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是一位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有人將之比作岳飛，認為袁崇煥之死乃是千古奇冤，是崇禎帝昏聵而釀成的慘劇。但也有很多人認為袁崇煥之死，乃是咎由自取，並無冤屈可言。而還有一些人認為袁崇煥通敵賣國，乃是十足的大漢奸。

那麼，袁崇煥之死究竟冤不冤呢？滿清乾隆為袁崇煥翻案時，乃說是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錯殺了袁崇煥，想來乾隆一定是聽了不少評書演義。歷史畢竟不是小說，“蔣干盜書”而使曹操中了周瑜的離間計，錯殺了蔡瑁、張允（該情節系虛構）。而蔡、張二人到死都不知道是因何原因的情節，也只能出現在評書演義中。在《三國演義》中，曹操殺蔡、張，沒有經歷任何司法審判，也沒有給他們任何辨白的機會，僅憑一張未經辨明真偽的通敵信就給錯殺了。

而袁崇煥自下獄至處死，卻歷經了八個月之久，多番審判。而從罪名上來看，主要是兩大罪，按《明史·袁崇煥傳》記載：魏忠賢遺黨王永光、等等謀興大獄.....見崇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殺害毛文龍）二事為兩人（袁崇煥、錢龍錫，錢龍錫後被免死）罪。

且不論是否閹黨挾私報復，而單從“罪名”上來看，此袁崇煥之兩大“罪名”都絕對成立，也絕非是閹黨能栽贓陷害的。岳飛被加以“莫須有”之罪，岳飛撕裂衣服，露出後背 “盡忠報國”的刺字，並手書“天理昭昭”，而時人皆罵秦檜弄權誤國。而袁崇煥自下獄至被凌遲，卻並沒一句辯駁之詞，而北京市民爭食其肉、罵其漢奸。而在眾多明朝遺民士大夫的文獻筆記中，袁崇煥的形象也並不怎麼好。

袁崇煥之案，所有指控都確確鑿鑿，而非憑空捏造。其它的“市米資敵”的等罪狀，都是公開違反朝廷法度，絕非“欲加之罪”。所以，袁崇煥之案不但在當時不是冤案。即便放在今天，也是無法推翻此案的。

那至於袁崇煥是否通敵賣國，這倒不大可能。儘管袁崇煥也面臨着此方面的指控與質疑，如據《崇禎實錄》記載：....桂（滿桂，明末著名將領，於北京保衛戰中殉國）前被流矢，視之，皆袁軍矢也。（袁）崇煥按兵不動，物論籍籍。

袁崇煥在大明已位極人臣，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雖然其時的大明舉步維艱，但誰也預料不到大明會在十幾年後崩局。而後金（滿清）雖擁有軍事上的主動，但至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前，也沒有完全占有遼東。而後金的人口較少，社會結構又簡單，經濟較為單一，抵制自然風險的能力甚為薄弱。不但漢人不看好後金政權，就連滿清入關之後，也沒有坐定天下的自信。而將遼東的漢人盡驅至關內，以防在中原待不住，還可以退回關外。

所以，皇太極對明清“議和”比崇禎帝還着急，迫切希望大明承認滿清政權及其對遼東地區的侵占。故而，袁崇煥不可能置前程、名譽及家族安危於不顧，而在主觀上“通敵叛國”，這應該也是乾隆為袁崇煥平反的原因所在。

崇禎帝之所以殺袁崇煥，還是因為對袁崇煥將遼東局勢搞得越來越糟而失望透頂。其實無論是“私自議和”還是“擅殺毛文龍”抑或“市米資敵”等罪。只要袁崇煥能遏制住遼東的局勢，崇禎帝都可以忍受。就像現今公司考核員工一樣，只要業績突出，什麼遲到早退、差旅費、招待費不實之類的，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容忍。而一旦業績不好，就另當別論了。

其實，袁崇煥在明末的作用有些被高估。袁崇煥的確打了幾場勝仗，但主要是守城戰。而守城戰是被動作戰，而非野戰圍殲，不可能給後金（滿清）過大的重創。後金軍隊擅長野戰而不利攻城，一旦覺得“城池”難啃也就放棄了，不可能牙齒都崩掉了還死抱不放的道理。而從袁崇煥累計的戰報上看，顯然有謊報戰功之嫌（其實，“謊報戰功”已成明軍慣例）。而滿清入關是在袁崇煥死後的第十四年，而以堅城固守，祖大壽、吳三桂等都足當其任，並非除袁崇煥不可。事實上，直到李自成進入北京，山海關還在明軍的手裡。

而崇禎帝應是受了袁崇煥“輝煌”戰績的影響，而對袁崇煥寄予厚望，便將遼東之事全盤委託給了袁崇煥。可袁崇煥上來就一頓忽悠，並對崇禎帝許諾“五年可復全遼”。事實上，從當時遼東的實際狀況上來講，明軍並無野戰進攻的能力，能守住已有城池已屬不易。而以袁崇煥原先的“以遼土養遼人、以遼人守遼土”的策略方針上來看，長遠看還是很有希望的。短期內收復全部遼東失地，顯然不切實際。

可這“五年復全遼”的許諾，就像緊箍咒一樣束縛着袁崇煥。既不能武力復遼，袁崇煥就想到了與後金議和。一旦大明與後金議和成功，“五年復遼”的緊箍咒也就自動松解了。而議和的最大障礙，便是東江鎮毛文龍勢力的存在。當時就有不少人認為袁崇煥殺毛文龍就是為了與後金議和，而將袁崇煥殺毛文龍比作秦檜殺岳飛。

至於袁崇煥所列毛文龍的十二大罪狀，很多都是當時明軍的通病，甚至袁崇煥身上也有。而朝廷也更早知曉，並未追究，皆因仰賴毛文龍從後方牽制住後金軍隊。而袁崇煥“擅殺毛文龍”，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後果，史載：..（袁）崇煥雖誅（毛）文龍，慮其部下為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

而再從後來，清初分封四位漢人藩王（滿清共分五位漢人為王，孫可望系勢窮降清，並無軍隊與地盤）來看，除了吳三桂外，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都是毛文龍的部將，可見毛文龍部極具戰鬥力的。耿、尚、孔等攜紅夷大炮等攻城重器渡海降金，也為後金軍隊攻城能力的不足打開了局面。而毛文龍雖為人驕恣，但東江鎮軍民（多系從遼東逃避後金屠殺的漢人，毛文龍在遼東的親屬百餘人亦盡遭後金的屠殺）皆與後金仇深似海，屢屢從後金的後方乘虛襲擊後金。毛文龍也因此被比作“海上長城”。

毛文龍被殺的三月後，後金再無後顧之憂，後金軍隊繞道喜峰口攻陷遵化，直逼北京城下，是為“己巳之變”（甚至此後，後金（滿清）軍隊能幾次大規模入關寇掠，亦是失去了毛文龍部從背後牽制的影響）。而這對於崇禎帝來說，是極為震驚與失望的，不但袁崇煥“五年復全遼”的許諾早已成了泡影，反而將遼東的局勢搞得更加惡化。崇禎帝也許會想到，倘若毛文龍尚在，何至於有今日之局面？

明末兵部尚書、學者王在晉就曾說道：“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寧錦之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於崇煥之自陳，劇稱其牽制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煥之禍，其真自取耳！

袁崇煥雖不大存在主觀上“通敵賣國”的可能，但的確“壞了事”。其逾越皇權，擅殺大臣，又公然違反朝廷的諸多法度，而使遼東局勢越來越加惡化。以致崇禎帝對其失望透頂，而痛下殺心，其事雖很慘烈，但也正如王在晉所說，乃是“自取之禍”，也怨不得他人。

參考史籍：《明實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