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推特上宣稱，因為中美貿易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所以決定延長原定於3月1日到期的“停火期”，宣稱將推遲對中國2000億美元商品徵收的關稅提升到25%的舉措，同時通過推特宣稱，尋求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再次進行首腦會晤。
遵循在《交易的藝術中闡明的原則，特朗普嘗試通過推特等平台，構建這樣一種認知：中美貿易談判的進程，處於美方主導之下，中國是跟着美國“無中生有”拿出來的關稅大棒“乖乖”走到談判桌上來的；整個談判進程，是美國高舉“大棒”，迫使中國“完成美國布置作業”的過程。
這些話語，一如特朗普在邊境造牆風波中使用的語言藝術一樣，是不準確且具有誤導性的。這些話語試圖塑造的，是一個可以“為所欲為”，對中國“予取予求”的美國；然而，從2018年開始中美貿易摩擦的實際進程，無論是貿易限制措施的博弈，兩國乃至世界經濟實際運行的表現，亦或是中美雙方在貿易談判進程中的實際行動，都恰恰說明了一個相反的事實：美國並不能真的“為所欲為”。
第一，特朗普看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以製造業為代表的美國經濟結構面臨的問題，但用關稅工具實施貿易限制，並不是扭轉這一問題的正確藥方。
特朗普及其核心決策團隊的最大特徵，就是始終堅持用錯誤的藥方，去治療當前美國遇到的問題。這源於其頭腦中過時的理念，以及建立在這種過時理念基礎上的判斷標準。
無論是富士康到美國討好特朗普建廠嘗試的挫敗，還是在中美貿易摩擦過程中美股吐清全年漲幅的代價，亦或是持續放大的中美貿易不平衡數據，都證明了特朗普對華貿易策略存在的結構性缺陷。有這種結構性缺陷，即使在某些時刻能夠通過非對稱手段，或者透支美國此前累積的戰略優勢，形成局部的、戰術性的勝利，但其中長期成本以及可能引發的連鎖效應，都是美國無法承受之重。
第二，中國與美國及全球形成的經貿關係，以及複雜的供應鏈和價值鏈體系，不是任何一方，尤其不是某個心血來潮的美國總統，說脫鈎就能脫鈎，說重來就能重來的。
特朗普總統的貿易政策顧問納瓦羅先生，在第六輪和第七輪中美貿易磋商中的出現率已顯著地下降。這位納瓦羅先生，是特朗普決策團隊內持“美國就是可以任性，就是可以為所欲為”觀點的最典型和最極端的代表。他堅持認定中國有求於美國超過美國有求於中國，其觀點的強硬以及荒謬之處，在美方也是罕見的。
此前相當一段時間，中美貿易摩擦的管控並不順利，這位老兄要承擔相當重要的責任；但事實是無情的，不說5G這種複雜到讓特朗普蹦出一個6G的東西，就說農產品中的典型代表大豆好了：
美國超強生產能力弄出來的大豆，如果不是乖乖地賣給中國市場，那就只有靜悄悄待在倉庫里等着發芽乃至霉變的命，這就是所謂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特朗普對此是很敏感的，因為大豆的命運會轉換成美國農民的投票選擇。而中國少進口美國大豆作為一種貿易博弈工具，運用起來遠沒有想象中的有難度。
在信息技術領域，硅谷的美國創新企業需要中國的資金支撐孵化；美國資本在高新技術上的投資，需要中國工業能力以及市場來轉化成為最終的價值——或者說，利潤。這是深層運行的規律，即使是擁有十幾個航母打擊群的超級大國，最終的行為也要遵守這種規律，不能超乎其上。
第三，中國實力提升帶來的能力變化，超出了美國的預期。
對華發起貿易限制措施的特朗普，並沒有認為中國能夠實施有效的抵抗，預期的結果是一次漂亮的“短促突擊”，“一波帶走”。中美前5次磋商中美方要價的荒唐，撕毀協議啟動限制措施時的狂傲，都是基於這種對中國能力和行為模式的錯誤判定。
但對迫切需要政績保障自身連任成功以及政治生涯安全的特朗普政府來說，將中美貿易摩擦拖到選舉季節，拖到美國經濟短期刺激措施效能耗盡，拖到美國民眾極其有限的生活開支資金流斷裂，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政治災難。對特朗普來說，非常清楚即使是他最為強硬的基層核心選民，中西部鐵鏽帶的男性白人，也不可能在家庭生活成本因貿易戰上漲10%到15%的情況下做到對自己的無條件支持。
就目前非常有限的公開資料看，中美就貿易問題進行的談判，已經形成三個分類框架，中美貿易問題被分成了技術性議題、結構性議題以及行動性議題三個部分：技術性議題基本上屬於中美原本就可以相向而行的問題；結構性議題中有部分屬於中國深化改革大方向一致的問題，有些屬於美方的不合理出牌；行動性議題重在執行，可以確定的是，最終出現的應該是一種雙向執行機制，而非美國曾經要求的單方施壓機制。
中美首腦的意志，對於問題的最終解決，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領導人管控中美戰略分歧的總體意圖，得到了比較初步和有效的體現，美國領導人的學習能力，以及討價還價中以進為退、就坡下驢的技巧，也有了比較充分的展現。
最終，說句簡短的題外話，當面對這樣的現實時，中國民眾的意志、心理和認識，也需要有相應的提升，這會是一個更加重要、艱巨和長遠的挑戰與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