日軍至少有三次機會可以徹底解決中國，均因國際關係及全球戰略劇變而作罷。遲至1943年蔣尚在其日記中提出，彼已可能無法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即直至1944年猶在自身囑勉，切勿存“一死報國之念”，可見得此念已湧上彼之心頭。又遲至1945年原子彈爆炸之前夕，中印公路已打通，美國軍援已輸入，國人估計戰事尚需兩年結束。以日軍玉石俱焚之戰法（詳下），中國之東南必被徹底破壞，我人亦難保倖存。所以日本投降消息傳來已令人喜出望外，群情實已無心計較懲凶賠款。
源在開羅會議時，羅斯福總統即向蔣委員長提及，戰後占領日本，中國應取主動地位。但V－JDay後國軍精銳原擬參加占領者已悉數調往東北。結果參加占領者只象徵式地派出憲兵一排。（澳洲猶且派兵一師）。所以進占日本百分之九十由美方負責。當時日本已經過高度之破壞及損害，不僅占領軍及軍政府所費不貸，數年間民間食物醫藥燃料尚賴美方維持。況且冷戰之端倪一開，美國政策改變為扶日抗蘇，當時美國聲稱中國業經接收日本在華資產已可視作賠款，公平與否，中國本身尚望獲得美國接濟亦無法置辯。
當然的，中國之內戰隨着抗戰接踵而至，是對外缺乏外交實力之一大主因。不僅如此，即對處置戰犯也不得不帶妥協態度。岡村寧次為終戰時“支那”派遣軍司令官，他在“北支”派遣軍司令官任內，因中共動員全民作廣泛的游擊戰，曾執行“三光”政策，亦即在戰場內外全部殺光，所有房屋廬舍全部燒光，所有道路橋梁也全部破壞一光。他的行動是否已違反國際公法，至少應受軍事裁判。但是因為他在戰事結束之後，謹遵蔣委員長命令，指示各部隊向蔣派遣之將領解除武裝得免於置議，事後以病被遣送回國，最為中共在當時指摘。
然則終戰時日軍百餘萬仍占領中國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鐵道港口，當中發生任何事故，都足以為患深遠或至不可收拾。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經驗，戰敗國如俄德均有軍隊叛變產生糾紛，以日本將領在華自由行動如上述東條板垣等事例，岡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於1945年9月初隨第三方面軍先遣部隊抵上海，又隨副司令長官鄭洞國將軍赴南京，此時京滬鐵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軍警衛，而一路秩序井然。黃埔路中央軍校舊址為9月9日岡村簽署降書場所，所有會場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擔任，他們垂首聽命毫無參差情節。據通日語之同事道及，他們下級軍官對士兵訓話仍保持十足威權，毫無恐懼失控情態。凡我所目睹身受日軍上至將領下至士兵全部馴順有禮。我與彼等相處數月曾未聞一句不遜之言，亦未見一個抱怨懷憾的表態。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紐約《世界日報》為文稱，彼曾在當日見及日軍憲兵隊尉級軍官。因為日本憲兵平日為非作歹，終戰後此等軍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岡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臉部打腫，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兩難之間；不為華北無辜受害之民眾伸冤固為心忍，若茲後仍將岡村寧次判罪處刑亦不近人情。
說到這裡我也要提及當日日人處境杌隉，國人各個人對他們同情的原因。讀者若非身歷體會，至難想及國際戰爭中失敗所附帶的懲罰無形之中已及於全國全民。有如中日戰爭，實際主戰的職業軍人不說，附和的官僚政客不問，即一般工商界、學術界、藝術界人士很少不感到一生事業盡付流水。蘇聯在東北擄出戰俘包括南滿鐵路及各處工業之技術人員，他們全部被解往西伯利亞，從此與家屬隔絕，生死莫卜。即在中國境內凡日人所經營亦皆視作“敵產”，不問其系在華搜括或自身解囊投資。其人員被遣回國之日，每人只許攜帶隨身衣物及值約美金二十元之現金。以後在占領期間，所有社會經濟生活，概受盟總管制。數年之內，日人不得出國旅行，不得購買指定為日本必須出售換取外匯之貨品，報紙雜誌全受盟總檢查，日人不得罷工，集會亦有嚴格限制，各城市之新式建築甚少不為盟軍徵用。出入東京橫濱之年輕女子大多數為美國軍士之遊伴。
即在1945年末季，日人處境悽慘已經被我們從旁看出，我敢於作見證：此時國軍上下對過去敵人同情憐憫的多，始終懷恨者至少。即有南京大屠殺此刻已時過境遷，況且目下為我們指揮下之日軍未必即是昔日殘虐暴酷之日軍。此種心腸出諸文教習慣，亦不待上官指示。旁觀者英人威爾遜（DickWilson）即根據此時情景，在他書中讚揚中國人之胸襟寬大。
1945年至1946年之冬季，駐上海之日軍第六十一師團在候船被遣回國之際，奉命做工修理滬杭公路，我與第三方面軍司令部少校參謀莫吟秋負責實地監督並聯絡。其警衛即由國軍第七十一軍輜重營派出。（此部隊以後亦調往東北，在內戰期間全軍覆沒）我們深恐兩方在數月前尚為死敵，中國士兵及下級軍官文教程度亦淺，難免小事爭執產生事端。以後看來如此顧慮全不必要，因為彼此身份職責均有共識，即無衝突之內因，有一日傍晚，我巡視至沿海一小鎮，聞及七十一軍之連長已與日軍尉級軍官鎮中小飲，果然我倚候不久，四人帶醉躑躅返隊。此時日軍為戰俘，其裝備齊整，國軍為戰勝者而衣服襤褸。但戰俘只有每日給養，無薪給。國軍之薪給為數亦有限，只因法幣價值較淪陷區偽政府發行之“中儲券”為高，尚可購得酒食。而此連長竟以本人薪給招待為彼監視做工之日俘。我剛一責問，他即辯說：“報告貴參謀：人家打了敗仗，亡了國，實在可憐啦！我不過帶他們吃一頓飯。叫他們散散心，也沒有旁的啦！”
我想只有中國之老粗軍人，才有此胸襟懷抱。
所以提及中日關係必須穿插過不同場面與層次。既已概括整個關係尤無法避免當中有令我人感到不堪處。
英國小說家巴拉德（J．G.Balard）所作《日中的帝國》（EmpireoftheSun）曾制為電影，一部分記當日中日兩軍在上海附近交鋒，作者童年的遭遇，書中即盛稱日軍勇敢，華人怯懦。美國人白甘米尼（DavidBergamini）所著《日本帝國之陰謀》（JapaneseImperialConspiracy）也稱當日他希望日人得勝，因為日本人整潔勤奮，中國人骯髒懶惰。日本人製造機器，中國人只知將之拆爛。美國情報軍官海軍少將萊頓（EdwinT.Layton）所作回憶錄題為《凡事都有我在場》（AndIWasThere），書中也提到1937年中日軍事衝突消息傳來他正在東京候車，在車站內即側耳聽及：日人論說彼方毋庸派兵，只遣送一部分童子軍已足對付。
這些還是幾十年前舊事，可是近年來日人已主張修改教科書，只稱在華為進軍，不稱侵略戰事。重要官員往靖國神社參拜，內有東條英機等人神位。否定或淡化南京屠殺有如上述。不久之前《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Kristof）訪問前七三一部隊（日軍細菌戰部隊）之軍醫。此人提及將中國俘虜以細菌處理後，將其身體解剖，切入肺腑以觀成效。當時不用麻醉劑，受害者痛極呼號，但他施用解剖刀如故，不為所動，此等情節讀之令人膽戰心驚，而說者全無悔恨情調。只稱既要作戰，即須貫徹到底。如此新聞載在舉世矚目之報紙，中國人應如何表態？即海外華人應作何反應？
我既作此篇論文，涉及內外上下，即不能將此種情節遺置不問。可是另一方面仍要重申前旨：今逢各種關係叢集之際，我之治史歸納重於分析。以上各節已觸及宗教問題，也與人類學有關。
德皇威廉認為日人好血，並非毫無根據。但是也要追究其來源。若干人類學者以為日本各島原有一個火山地震海嘯之背景，海上漁人又經常有風濤之險，於是在群眾心理中產生一種不能規避畏死的要求，進而崇拜視死如歸之勇氣。中國軍事學專家蔣百里亦曾解釋，日人崇拜鯉魚，因為鯉魚雖受傷而不動。至此英猛與殘忍難分。從一個冒險犯難的心理狀態進而追求“祈戰死”。日人又崇奉神道。神道不難粗率的解釋，“神”與西方之上帝不同，而系一種崇高超特的品質。（但是精神上的長生不死很容易在各人心目中延伸而為實質之長生不死）“道”乃是某種行動中發揮自然賦予的節奏之訣竅。是以飲茶有茶道，使劍有劍道，其他各種行動之中元不有其“道”。這樣看來，“武士道”何能避免尋覓各種機緣的力戰至死，殺傷過當？剖腹自殺更是避免失敗與過失，挽回名譽之出路。其死時不僅要有勇氣，還要合乎儀節。很顯然的，這已不是各個人內在之決心，而是社會與傳統的壓力。
1864年日本維新前夕，英美法荷船艦強行通過本州及長州海峽，與當地封建領主作戰，日方不支屈服，是為“下關事件”。當西方各國要求懲凶時，藩主令武士十餘人依次切腹，此時各人死態慘絕人寰，不及半而西方人士要求停止。日俄戰爭時乃木希典為日第三軍指揮官，攻旅順三度失敗，參謀總長山縣有朋要求此人撤職，只因明治天皇袒護不允。以後明治去世之日乃木切腹，其妻靜子與之相殉，自此日人視乃木希典為戰神。即在抗戰期間日軍中下級軍官亦有在戰場零星切腹事例，這樣日人已將封建社會習慣延伸而至現代。日本軍官以俘虜做訓練士兵使用刺刀之用，其違情害理，在他們看來仍繼續此好血好勇之傳統。紀思道所敘七三一部隊之軍醫，顯在誇耀其本人好血好勇。
日人作戰到底不計人命犧牲的精神與戰法，在戰場上確有成效。硫磺島之役，日軍兩萬人在美軍海軍炮及飛機轟炸之下仍殺傷美軍二萬六千餘人，日軍只1083人得脫，多系受傷無法行動。緬甸密支那之役，日方使盟軍受損5383人（包括傷病），內美軍1227人。當時我們以為守城者至少有日軍五千人，及至戰後真相大白，才知對方最多不過約三千人，最少時只一千餘人，但是因為他們彈不虛發能遲滯我軍之進展達七十八日。最後其指揮官水上源藏自殺，但所指揮日軍仍有數百人能於夜間沿伊洛瓦底江逃脫。滇西松山之役，日軍一一三聯隊居高臨下，我軍在雨季之中冒險攻堅，但彼方之1200人竟殺傷我軍人數六至七倍。最後日軍只有十人逃脫，此外又有九人被俘，乃因我軍坑道作業以炸藥將之震昏。據此中俘虜稱，先一日他們已焚燒軍旗，殘殺自方之傷病者。此種做法為歷來軍事典範所無，只能視作宗教影響。
寫至此處，我也必須提及此種傳統業已在二次大戰中中斷。當我軍向緬北進軍企圖打通中印公路之際，在此方面應付我方之日軍將領為第十五軍軍長牟田口廉也。此人為盧溝橋事變時之聯隊長。他眼見盟軍即將入緬，於是構想一個以攻為守之戰略。日軍以第十八師團遲滯我軍，其他三個師團全部通過森林與叢山，向印度之東北角進犯，以期奪取盟軍空軍基地，截斷我軍補給及後方交通。此處人跡罕通，日軍又無空軍支援，補給供應更成問題，但是牟田口廉有東條英機之支持，力排眾議，只望奇襲功成進入印度阿薩姆省平原，可以使整個戰局改觀。其彈藥以牛車載運，運完即宰食牛。軍士並曾訓練吃草。
不料英印軍收縮防線，候日軍進至山中基地較開闊處時以空運及空軍全力對付，是役盟軍之戰鬥機即飛行29660架次，可能超過地面部隊之人力。日軍戰死三萬，傷病四萬二千，殘餘只原額十分之一。其三個師團長兩個撤職，一個以抗命自動撤退受軍法審判。及至總退卻命下時正值雨季高潮，據生還者雲，傷病兵眼鼻生蛆。各人稱自印度之退路為“靖國街道”（日文“街道”不限於市區，凡重要道路皆可稱“街道”），亦即靈位直達神社之捷徑。事載林茂所著《太平洋戰爭》（收入中央公論社所發行《日本の歷史》系列）。可見得天堂與地獄間之區別，日人所見不一定必與我們凡人所見不同。
讀者想當聞及，日本空軍之稱“神風”突擊隊之有死無生的飛行員與家人訣別時，其離家之際，眾人即對之以神靈相視。然則據戰後與彼等接近人士所著回憶錄，最後期間此等以身殉國之志士，並非每個胸懷朗落，而多數表示沉悶抑鬱。
V－JDay後日人心理有重要之轉折。一般以狹義之愛國觀念為恥。數年之內不見國旗飄搖。舊金山和約簽字，日本主權恢復後猶然。民意測驗中一般青年表示最欽慕之國家，一為美國，次為瑞士、瑞典。
最近約二十五年日本民族主義復興，可以視作戰後反動之再轉折。當中各人動機複雜。三島由紀夫在1969年無端剖腹自殺，希望如此可以激動志氣消沉之日本國民，其行動固為狂妄，但我們仍應將此人一生經歷環境背景一併加入考慮。又有不少人士以為日本經濟地位已在世界舉足輕重，其政治軍事地位亦應與之相坪。殊不知日本與美國訂有安全保障條約，任美軍負責其國防，本身將軍事費用降低至國民生產總額之百分之一，為經濟突飛猛進之一大主因。又有欲為第二次大戰期間日軍行動洗刷之政客，本身亦為參戰之軍人，他們希望翻案亦可以增強本人身份履歷。亦有人以為戰事結束已逾半個世紀，日本對黷武所付代價亦非不沉重，應不再使其全國全民長期永續擔當發動戰事之罪名；即赴靖國神社參拜仍與支持東條英機等人決策有至遠之距離。這種種動機，合適與否，總之即已通過多種複雜因素之運作。
而且在90年代，日本之出處又更加一重陰影。此即經濟不景氣，而且迄今尚無打開出路之徵象。
主要原因由於日本工資過高，中國兩地三岸及東南亞各國相繼工業化後，西方各國投資傾向後者各處，即日本本國資金亦向各該國外流，引起經濟指數長期停滯於現階段，失業人數亦漸增高。且日本工商業亦仍保持傳統習慣，即產業虧本，亦不願解僱勞工或宣告破產，放債者亦不願向借戶催逼，此種作風只有使低沉之處更為低沉，新事業可以使景況復甦者，亦無從着手。西方各國加壓，望日本開放國內銀行事業，減稅以活躍國內消費市場。但日本政府如接受此種辦法，短期間內當見破產與失業劇增。加以日本缺乏可以存儲價值之事物，剩餘資金或購儲美國公債，或買置本國地產。長期執政之自由民主黨，歷來依靠農村選票，過去遍築鐵道橋梁公路，使各處地產不斷增值。若干村鎮之地產早已超過其使用價值，不少業主邀人耕耘不收佃金，僅使土地不至荒蕪而已。日本稻米生產亦如東亞其他各國以小塊土地耕耘，精密操作為主，因之農業工資無法增高。近年以來地產已高度貶值，再度減稅後，海外農產品進口將增加農村經濟困難。
最近上院選舉自由民主黨失勢，首相橋本龍太郎辭職，繼任人選醞釀未定甚久，即表示經濟政策無顯明出處之彷徨。
經濟低沉引起社會不穩，傳統上日本之過激分子在此際活動。1995年麻原彰晃之奧姆真理教教徒在地鐵散放毒氣，受害者七百人，已現此跡兆。據官方調查麻原之信從者尚且在非洲購買細菌設廠繁殖，在東京施放，預計殺人百萬，有此高度破壞後奪取政權，並將其權力施於海外，只因細菌處理未能如預期未釀事端。有識者當記得1930年間日本軍人發動侵略戰爭，最初亦在國內由激進分子主持暗殺暴動，學者亦推究其遠因在農村經濟蕭條。至今美國大學用之標準教科書，尚着重此中關係。
這一串發展，更逼近前已提及之問題：中國人應如何表態？海外華人應作何反應？
我的建議：我們不能緊抓着往事永遠不放，而要瞻望前途。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少數日本人借着宗教力量及武士道傳統脅迫全國遽爾走上覆亡的道路，日人已付出至高之代價，繼續空口辯論無益。而且今日局勢，與1930年間相較又有了絕大之區別。原子彈的威脅已使大規模戰爭無法取勝。而且以今日交通通信發達，國際間接觸頻繁，各國經濟亦至難再彼此隔絕。
即算今日日人以“保安”及“自衛”名義成立有限制之軍隊，至少在名義上仍未放棄1946年永不參戰之憲法，一般民眾仍對核武器有極端的反感，美軍駐日在1945年開始曾未間斷，至今如是。
三島由紀夫的自殺並未引起普遍同情。麻原彰晃與七三一部隊匿名的軍醫並未被人視作大眾英雄。至於日人是否應恢復其好勇好血之傳統已近於宗教問題，應由日人自身決定。我們相信彼邦自有有識之士，旁人置喙亦甚鮮成效。數年之前東京發行暢銷小說，內中敘述美日大戰，日軍大獲全勝，占領美國西部海岸，各發售數萬冊至數十萬冊。美國報紙雖有報道，但未聞有官方抗議或民間示威反對情事。
我作此文的目的當然不是提倡逆來順受，合理合法之要求亦不應提出。我只是建議：中國人應增強自信。中國無發動攻擊性的戰爭向外拓土的能力，但是仍有極堅實之防禦能力，而以經過八年抗戰的鍛煉後尤然。
我在各處發表的文字，曾未掩飾中國之弱點。前述西方孩童認為中國軍民怯弱，從單獨發生的事件看出，必系實情。南京之被屠殺幾十萬，即是實證。窮究之則是中國無組織結構。以一個中世紀的國家，民智未開抵擋不住一個裝備齊全，紀律完整，結構紮實和士氣旺盛的新式軍事體制。這樣才有八年抗戰，被日人殺進堂奧，幾乎傾覆。
但是我們將八年抗戰所有的經歷，前後聯綴，上下貫通，則所見又不同了。1937年在中國被逼作戰，無全盤作戰計劃，無財政準備，無友邦支援。當日的決策，可以說完全依賴前述蔣百里的十四字秘訣：“勝也罷，敗也罷，只是不要和他講和。”他的想法則是中國地廣人多，被侵略而自衛必得道多助。這也是蔣介石的一貫方針，幾十年之後使我們驚訝的是：他這方針早已一字一句在戰前寫出公布，其中尚有一句：“除非日本真能在十天之內滅亡中國，要拖上三個月十個月或半年的時間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囑盼日人注意。八年抗戰期間，他的情緒確有不定的時期，但是他的決心曾未放棄，他叮嚀自己不要一死報國，可見當日他頂當危局任勞任怨比一死報國還要困難。白修德（TheodoreWhite）在抗戰期間暴露中國的弱點不遺餘力，可是他也在1943年寫出：“這支軍隊能支撐着抵禦日軍達六年之久乃是奇事之中又最為特出之處。”前面說及日軍在雲南松山和緬北密支那殺傷國軍數倍，但是讀者不要忘記，最後他們的陣地仍被我軍突破。即像1940年廣西九塘之役和1944年湖南衡陽之役，日人均在陣地前稱“勇敢之重慶軍。”
夸揚戰功，也不是我在此作文之目的。在此千言萬語，我只着重以30年代及1940年間的艱困中國尚能咬緊牙關掙扎，度過危機。則今日青年研讀這段紀錄，不可能再失去自信。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好勇好血的言辭，而是紀律與組織。有此自信即不容易為少數有煽動力量的言辭感到惶惑。也不至於無端放棄中國傳統之人本主義的精神，招怨樹敵。中國與日本無永遠的冤讎，已在V－JDay表態明白。
前面說過：這套想法，不容易在情緒激昂時敘述得明白。至此只有在暢論“關係”時再簡切他說出：好勇不必好血，因為我們文教傳統里，早已有“大勇”的名目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