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變緣起於AB團，AB團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它是中國國民黨右派於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一個團體，AB團的主要工作是在與中共爭奪江西省國民黨的黨內權力。

1930年下半年，中共在內部發動反AB團的肅反運動，大肆殺人。當年11月1日，由於國軍對蘇區展開第一次圍剿，蘇區軍事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等率紅一方面軍赴前線作戰，而將對江西蘇維埃政府駐地富田的肅反工作於12月委託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主持。在李韶九的指示下，大批紅二十軍領導被捕，12月8日，毛澤東、朱德等又派古柏前來協助肅反工作。在數天之內，紅二十軍和富田當地蘇區特委、行動委員會即有120餘人被捕，17人被處決。

12月12日上午，紅二十軍第174團1營在團長劉敵發動兵變，逮捕軍長劉鐵超，釋放被捕的政治部主任謝漢昌，並宣布脫離紅一方面軍。

12月17日，彭德懷率紅三軍團前往平叛。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正式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項英、任弼時、朱德等組成，周恩來為書記，項英任代理書記，實際掌握權力。但項英將富田事變定性為內部鬥爭，主張談判解決事變。因此不久被解除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由毛澤東取而代之。毛澤東成為中共軍委負責人，亦是當時紅軍最高領導人。4月18日，紅二十軍兵變領導人應項英之邀在前來參加原定的談判時被全部逮捕，不久即被全部處決。

中國雜誌《讀書文摘》2005年第3期刊登事變倖存者謝象晃回憶錄，文章披露事變悽慘結果，1931年7月23日，紅軍總部派來的一個警衛連，以對紅二十軍實行“整編”為名，通知紅二十軍副排以上幹部“全部集合”到於都平頭寨（亦稱平安寨）的祠堂“開會”。當他們一個個魚貫而入，有序進入祠堂後，旋即一個個被繳槍、捆綁。隨後，全部被押到謝田河灘，以“AB團分子”的罪名，分批在平安河河壩上殺死。紅二十軍從軍長蕭大鵬以下到副排以上軍官200餘人，除個別倖存者外，全部罹難！據當地老人目睹者回憶說，當時平頭寨殺人，整條河水都染紅了。

文章還稱，平頭寨“整編”後，紅二十軍的士兵2000餘人，被分散編入紅七軍。從此，紅二十軍宣告解體，不復存在。

鄭學稼在《中共富田事變真相》一書中評論道：“毛澤東利用這個名稱，發動富田事變，張國燾也利用它，發動‘許繼慎派慘案’。”

根據《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一書及黨內各種文獻，毛和周應對此運動負主要責任。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負責人，主要目的是為了貫徹共產國際“反右傾”的指示，而毛澤東則是為了鞏固自己在贛南根據地的權威。但中共至今未對富田事變徹底平反。

由於鎮壓富田事變的直接負責人是毛澤東，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談及江西蘇區肅AB團運動說：“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

但毛澤東從未就自己與“肅AB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AB團”一直被肯定，富田事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直到20世紀80年，在蕭克等原紅軍將領的呼籲下，中共領導人胡耀邦才指示要重新調查富田事變。

但是，中共總書記胡耀邦1987年初被迫辭職，調查工作一度停止。1988年，在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批示下，調查工作重新展開。調查組在1989年初寫出了《關於富田事變的調查報告》，要求對富田事件全面平反。不久六四事件爆發，被束之高閣。

目前，中共承認當年的反AB團運動中絕大多數被處決者是無辜的受害者，所謂的AB團並不存在，王明應對此運動負主要責任，但是並未直接對富田事變加以平反。

共產國際也應對此負責，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定（1931年3月18日於上海）作出了如下指示：“必須毫不留情地宣布，任何黨內分歧，無論是關於紅軍問題的還是關於我們的一般經濟、土地和組織政策問題的分歧，都決不應引起不僅是軍隊的分裂，更不要說脫離，而且還不應造成拒絕執行最高軍事指揮指令的行為和軍隊紀律的下降。對於我們的黨員拒絕履行這種起碼的義務的行為，作出的反應應該是實行最嚴厲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