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中，東北軍奉“不抵抗”之命，將東北三省拱手讓給日本人。在許多歷史教材以及抗戰類著作中，都認為是蔣介石下達的“不抵抗”命令。

　　總體而言，這麼說當然沒錯，畢竟，當時中國已經統一，蔣是國府最高領導人，他本身也的確沒有抵抗的意願。但具體到“九一八”事變來說，“不抵抗”命令背後有着更為複雜的故事。

　　1。“不抵抗”命令是誰下的？

　　有關蔣介石下達不抵抗命令的依據，來自於曾擔任張學良機要秘書郭維成的回憶。據郭回憶，張學良在九一八之夜十幾次向南京發電報請示，蔣均復電不准抵抗。但事實上，蔣當時並不在南京，而是在前往南昌“剿共”的路上。“不抵抗”的命令實際上是張學良下的。

　　1990年，張學良在接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時，明確否認國民黨中央曾給他下過不抵抗的指示。同年，他在跟後來為他寫自傳的歷史學家唐德剛談話時承認，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與中央無關。此時，蔣介石已去世十多年，有沒有可能張學良是為逝者諱，主動擔責呢？

　　事變發生時，張學良正在北平城內看戲。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向他打電話請示應變之策。據當時的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回憶，榮臻向他們口頭傳達了少帥的命令“全取不抵抗主義，繳械則任其繳械，入占營內即聽其侵入”。

　　事變次日，張學良在天津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也說：“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9月20日，他在與外報記者談起“九一八”事變時，再次強調了其不許東北軍抵抗的說法。幾位當事人的回憶內容基本一致，基本印證了張學良所言非虛。

　　蔣介石是在9月18日晚9點半，乘坐永綏艦前往南昌的。他應該是在途中聽說了事變發生的消息，故9月19日晚，他剛到南昌就發電報給張學良，要求告知事變詳情。在當晚日記中，他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占領我營房。刻接報，已占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占領牛莊消息。”故事變發生時，蔣並沒有在第一時間獲悉情況，當然也無法做出具體指示。

　　因此，當時的媒體都稱張學良叫“不抵抗”將軍。

　　2。張學良為什麼不抵抗？

　　事變發生時，日軍在瀋陽的駐軍只有幾千人，整個東北的日軍有3萬餘人，東北邊防軍則有17萬，武器裝備也不差，真打起來，勝負結果難料。為什麼自縛手腳，主動繳槍呢？

　　分析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原因。

　　首先是誤判形勢。事變前夕，在東北先後發生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前者是僑居長春的朝鮮人與當地農民因阻敵挖渠引起的衝突；後者則是軍參謀部軍官中村震太郎在東北從事間諜活動，被東北軍處死。日軍利用這兩起事件，在當地挑起事端，打死打傷多名中國人，並在瀋陽城周圍頻繁開展演習。

　　日軍這種“溫水煮蛙”的戰略，讓張學良對“九一八”之夜日軍的行動產生錯覺，以為這次事件的性質與前兩起相似。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張學良給手下發去了“不抵抗”的命令，以圖繼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其次是盲信中央。1928年底，張學良宣布“易幟”，東北地區從之前的獨立王國變成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之後，張曾多次致電，表示擁護蔣，擁護中央。張學良與蔣介石商定，東北外交完全歸中央辦理。“九一八”事變是國與國之間的軍事衝突，自然在外交事件範疇內，國民黨中央沒有下命令還手，張學良如果下令還手，就越權了。果真如此的話，那之前的“易幟”就毫無意義了。而他畢竟還是東北地區部隊的領導人，所以，下“不抵抗”命令，還是合理合規的。

　　第三是保存實力。當時的中國，雖在形式上完成統一，但東北地區仍然擁有較高的自主權。蔣介石雖給予了張學良極高的政治地位，但張自己也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手下幾十萬東北軍。如果與日本人把本錢拼光了，很難說他的地位是否還能保住。實際上，在此前與蘇聯人為了中東鐵路爆發的武裝衝突中，他就被中央放過鴿子。戰前，蔣介石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但真打起來之後，南京政府沒有一兵一卒增援，也沒有一械一彈補充。

　　實際上，不能說張學良完全沒有認識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但中東路事件打擊了對自身實力的自信，加上中央的態度已經明確不會支持他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能放棄抵抗。

　　3。蔣介石有沒有責任？

　　雖然沒有直接下“不抵抗”命令，但作為當時國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對“九一八”事變難辭其咎。具體而言，也有三點。

　　其一是方針錯誤。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日軍的侵略野心，但他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將中共稱為“心腹之患”，在這種方針指導下，他把國軍主要武裝力量用來對付紅軍，對日軍步步進逼處處退讓。比如，在萬寶山和中村事件中，蔣均電示張學良，表示現在還不是對日作戰的時候，對日方的挑釁應取慎重態度，以免為日方藉口。中央如此指示，張學良自然心領神會。

　　其二是迷信國聯。在1928年日軍製造的“濟南慘案”和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中，國民政府向國聯請求干預。前者因當時國聯尚未承認國民政府而被拒絕，後者因蘇聯反對無果而終。“九一八”之後，蔣介石再次將此事提交國聯。所謂弱國無外交，蔣此舉與晚清政府在面對外來侵略時請求列強予以干預一樣。

　　如果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蔣既然沒有抵抗的打算，又要對社會上洶湧的民意有所交代，提交國聯不能不說是一個比較明智的做法。此舉一則體現政府救國的想法；二則轉移民眾視線；三則以國聯對日本的無可奈何來弱化民眾對政府不抵抗措施的憤怒。

　　其三是暗藏私心。從事變之前和之後的史實看，利用內外力量來削弱各地軍閥的實力，以此不斷提高中央政府地位，是蔣一貫使用的招數。張學良所部東北軍的前身奉系軍閥，盤踞並經營東北多年，是當時中國最為強大的地方軍閥之一。儘管張學良宣布“易幟”，歸順中央，但以蔣多疑的性格，對這位張姓兄弟信任到什麼程度很難說。借日軍之手來削弱東北軍的實力，蔣介石至少是不反對這樣做的。

　　況且，東北自近代以來一直處於相對封閉的狀態，游離於內地主流革命之外。俄國、日本等國勢力在此地盤根錯節。所以，在蔣介石看來，東北問題，不單純是國內的問題，而是關繫到東亞乃至整個國際局勢，只有等國民革命全部完成之時才能解決。1931年，蔣剛剛穩定好國內局勢，不會也不可能在東北與日本撕破臉皮。

　　4。當時能不能打？

　　“九·一八”事變前，中國剛剛經歷了中原大戰，國家建設遭受重創，社會生產力被嚴重破壞。同時，中國軍隊內部派系林立，中央的政令、軍令並不能得到有效執行的局面並未得到實質性改變，國民政府主客觀上都不願對日作戰。

　　對日本而言，日本從1920年代起，接連遭受經濟危機，失業率高企，由階級矛盾進而引發深刻的社會矛盾。在動盪局勢中，日本經濟向軍事化方向發展，日本法西斯實力與軍國主義結合起來，發動對外戰爭轉移國內矛盾，成為日本政府的天然選擇。所以，日本侵華是有備而來。

　　打仗打的是國家之間的綜合實力，而不是一個局部的實力對比。日本儘管也遭受經濟危機打擊，但它畢竟擁有發展較為完備的軍事工業，所以以當時中國的綜合實力，打不過日本。

　　但打不過不代表不抵抗，如果當時當局有抗戰的決心，能夠明確指示張學良的部隊進行抵抗，並對其予以一定的人力、物力支持，與日軍打一場適度規模的戰爭。以東北軍的裝備和戰鬥力，至少可以對日軍造成一定的殺傷，消耗其有生力量。

　　中央可視戰場情況適時與日開展和談。此舉，一則可以展示中國軍隊血性；二則藉機整合國內各地方軍閥的軍隊；三則提升國府在國內民眾中的形象；四則爭取較好的談判環境。

　　所以，“九·一八”提供了一個創造較長時期和平環境的契機，遺憾的是國民政府並沒有抓住，從而讓自己陷入了更為被動的境地。因為不抵抗，日軍面對中國軍隊更加自信，同時，東北軍大量的武器彈藥物資被敵所占，東北豐富的自然資源更是為日軍“以戰養戰”提供重要支持。此後，日軍以東北為基地，開始染指華北地區，全面侵華的獠牙終於露了出來。

　　參考書籍：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第一卷）；

　　張憲文：《中國抗日戰爭史》；

　　遼寧省檔案館：《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

　　余辛燉：《九一八時期的張學良和蔣介石》

　　李東朗：《張學良、蔣介石與“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