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研究

　　中共革命第二大階段的後期，就是眾所周知的國共內戰。在中國大陸所有的現代史教科書裡面，都明明白白白地寫着，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內戰，是中共“要和平、反內戰”，是中共為了解放全中國人民才“被迫”打的內戰，又因為中共們是要“解放全人類”的，所以它又將這一場內戰稱之為“人民解放戰爭”。由於這一連串自相矛盾的的彌天大謊，是中共用建國初期的大規模屠殺，其後不曾間斷的殘酷政治鎮壓，和它在新聞、出版、輿論乃至思想上的“鐵血專制”，強行“澆鑄”出來的；再加上毛澤東和中共在絕不准許任何人講真話的前提之下，只允許他們自己“年年講、月月講和天天講”；因而這個彌天大謊也就由於“戈培爾效應”，而變成了史實，更變成“真理”了。

　　然而，這卻是對歷史的一個徹頭徹尾的“栽贓”。

　　那麼，歷史的事實是什麼呢？歷史的事實就是，一個在本國人民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之中，非但不抗戰，而且為了“發展”而無所不為的黨及其軍隊，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在外戰結束之後，用它利用長期民族戰所積累下的“本錢”，打江山和搶天下。否則，他便失去了“寧做民族罪人”而“擁軍不打日寇”的理由；否則，中共的史學家們也就不會說，正是八年抗戰，實際是“八年不抗戰”，才為中共“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否則，也就不會出現，戰後不論“國民黨反動派”如何期求在戰爭的廢墟上恢復和重建家國，特別是如何期求並推行民主憲政的建設，中共都要全心全意地將它們毀滅在內戰的戰火之中這樣一個“歷史的真實”了。

　　雖然中共奪權成功，國民黨在內戰中遭遇慘敗，雙方都有着數不盡的原因和條件；雖然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在內戰中失敗的原因，反過來也就是共產黨打敗他們的原因（請參見講演錄上篇）；但是，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打贏內戰、打敗國民黨，確實還存在着如下幾個極為重要的具體因素：

第一、“八年不抗戰”為中共撈足了打內戰的本錢

　　歷史的事實是：

　　在軍事上，中共從不足二萬人馬發展成了擁有一百二十萬正規軍隊和二百萬民兵的農民造反力量。這已經是辛亥之後任何一家曾割地為王和持槍反叛的大軍閥，所能夠相比的了。

　　在經濟上，中共既無對國家的責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沒有戰爭費用的巨大負擔；既能不斷要求擴編軍隊而獲得國民政府所給予的軍費，又能自己開展“大生產運動”即大種鴉片、大賣鴉片，以買槍、買炮準備內戰；既不需要維持和發展戰時的國家經濟，卻能依靠劫奪地主的土地、財產和強迫農民交物納糧，而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這些當然都成了中共打贏內戰的本錢。

　　在政治上，在“蔣管區”有輿論自由，而在“毛管區”卻絕不容許有任何言論自由的前提下，中共不僅騙取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黨地位，和它有槍、有地盤、有實力、更有“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作為欺騙的旗號，又使得許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懷野心者，與它相互勾連，狼狽為奸，並利用它來要挾政府和反對政府，就是恃共產黨以要挾國民黨。再加上國民黨在明處，共產黨在暗處，所以國民黨有錯，豈但舉國皆知，而且舉國能反；相反，若是共產黨有錯，卻是舉國無知，當然也就不可能反了。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不知蹂躪了我們多少同胞女子，由於中共不給講，便無人知道，更無人敢反；但是，由中共蓄意製造出來的，美軍“強暴”中國女學生沈崇案，卻能夠把全國鬧得天翻地覆。在國民黨統治區是基本民主的和開放的，共產黨統治區卻是絕對專制的和完全封閉的這樣兩個極不相同的歷史狀況下，中共的輿論欺騙實在是欺騙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和無數的國際人士，尤其是影響了美國對內戰中中華民國的政策。這就為中共發動內戰打敗國民黨提供了先天的極大優勢。

　　在統治區域上，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就已經在他“為人民服務”這篇文章裡面說道：“今天我們已經領導着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了”。相對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發動前，中共只在陝北領導着不足三縣之地的情形來說，它的“戰爭創強”倒確實是“成果輝煌”。而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劫奪和發展起來的“抗日根據地”，撇開它的兩個合法的陝甘寧邊區和晉察冀邊區政府不說，它還在全國“發展”了十六個活動基地，其中五個有各級政府，八個設立了行政委員會，三個為軍事區域，其勢力範圍也早已超過了辛亥以後任何一家大軍閥。再說他掛的是“鐮刀斧頭旗”，唱的是“國際歌”，所以，它已經完全是一個“國中之國”。因此，戰後中共不但有條件發動內戰，而且完全有可能打贏內戰。

第二、中共借搶奪受降權立即發動了內戰

　　首先，毫無疑問的是，唯有中華民國政府才有“對日受降權”和“對日受降的指揮權”。因為：一是中華民國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二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並堅持了全中國人民的長期抗戰。三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開始後，中共就已經宣布它的政權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轄下的“地方政府”，並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其軍隊亦為國民革命軍之一部，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因此，中共只能擁有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其國家軍事委員會領導與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卻絕不應該擁有非中華民國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指揮下的對日受降權。就不說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堅持“日蔣火併”的賣國主義路線，堅持假抗戰和真擴張的陰謀策略，早已使他們在道義上和在實際上，喪盡了對日受降的權利了。

　　然而，中共及其“養在深山、長在敵後”的百萬農民造反大軍，卻將“對日受降”看作他們走出深山、開始打江山和奪取政權的“非常歷史機遇”。八年來，他們寧願不抗日、假抗日、陰謀擴張直至陰謀賣國，也就是在等待着這一天的到來。八月九日夜，當延安意外獲悉日本投降和蘇俄對日宣戰的消息後，毛澤東在延安立即向中共軍隊發出了對日本占領軍“實行廣泛進軍”的命令。這個自八年抗戰開始以來，由毛澤東對自己軍隊發出的第一個“抗日”命令，其用心，乃是命令他的軍隊“擴大中共的解放區”。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時內，毛澤東又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其目的竟是“立即發動二十萬大軍以奪取中原”。毛澤東甚至一再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強行“占據及破壞全國各地交通要道”，強行“收繳日軍武裝”，並“將反抗中共受降的中國人當漢奸處分”，同時以“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的名義，擅自指定受降地點，命令日軍司令岡村寧次“只能向中共軍隊投降”。

　　八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就像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中共終於開始“全面抗日”了，毛澤東也終於下命令要“全面抗戰”了：

　　八月十二日，中共軍隊在華北用運動仗包圍了三萬不願意向他們投降的日軍，打了一場從未有過的“抗日大戰”。

　　九月十二日，中共竟圍殲抗日名將馬占山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的東北挺進軍三千餘人。

　　十月十七日，中共又開始調動軍隊對歸綏的傅作義部展開包圍，獲得了八年抗戰以來“專打友軍”的又一個輝煌“革命戰果”……內戰已經為中共明目張胆地發動起來了。

　　八月二十八日，當毛澤東在蔣介石的三請四邀、特別是在斯大林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去重慶和談時，他臨行時給已經搶奪了五十九個城市及廣大地區的中共軍隊留下的，竟仍然是“今後一時期內仍應繼續攻勢”的大打內戰的命令。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四十天內，中共軍隊不僅又搶占了三百座縣城，而且為破壞政府軍北上受降，還成立了“交通控制隊”。他們切斷鐵路幹線，搶奪交通要道，奪取“府城縣城小市鎮”。他們剪電線，扒鐵路，中斷平漢、津浦、膠濟鐵路近二十次。他們還在河南決黃河，在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僅就這些中共的所為而言，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國內戰，究竟是誰發動的，還有必要一辯嗎？

第三、中共在蘇軍的陰謀配合下迅速搶占東北

　　眾所周知的是，不論是從大清朝亡明的歷史教訓而言，還是就日本侵華的現實教訓而論，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東三省，都是侵略者和造反者的必爭之地和必儲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澤東，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議將東北籍的同志選入中央委員會，理由就是“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和將來的前途看，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他要打內戰和奪江山的用心昭然若揭。

　　我們再來看以下的事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毛澤東以延安總部名義發出第二、三、六號命令時，就已經以“為配合蘇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和準備接受滿州敵偽軍投降”的名義，命令原東北呂正操部、原東北軍張學詩部、原東北軍萬毅部、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的李運昌部、賀龍所部、聶榮臻所部、現駐華北的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所部等，“立即統帥所部隨同八路軍和原東北軍各部向東北進軍”。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在不得不赴重慶談判前夕，決定立即“派千餘幹部由林楓率領去東北”，並擬定了“幹部先行，軍隊後行，以建立熱河根據地為軍隊大舉進入東北作準備”的策略。隨後，中共中央又命令李運昌部以配合蘇軍作戰為名，相機進入東北，然後命令冀、熱、遼軍區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配合蘇軍進攻山海關。更於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東軍區派出一個營的部隊，由呂其恩、鄒大鵬率領乘船從煙臺渡海，以試探武裝搶占東北的可能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軍隊呂其恩和鄒大鵬部於遼東半島的莊河上岸，占領莊河縣城，並向大連進發。中共冀東李運昌、曾克林部又在蘇軍默許下，於九月三日乘火車出關東進，於九月四日進入錦州，六日進入瀋陽。蘇軍遠東司令部為正式與中共“通氣”，於九月十四日派出烏茲別克上校，並由中共冀、熱、遼軍區第十六軍分區司令曾克林陪同飛赴延安。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劉少奇與代表蘇軍元帥馬林若夫斯基的烏茲別克上校會談。烏茲別克上校公然違背美、蘇、中三國的協定，同意將山海關至錦州一線交給中共軍隊。劉少奇為抓住這一“千秋一遇”的歷史機遇，立刻派遣彭真、伍修權等與烏茲別克上校同機飛往東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將“要以二十萬大軍借受降而爭奪中原”的計劃，立刻轉變成為“向北發展和向南防禦以全力搶占東北”的計劃，並決定將長江以南的部隊撤往江北，將江北的部隊撤向山東，將山東、蘇北的部隊主力和晉、察、冀部隊一部立即派進東北。這才是毛澤東願意在“雙十協定”里寫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的“底牌”。中共十幾萬主力部隊與兩萬多幹部，又立即改稱為“東北人民自治軍”，他們扔槍械，穿便衣，走小路，水陸兼途，馬步兼程地開始了強占東北的急行軍。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軍隊已有十一萬多人搶進了東北。先後搶進東北的中共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就有二十餘人。林彪被任命為東北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員。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當中華民國政府按照中蘇雙方的協議，決定派出政府官員進駐東北時，十月四日，中共東北當局曾密電中共中央稱，蘇軍向他們表示“已下最後決心，此間家務全部交我”，即把蘇軍在東北繳獲的所有日軍裝備全部交給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關軍隊已經從蘇軍占領的原日軍倉庫中，取出了十萬枝槍和三百門大炮。至此，中共終於因蘇聯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背信棄義，而搶進了東北，並且立即得到了大批的軍火物資。

　　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經搶進東北的中共軍隊又改名為“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已達二十七萬多人。他們在蘇聯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現代軍事裝備，而且收編了三十萬原漢奸軍隊，留下了八千侵華日軍，以補充他們這支旨在中國打天下的隊伍。這對於提高中共農民造反軍隊的現代化水平和現代化作戰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上述事實確已證明，內戰早已開場，大戰更無可避免。在對日抗戰中養精蓄銳八年的中共賣國軍隊，終於懷着他們早已鐵定的打天下決心，在蘇俄的陰謀支持下，搶奪了祖國的東北“寶地”。如果開一句歷史的玩笑，就是：一場由斯大林改寫的，“由蘇軍引共軍入關”，而奪取中華民國江山的新編歷史劇，就要在萬里狼煙中上演了。

第四、中共一再地破壞中華民國的憲政建設，為打贏內戰廓清了道路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的破壞是空前的。雖然我們是一個大國，而未陷入“覆巢之下無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長達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極大破壞，亦同樣使她滿臉是淚，渾身是血，遍體鱗傷。此時此刻，任何一個愛國者，愛民者，或曰任何一個有着起碼的良知者，都不會、也不願意在這一場人類浩劫剛剛結束之時，為了一己的私慾而立即開啟一場內戰，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慘境地。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當政的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由於在抗戰期間就開始了對戰後民主憲政的準備，並公告要在戰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因此，如無其它特殊的原因，戰後中華民國的民主憲政建設非但應該能夠順利進行，而且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成功，即軍政、訓政的結束，和還政於民的實現，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對中共持續八年假抗日、真擴張的賣國行徑瞭如指掌，又對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夜起，就立即發動了內戰的行徑歷歷在目，因此，倘使說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竟絲毫沒有一舉解決中共叛逆的願望，非但不符合事實，而且也不盡乎情理。國民黨政府在不得不打的情勢之下，也只好打打談談，甚至在忍無可忍之時，亦想一舉殲滅中共以“絕我民族大患”的事實，恰是這種心態的說明。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基於國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為了避免內戰和利於戰後恢復，曾對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讓步。他們主動地和一再地邀請中共和談、協商，主動地和一再地籲請國際社會調停和幫助，甚至數度對中共虛位以待，直至做出種種過份的退讓，無非是希望中共能夠罷兵休戰，以共同參預戰後的中國民主憲政建設。

　　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借爭奪受降權而發動內戰、搶占東北的一再容忍，中華民國政府為邀請和等待中共參與國家憲政建設所做出的種種讓步，非但只能使得已經發動了內戰、並已經搶占了東北的中共胃口大開，而且，更為這一夥二十餘年來一直夢想要顛覆中華民國的“馬列子孫”，一次又一次地送上了天賜良機，直至造成了戰爭利於他們時，他們就公然撕毀協定，大打出手；戰爭形勢一旦不利於他們時，他們就虛與逶蛇，高喊“和談”，以積蓄力量，伺機反撲。從而一再地造成了它們在內戰中的優勢，為它們終於打贏這場內戰，贏得了時間和機遇。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也曾在抗戰勝利後高喊過“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口號；也許還有人會說，中共曾經反對過內戰，要求過和平，甚至於有過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的願望和設想。或許，這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事實是，它們不過是中共所慣用的“革命的兩手策略”罷了。因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反內戰，是真心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的話，那它就非但不會反對和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建設，而且只會積極投身這一建設，更不會將中華民國於戰後所一再推進的憲政建設，當成他們數度發動和擴大內戰的“戰機”。

　　那麼，中共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來破壞戰後中華民國憲政建設的呢？

一、中共破壞雙十會談和雙十協定

　　首先，雙十會談的起因來自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蔣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內，就連續向毛澤東發出了三次和談的邀請。二是蔣介石因毛澤東“顧慮安全問題”，而親自敦請美國大使赫爾利親赴延安陪同毛澤東同機往返重慶和延安。三是斯大林亦因蔣介石的請求，而於八月二十日致電毛澤東，要他赴重慶談判。然而，如我前面所說，毛在臨赴重慶前向其黨人發出的指示，便是“繼續發動攻勢”，毛更在和談結束剛剛回到延安時，又馬上向他的軍隊發出了“立即向蔣管區發動進攻”的命令。毛澤東何有絲毫“談和”的誠意？還是他自己說得好：“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和平、不要團結的謠言。”這才是毛的真心話，因為他要欺騙國人的目的達到了。

二、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前後，正值中共搶占東北和必須鞏固東北之時。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東北局的指示信。該信指示說：“我黨現時在東北的根本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在一九四六年內，必須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創建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由是可知，彼時彼刻，中共參加政協會議是假，而建立鞏固的東北軍事政治根據地才是真。

　　所以，政治協商會議尚未結束，中共為了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軍事根據地，已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單方面提出了四條要求。其中關鍵的兩條，一是要求政府承認並整編剛剛偽裝搶占東北的十數萬中共軍隊、即改名換姓的“東北民主聯軍”。二是要求政府承認剛剛由他們搶占東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據地“自治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以公然反對和要挾政治協商會議。因要求未能得逞，中共便立即大打出手，於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長春，並奪取了哈爾濱和齊齊哈爾。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唯一的一場真正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遂只能以中共在東北所發動的大規模內戰，來作為它痛苦的歸結。

三、中共破壞“制憲國民大會”

　　雖然中共在雙十會談和政治協商會議之後，均按照它的“既定方針”，照打不誤，但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本人還是對中共採取了一條“和平未到最後絕望時期，仍不放棄和平”的“抗日式”決策，所以，按照政協會議的決議，仍然堅持邀請中共參加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開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但因此時，中共在東北的內戰正打得“順手”，所以，它便要求於國民大會召開前就按照它的意願先改組政府，後召開“國大”，國民政府只好將制憲國民大會延期半年。之後，當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戰勝利周年紀念日發表文告，提出六項主張，表示願意先改組政府、再召開國大時，中共又提出必須在四十名政府委員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後再將一名無黨無派者的席位撥給中共推薦，以求穩獲三分之一票以奪取否決權，藉以阻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同時，中共還在張家口集結重兵，明確表示對蔣介石所提出的“政治問題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不屑一顧，企圖將東北的內戰烽火燒向華北，以威脅召開在即的制憲國民大會。

　　由於國民政府沒有接受中共的無理要求，政府軍又在張家口挫敗了中共的軍事攻勢，中共才在戰況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名單，以行緩兵之計。但是，當政府為召開國民大會而單方面宣布張家口停戰十日，中共於張家口的不利戰況已得以解除時，中共又為奪取否決權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員中占十四名不可”，並要求政府軍於關內恢復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戰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時要求馬歇爾轉告美國政府，不要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從中國撤兵。因為美國調停雖然大大地幫助過中共發動內戰，但此刻已經成為它進一步發動內戰的絆腳石。

　　最後，當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憲國民代表大會已達開會期限，中華民國政府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參加會議，不僅於十一月八日再次頒布全國性的停戰命令，而且再次將會議延後三天，專門以待中共。然而，直至三天后會議已經開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參加會議，並且於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總部名義正式發表聲明，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甚至宣布要籌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在南京的發言人已經宣稱：“我軍已於各地先發制人，並準備奮鬥到底！”

　　我顯然應該補充說明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憲國民大會上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艱難奮鬥才獲得的巨大民主成果，並成為現代中國民主憲政建設的歷史性豐碑。這一部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經明確地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各黨派平等合法和各級監察、考試委員必須超越黨派”等條文的真正民主憲法，雖然中共曾派人參加修改和制定，但它卻在最後一次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虛假的停戰談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談判時，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談判條件，就是“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憲法》”。如果套用中共開山人物李大釗的話來說，就是“專制與民主不並存”吧。

第五、中共打贏內戰、打敗國民黨的五個關鍵手段

　　第一個手段就是“假談真打”和“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

　　所謂“假談真打”，我就不多說了。而所謂利用美國又反對美國，我想補充的是，由於美國對中共非但不了解，甚至曾浪漫地認為，國民黨才是專制的，共產黨才是民主的，所以，在中共已經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內戰時，它竟一再地包庇中共，為難中華民國政府。所以，這一時期的中共，是要利用美帝國主義的，並因此而占了不少的便宜。後來，當美國已經明了中共才是真打和狠打，甚至要求中共停戰，並要追查中共劫殺軍調小組兩名成員一案時，中共便立即策劃利用所謂民族情緒，不擇手段地發動了一場反美運動。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五十四軍五十三團曹志福部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召開“反美運動大會”，高呼反對與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要求馬歇爾滾回美國去。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曹志福部又襲擊路過安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當場打死美軍三人，傷十二人。事後共軍再次襲擊塘沽附近美軍軍火庫，美軍死五人，傷十六人。這就是中共一手策劃的“安平事件”。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職業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於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姦”，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更為中共發動一場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與此同時，中共卻絕不會為無數遭受了蘇軍姦淫的東北女同胞發起一場“反蘇運動”，因為蘇軍支持並幫助中共打內戰，顛覆中華民國。雖然中共職業學生沈崇在用自己的貞操為中共欺騙天下之後，所得到的獎賞竟然只是中共無情的“遺棄”。今日已經在美國定居的沈崇女士，對自己的年輕時候的“上當受騙”，已然是“痛徹心脾”。

　　第二個手段就是在“毛管區”發動軍民打內戰，卻在蔣管區發動人民和策動學潮“反內戰”，以開闢中共打內戰的“第二條戰線”。請大家看下面的事實：

　　一九四五年年底，就在中共需要時間以建立和鞏固它的東北根據地時，中共發動了昆明學生運動，它的口號就是“反內戰與要和平”。而一九四六年的“一?二一”學生反內戰運動，就是這場運動的高潮。用中共黨史專家們的話來說，則是：“一?二一運動，就是為開闢這條戰線而吹響的第一聲號角和點燃的第一堆烈火。”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當中共在內戰中戰況不利時，中共又策動和組織了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赴南京請願，“要求和平、反對內戰和要求民主、反對獨裁”。這個運動的總指揮，就是中共上海局的負責人和後來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中共蓄意策劃沈崇事件就是為了發動一場以“抗議美軍暴行運動”為藉口的“反美運動”。用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來說，這場運動在“性質、規模、影響和作用方面與歷次學生運動相比，不僅有了提高”，而且它的作用，“在反美、反蔣鬥爭中，僅次於人民解放軍”。

　　一九四七年春天，當內戰處於膠着狀態時，中共又一手策劃和領導了名為“紅五月”的學生運動，喊出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口號。用中共黨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五二零”學生運動，又把“經濟鬥爭、生活鬥爭上升到了政治鬥爭，規模也從小型的分散的鬥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的鬥爭”，從而被中共稱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的新起點”。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關於蔣管區的鬥爭方針的指示電”已經指示說：“使一切群眾鬥爭都為着開闢蔣管區的第二戰場，把人民的愛國和平民主運動大大地向前推進。”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澤東更在題為“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的文章中稱：“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鬥爭……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對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千一百二十頁的注釋，則這樣地評述道：“從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隨着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國民黨統治區廣大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愛國運動，有了新的高漲，逐步形成為反對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便對中共發動內戰的“第二條戰線”的作用，興奮地評價說：“一是從政治上打敗了蔣介石。二是從軍事上間接配合了第一條戰線作戰。三是從組織上為革命和建設準備了大批骨幹。四是配合解放軍接管城市、迎接了解放。五是直接配合了三大戰役的軍事鬥爭。”

　　事實證明，由毛澤東和中共編劇導演，和由單純的青年學生們上演的“第二條戰線”，就是這樣地為中共發動內戰和打內戰，打江山和坐江山，立下了如此的汗馬功勞。一九八九年當中共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在北京屠城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老教授曾痛苦地對他的後人說：“當年，我們這些北大的學生天天三菜一湯吃得飽飽的，可是吃飽了便跟着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內戰和反迫害’，國民黨也不曾開槍打我們。今天想起來，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

　　中共打贏內戰、打敗國民黨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毛澤東使用了絕不用來打日本的“運動仗”，即“人海戰術”。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向他的軍隊指示說：“戰勝蔣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與他在八年抗戰中堅決不准許他的軍隊打運動戰，只許他的軍隊打游擊戰，實際是“游而不擊”，可謂“大異其趣”。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又對他的軍隊進一步指示說：“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由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滅敵軍的一個旅（或一個團）。”然而，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命令他的軍隊主動地集中優勢兵力殲滅過日寇的一個排，更不用說是一個團、一個旅。查遍《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就是“抗戰卷”，非但查不到這樣的一句話，而且查不到他任何一個命令八路軍和新四軍打日本的命令。但在《毛選》第四卷，卻幾乎全是命令他的軍隊狠打內戰，和必須全部殲滅國民黨軍隊的命令。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毛更進一步地指示說：“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所採用的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我們集中的兵力，必須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於敵，方能有效地殲敵。不論在戰略上，戰術上，都是如此。不論是高級指揮員，或中下級指揮員，都須學會此種作戰方法。”然而，在八年抗戰中，毛澤東雖曾親自指示他的軍隊要練習打運動仗，卻絕對不準許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用運動仗來抗日殺敵。因為，那是專為打國民黨搶天下準備的。

　　我想說明的是，毛澤東所謂的“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運動仗戰略戰術，說穿了便是人海戰術。也就是殘酷的“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比如淮海戰役以政府軍死一人、中共軍死五人為中共所贏得的勝利，就是中共“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作家所攥寫的《雪白血紅》一書，就是對中共運用這種慘無人道的“人肉戰術”的揭露。中共為了徹底殲滅長春守城敵軍，與為了逼迫敵軍投降而不惜餓死十數萬長春人民，並且連逃出城來的老百姓也要將之堵回去“餓死”的“戰略和戰術”，和中共在內戰期間用槍口逼迫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打衝鋒，甚至逼迫地主、富農家的婦女裸體打頭陣的“戰略和戰術”，雖然為他自己的後輩軍人所不齒，但是，中共卻正是依靠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才打贏了那一場內戰。在中國大陸，隨着歷史反思的日漸深入，不論中共採取怎樣的禁錮，上述驚心動魄的史料都正在利用各種方法和渠道重見天日。

　　然而，中共使用人肉戰略和人肉戰術，則人命何來？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從農村而來。由於中共一手高舉着西方的共產主義思想，一手又採取了“實行分田分地”的欺騙策略，因而才獲得了窮苦農民、特別是農村中流氓無產者的支持。這樣，毛澤東旨在打天下的農民戰爭，便獲得了他所需要的廣大兵源。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就在他的“五四指示”裡面指示說：“三個月的經驗證明……凡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凡執行得不堅決……，農民即站在觀望地位。各地必須在今後幾個月內，不論戰爭如何忙，都要堅決地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又明確指示說：“在一切土地問題已經解決的地方，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毛澤東就是這樣地既解決了打內戰的兵源問題，又解決了地主富農對中共發動內戰“必然要進行破壞”的問題。中共意在打江山的這一場農民戰爭，也就勝券在握了。然而，參加了和支持了中共發動內戰的中國農民，他們究竟得到了什麼呢？那些因中共要打內戰才“欣遇”過中共“緩和態度”的地主富農們，命運又將如何呢？前者以他們成為共產農奴和被餓死數千萬人命的歷史命運，作了最為痛切的回答；後者則以轉瞬之間便被鎮壓了二百餘萬的歷史慘劇，為毛澤東和中共在中國大陸全面復辟和建立專制極權統治，而成為最早的一批慘死者和犧牲品。

這就是歷史的慘痛回答。

　　中共打贏內戰的第四個手段就是不惜出賣祖國權益以爭取“俄援”。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中共打內戰的本錢，一是靠八年不抗戰所積累，二就是靠出賣祖國的權益向我國的世仇大敵蘇俄所換取。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崗、彭真、謝覺哉、李富春和蘇聯代表米高揚、康斯諾夫、高爾金、哈爾更、巴布諾夫曾就軍事援助中共一事，於哈爾濱簽訂了《哈爾濱協定》。

“協定”一是中共承諾蘇聯對我國東北陸路和空中交通享有特殊權益。二是中共應對蘇聯提供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和美軍在中國行動之情報。三是中共應以東北物產包括棉花、大豆及其它戰略物資，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應蘇聯。中共允諾中國遼寧、安東等省特別規定區域，劃歸北韓軍隊駐紮，並在將來適當時期併入朝鮮。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共又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莫斯科協定》。該“協定”的主要條款，一是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境內礦產的權力。二是蘇聯有權在中國東北和新疆駐紮軍隊。三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應依靠蘇聯軍隊作戰。四是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於中國。五是如果歐洲爆發包括蘇聯在內的戰爭，中共應派遣遠征軍十萬人及勞工二百萬人支援蘇聯參戰。

　　中共因此而獲得了二次大戰中美國援助蘇聯的、價值三十四億美元的武器，獲得了飛機、大炮、坦克，裝備了十一個現代化的師，訓練了三十萬原漢奸軍隊，甚至使得部分蘇聯紅軍成為中共人民解放戰爭的“指揮官”，直至成為中共解放軍的空軍和坦克兵。

　　所以，中共絕不是以“小米加步槍”便打敗了國民黨，而是以現代化的軍事力量，並在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下和蘇聯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內戰。

　　第五個手段，中共靠的是二十餘年實行“挖心戰術”所獲得的重大成就，才打敗了國民黨。

　　中共建黨後曾四度打入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兩度公開兩度隱蔽。第一度是在蘇俄命令和指使下直接加入中國國民黨，公開參加廣州國民政府，竊據了國民黨和廣東革命政府許多高級職位，把持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大部分各級地方組織。

　　第二度是在國民黨清黨和蘇俄在中國直接領導的共產革命失敗後，中共曾利用一度打入國民黨所留下的關係和影響，打進甚至掌握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一些要害部門，尤其是特工部門，不僅為共產黨屢建奇勳，諸如策劃西安事變等等，更為後來深深地埋藏下了一批“有用之才”。

　　第三度是在抗戰時期，中共重新開始合法地進入各級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布下了重重關係，用毛澤東對重慶地下工作的指示來說，就是“隱蔽精幹和長期埋伏”。中共本期對國民黨的挖心極為重要，猶如第一期一樣，是在合法的幌子下，更在中共因不抗戰而能夠長期全力以赴的情形下進行的，所以才為後來中共發動內戰和打贏這一場內戰，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布下了“天羅地網”，暗結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大家都知道，中共有一部電影的名字就叫做“看不見的戰線”。

　　第四度是在中共所謂的“解放戰爭”時期。由於中共於前三度已經在敵人內部建立了一條極其深入的“看不見的戰線”，這一條戰線，既能直達蔣介石身邊，如擔任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了國民政府調動軍隊大權的中共地下黨劉斐中將。所以，當國軍連自己還不知道要被調動時，延安就已經得到了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了“必勝”的作戰計劃。所以，“解放”後，毛澤東才會表揚劉斐是解放戰爭的真正功臣。又如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輝，因能將胡宗南大軍決策進攻延安的計劃，準確地通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所以，胡宗南打進延安時，所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為此，周恩來曾經欣然地說道：“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保密局長的楊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紀念李克農誕生九十周年”的文章時，曾坦白地承認：“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順利，我情工人員深入到國民黨的機密決策指揮層內，及時準確地供給了黨中央和軍委及各地區戰略性及動向性的重要軍事情報，為黨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戰局，制定解放戰爭的戰略方針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使我軍在解放戰爭中對敵人的主要情況瞭如指掌，始終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

　　這一條“看不見的戰線”，如我剛才所說，因它早在抗戰時期，甚至更早，就已經被不抗戰而有充分時間從事“挖心”的中共將它布置妥貼，所以，當中華民國政府在內戰中一旦陷於窘境時，國民革命軍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軍事勢力，也就是哪些曾朝附夕叛的地方封建軍閥們，就叛變的叛變，反戈的反戈，“起義”的“起義”，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臨極而生變，實際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時機罷了。中國大陸出版的《國民黨起義將領》一書，就把中共如何長期勾結這些殘餘封建勢力的行經描寫得栩栩如生。

　　當然，中共打贏內戰和打贏國民黨，還有一些其它的因素，有的，屬於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自身的一些原因，我已經在前面講過了；有的，則為毛澤東和中共打內戰的智慧和才幹所決定，對此，中共及其御用的歷史學家們，甚至是御用的文人們，也都是肯定的肯定，歌頌的歌頌，早已是不亦樂乎，自然也就用不着我來湊熱鬧；有的，自然是來自人民和中國知識份子自身的原因，我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也已經作了詳細的論述。這裡，也就不再多說了。但我只想再多說一句的就是：各位華僑和留學生朋友們，雖然中共就是這樣地打贏了內戰，打贏了國民黨；但打贏了國民黨和內戰的中共，又給我們的民族、國家和人民帶來了一個怎樣的命運呢？這，雖然也無需我再講下去，但，卻又最應該是由我們所有中國人都來加以沉痛反思和深刻認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