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網  作者：長河紅陽

本文為作者所寫文章《抗美援朝留給中國的戰爭紅利》第一部分，重點反駁沈志華關於朝鮮戰爭初期中國未能及時退兵，從而耽誤了新中國及早被西方承認、及早進入聯合國的觀點。後續部分繼續談朝鮮戰爭中的“和談”問題，其最終停戰的真實原因和後續影響，指出新中國繞開美國的“承認”而取得大國地位和聯合國合法席位，正是抗美援朝帶來的戰爭紅利。後續兩部分將陸續刊出。】

　　中國是大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也是“五常”之一，但是，在新中國的合法席位未曾恢復之前，台灣島上的那個偽政權只是屍居其位，起不到任何“五常”的作用，也根本發揮不出一個大國該有的作用。中國作為大國發揮聯合國“五常”的作用的時間該從抗美援朝後算起。對此，史跡昭彰斑斑可考，本文於此立論。但是，就是有“專業人士”罔顧史實不肯秉公持論，誣指：因為抗美援朝時，沒在1950年底1951年初這段時間退兵，接受聯合國提案與美國媾和，而是繼續打下去，結果導致新中國在國際上被動孤立，耽誤了新中國重返聯合國。所以，本文立論之前，先要駁論。　

美國人的“善意”

　　這個誣指在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45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第3版)上寫着：

　　【中國未能及時收兵(筆者按：第二次戰役期間，印度等“十三國提案”提出之後)的另一個後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國際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鮮戰爭爆發前，關於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已經出現了有利於新中國的趨向，特別是與印度建交和與英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情況，對聯合國其他成員國頗有影響，以致艾奇遜也不得不通知美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奧斯汀，如果在聯合國接受新中國代表席位的問題上投票時美國是唯一的反對票，那麼美國代表要求重新投票和投棄權票，而不使用否決權。】

　　看，這段話說了，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在中國的聯合國的席位恢復上，就是很有些“善意”的：“不使用否決權”。

　　其依據的資料出處在這裡——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ustin,January5,1950,FRUS,1950,Vol.2,The United Nations;The Western Hemisphere,Washington D.C.:GPO,1976,pp.186-187

　　粗略翻譯一下就是：《國務卿致奧斯汀》，1950年1月5日，《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1950年，第二卷，聯合國卷;《西半球》，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政府印刷局，1976年，186-187頁

　　也就是說，被沈志華氏徵引的，沈氏認為能夠證明“朝鮮戰爭爆發前，關於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已經出現了有利於新中國的趨向”的證據中，一個很要害的證據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1950年1月5日向美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奧斯汀發出的“通知”。

　　這個1950年1月5日在我看來，是很有些面熟的，查考書籍得知，也就在這一天的上午，艾奇遜的大boss——杜魯門就台灣問題發表講話：

　　【美國對福摩薩(台灣)和中國其他任何領土沒有掠奪意向。美國目前無意在福摩薩(台灣)獲取特別權利和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無意使用武裝力量干預現在局勢。美國政府將不遵循足以使之捲入中國內爭的方針。同樣，美國政府將不向福摩薩(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建議。在美國政府看來，福摩薩(台灣)的資源足以使他們得到他們認為保衛該島所必需的物資。】

　　杜魯門的字面意思，台灣我們不管了，中共任取之。

　　這是典型的“一個聲音說話”的範例——總統對台灣問題釋放善意，艾奇遜就在新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上做些“鬆動”的交代——“不使用否決權”。這也算“善意”吧?尤其是美國對台灣的處置，對比朝戰爆發後到現在的境況——很有“善意”。

　　不過又根據我從別的書籍中所知，這樣的“善意”是有背景的——當時的開國領袖毛澤東正率領中代表團在蘇聯和斯大林談判，要以一個新的、平等的中蘇條約，取代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簽訂的那個不平等的中蘇條約。新條約與舊條約的不同之處就在於要結束蘇聯在我國東北攫取的前沙俄利益，收回我們的主權。我們這樣的立場和要求一開始被斯大林拒絕，在談判桌上顧左右而言他。而毛澤東也以在住所“睡大覺”和他“冷戰”。這樣的“冷戰”被美國人偵知，所以，美國人不失時機地“搖橄欖枝”，釋放在台灣問題上的“善意”。換言之，拉攏中國，使之與蘇聯對立、敵視。

　　這就是沈氏徵引的艾奇遜的“證據”的國際關係背景。艾奇遜在恢復新中國席位上的“交代”與杜魯門在台灣問題上的“善意”，乃是一個事情不可分割的兩面。全都是離間中蘇關係的一種策略。如果杜魯門在“台灣”的“善意”有了更改，那麼，艾奇遜在新中國的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上的立場馬上也會跟着大變。

　　那麼，新中國有必要、應該積極迎合美國的“善意”麼?當然不能!因為這是一種糊弄人的手段：

　　首先，解放戰爭時期未起時，美國動用空軍和海軍力量為蔣記民國從大西南運送兵力到曾經的淪陷區去“摘桃子”，出力多多;而且解放戰爭中，解放軍被美式裝備殺傷多多，兩國之間這樣的裂痕美國人沒有個交代。

　　再次，美國以承認新中國為索取天價的奇貨，要求新中國政府內必須重用、安置美國人認可的“民主人士”——美國利益的代言人和執行監督者，這樣的索價，新中國絕對不能接受!所以，絕不能迎合美國的“善意”。美國要求在新中國政府安置它認可的“民主人士”，有如下材料證明：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南京，5月13日，擔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的黃華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接觸，他向美國駐華大使轉達中共中央的要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繫”，但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強調：“必須舊政府倒了，新政府成立，要求建立外交關係，才有承認的可能。”中共中央要求：美國“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但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暗示，美國承認要視新中國政府能否廣泛吸收‘民主分子’參加”。】

　　那麼，美國駐華大使口中的這個“民主分子”是什麼樣的人?或者說什麼樣的人，才是美國人法眼中的“民主分子”?因為司徒雷登是在暗示，所以還真不好猜想這些個“民主分子”是哪些人，不過，有個旁證可以窺見一二。1948年12月4日，中共香港新華分社報告：

　　【“美國《芝加哥日報》記者雷文和聲稱，美國國務院目前之工作中心在於如何在中國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一個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的力量。”】

　　美國國務院所謂的“中國新的聯合政府”中必然應該有中共之外的政治勢力，而美國國務院要努力地在這個“聯合政府中造成一個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的力量。”這一點，和司徒雷登的話語可以相互印證——中共政權內必須有要有一股美國國務院“造成”的，為美國利益代言的政治勢力!美國要通過這股“反對派”勢力插手中國內政!

　　一個國家的政權里怎麼可能有為外國利益出力的代言人!?

　　除此而外，與美國“交好”，中國還必須付出其他的代價，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開出的這樣的赤裸裸的無恥對價：

　　【我們認為國務院應當仔細斟酌以發布這樣一個聲明：如果共產黨繼續漠視國際法和國際義務的話，美國也將在所統治或控制的領土上不考慮向中共當局或效忠於他們的中國人提供由國際法和國際義務所授予的權利。鑑於目前美國在中國的利益無疑遠遠地大於中國共產黨在美國的利益，這樣做當然是對我們更有利的。……要而言之，美國的立場是，在獲得西方承認之前，中共必須承擔必要的‘國際義務’。在1949年和1950年初，條件擴展到包括遵守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定立的條約。】

　　看，為了獲得美國的外交承認，新中國必須再做清政府，再做民國政府，再把上述兩個軟骨政權需要履行的“國際義務”——不平等條約繼續履行下去。以上兩點就是要獲得美國外交承認必須要付出的天量對價!而美國人在台灣問題和聯合國席位問題上對中國釋放“善意”，是有這些前提在的，其計劃就是讓中國倒向自己，利用強迫新中國承認的各種不平等條約里的條款攫取更大的利益。“放棄”台灣、釋放“善意”，有這樣更深的卑鄙目的!那麼，這樣的外交“承認”是平等的麼?是善意的麼?

　　當然不是!

　　如果中國對這種強盜的要求不予理睬，美國就絕不會承認共產黨中國，那麼在台灣問題上的“善意”馬上就會轉為敵意，那麼，作為一個事情的兩面，美國在新中國在聯合國席位上立場馬上就會180度大轉向，所謂“關於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已經出現了有利於新中國的趨向”也會改變。

　　一切都要看新中國是否出賣海量的國家/民族利益!那麼，中國應該迎合這樣的“善意”嗎?!

　　揆諸史實，美國無論是杜魯門的“台灣善意”，還是艾奇遜的“聯合國席位鬆動”都是糊弄人的瞎扯淡，思維正常的人都看得出來。

　　而且，艾奇遜在1950年1月5日一對一地下達的這份“通知”——從英文標題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ustin看，更確切地說，應該是艾奇遜對美國代表奧斯丁的“致信”或“致電”——是否在1950年初就完整無缺準確地傳達給了新中國政府，也是很可以懷疑的。從前面沈志華引用的英文資料出處看，那是在1976年由美國政府印刷局出版的檔案中披露的。如果這樣的“善意”在當時沒有被傳達給新中國政府，那麼，可以認為這份“善意”在當時還只是一份秘密文件。毋寧說這是事後有選擇地製造出來的“歷史”。記錄該“通知”的《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FRU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或譯為《美國外交文件》)，實際是由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局特設的編輯部門——“歷史學家處”負責編輯、由美國政府出版局出版發行的官方外交檔案，其文件選擇本身就有很強的政治性，是為美國的統治集團服務，根據政治、外交鬥爭的需要而決定的。事件發生時的真實檔案，往往在出版時被有意刪減裁切，以掩飾真相，利於美國對外宣傳。

　　例如，1953年在美國中情局支持下，伊朗發生了推翻摩薩台政府的政變。而1989年出版的《文件集》1952-1954年伊朗卷中就“撤消了那些提到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的文件”，“顯然是要給人以印象，那次政變是伊朗人民的意願，而沒有美國的插手。但一些前政府官員卻清楚地指明美國當時是起了作用的”。(見：《美國對外關係文件集》與中美關係史的研究，《民國檔案》1993年第3期，114頁)

　　此外，文件的編排、取捨，還直接受國務院官員的干涉，以便於利用精心編纂的“歷史”來干預當下的外交選擇。例如50年代初，為了尋找“丟失中國”的責任，推行共和黨的對華強硬主張，國務卿杜勒斯直接插手《文件集》的編輯，在歷史學家處成立了兩個特別小組，分別編輯戰時高層會議文件和1942-1949年中美關係的文件。於是兩年內就有14卷中國專卷或有關中國問題的卷宗編成待印。其中1942年中國卷的出版更是根據對該時期中美關係問題感興趣的參議員和1954年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財政報告決定的(同上)。該卷1956年即告出版，可以說緊緊配合當時的右翼排華反共政策。

　　總之，這一披露1950年初美國部分官員對華“善意”的文件集，本身就是美國政治鬥爭和對外宣傳的產物。以美國人事後製造的“歷史真相”，再加上其他一些資料，經過一番自以為聰明的推演，來指責當時中國的領導人失策，這種荒謬手法是沈志華等人慣用的。

　　進一步看，艾奇遜的“善意”中明確的說——“如果在聯合國接受新中國代表席位的問題上投票時美國是唯一的反對票，那麼美國代表要求重新投票和投棄權票。”

　　既然聯合國的其他成員表示了接受中國的意願，你美國為什麼要“要求重新投票”?別國的話那麼不值錢?別國的投票那麼沒分量?這樣的“要求”比檯面上的“反對票”、“否決權”更霸道，更不把別人放在眼裡，相當於整個遊戲規則都它一家說了算!

　　可以認為，沈志華氏所理解的被中國領導人錯過了的美國“善意”，加上了艾奇遜的限制之後，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抗美援朝耽誤了解放台灣？

　　回過頭再說杜魯門——杜魯門關於台灣的講話的圖謀是什麼，我們的開國領袖當然看得懂，他親自撰文，強調：“加強中蘇兩國的友好和合作，此外不會有別的的結果。”這篇文章發表在1950年1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

　　杜魯門在台灣問題上的“善意”斯大林當然也看得懂，所以儘管無奈，但是出於對中國倒向美國的憂慮，所以，他重啟中蘇談判。新的、相對平等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是談判的結果。此前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都要歸還。

　　然而，這樣的結果卻不是美國的願望，所以，在離間惡化中蘇關係不成的情況下，美國人首先在台灣問題上就按自己的本意出牌了。當然，作為美國總統，不可能在言論上馬上出爾反爾，但是，它手下的狗腿子們卻要“童言無忌”了：1月26日，好戰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作出決定，早先制定的一項應急計劃直到1951年仍舊有效。這個應急計劃大概意思——一旦發生戰爭，不讓俄國人得到台灣。這裡所指的“俄國人”除了蘇聯外，還包括倒向蘇聯的新中國。稍後的3月，美國防部長約翰遜要求參聯會寫一份“防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的報告。這個參聯會拿出了一份“備忘錄”，其中說：

　　【參謀長聯席會議堅信，只有最終在中國取得勝利，美國才能實現其在亞洲的目的】。

　　這個“最終在中國取得勝利”，當然是指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包括台灣。這個“備忘錄”還有這樣的內容：

　　【只有迅速地繼續採取措施，才能解決在東南亞所面臨的問題;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已經恢復了活力，顯著提高了效能，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這個利用國民黨軍隊的說法，就是公開插手中國內爭，支援台灣偽政權抗拒中國統一的變相說法。當然也是後來麥克·阿瑟在朝鮮敗績連連之後，屢次叫囂動用國民黨軍隊登陸朝鮮半島參戰的根據。有了參聯會的這個意見，美國防部部長約翰遜在2月21日、5月6日兩次就同一問題問訊艾奇遜:

　　【總統1月5日聲明是否意味着停止以1948年《援華法》軍援部分的剩餘款項向台灣提供軍火?】

　　艾奇遜回答：

　　【這1.25億美元中尚存在陸、海、空軍部的餘款是確定地、決無更改地”歸國民黨使用的。】

　　也就是說，美國人對杜魯門1月5日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做了180度的大轉向，美國要堅決地插手台灣問題了，要給國民黨偽政權提供武器對抗大陸了。那麼，所謂的《援華法》中的剩餘軍援有多少?價值1億美元。1950年代的1億美元是個什麼概念?有個數字可作參考：國民黨敗退台灣颳走了中國所有的庫存黃金。新中國發行人民幣的時候，手中根本沒有作為準備金的貴金屬。所以，向蘇聯舉債3億美元的白銀作為準備金髮行人民幣。由此可以想見美國為台灣提供的1億美元軍援是個多大的數字。那麼朝鮮戰爭一爆發美國就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不過是這個舉動的必然延伸。

　　有這樣一種觀點：抗美援朝耽誤了中國解放台灣。但是揆諸於上述史實，我們可以斷定這個說法是沒根據的!美國對中國統一台灣自始自終是報以極強烈的敵意的!在中國政府明確表明外交關係上倒向蘇聯之後，美國就加緊了對台灣為政權的軍事援助。這樣的敵意，與對台灣偽政權的軍事援助是個必然的事實，無論有無朝鮮戰爭，這都是一個必然存在的事實。在朝鮮戰爭爆發後，直接出兵台灣武力阻礙中國統一所用的藉口極其卑劣。

　　以我國當時的軍隊狀況而言，我們沒有解放台灣必需的大量的海空技術兵器。所以，解放台灣幾乎不可能。唯一的可取途徑就是向蘇聯尋求援助。因而建國之初向蘇聯“一邊倒”是必然的。

　　但是一開始斯大林對我國的軍事援助是很有保留的。因為他此前一直對中國的統一非常忌憚。1945年，他與國民黨政權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將外蒙古從中國分裂了出去。據蔣經國回憶，斯大林當時表示，雖然中國當時尚不具備“侵略俄國”的能力，“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斯大林擔心統一後的中國會對蘇聯的安全有威脅，所以在解放戰爭後期，他就要插手中國內政，要求中共配合國民黨的“和談”，要在中國搞南北朝。因此，當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建立新中國之初，斯大林對新中國依然心存疑慮，不可能立即支援新中國武器裝備。 在這樣的情況下，海、空軍裝備極其缺乏的新中國軍隊，想要打贏一場針對現代化的海、空戰役的可能性是極低的，甚至連保證沿海、近海不受敵軍騷擾都有困難。所以，無論有無朝鮮戰爭，我們當時想立即統一台灣，難度都是極大的。此前金門戰役的失敗就證明了這一點。

　　換言之，不能把台灣與大陸的分裂視作是抗美援朝的後果，抗美援朝並沒有耽誤中國解放台灣。相反，正是在抗美援朝中表現出了自己的實力和決心之後，新中國才開始逐漸得到蘇聯的實質性援助。儘管蘇聯對中國的援助過程存在波折，但其作用仍然是巨大的。特別是此後蘇聯援建的包括軍工在內的一系列重工業項目，為新中國工業體系的起步提供了重要幫助。在這基礎上，發展現代化的國防、打造強有力的海軍空軍，為將來解放台灣提供堅實保證，才有了可能。

印度與英國的“善意”會促成和談嗎？

　　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之恢復，與台灣問題是聯動的，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報以敵意千方百計阻撓，那麼，在恢復新中國合法席位上也絕不讓步。

　　說幾句印度：1950年代的印度，看上去還是挺可愛的，通過其駐莫斯科、華盛頓、聯合國的代表以及同美國駐印度的大使接觸，多方申明：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朝鮮衝突之初，印度同英國一道“調停”，英國主要負責美國一邊，印度主要負責中國一邊。

　　但是，我們切不可把印度看成是友好的“天使”。印度在剛立國之初，一方面希望通過介入一些國際衝突，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展現其“大國”作用;另一方面，印度對中國的“善意”很大程度是受英國的影響。作為英國曾經的殖民地，印度在剛立國時，想在國際關係中有大的”聲音響度“，沒有曾經的宗主國英國的幫襯是不可能的。所以，印度在對外關係上也必須為英國馬首是瞻。老英國向來世故圓滑，那句鼎鼎有名的外交格言“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就是從英國人那裡來的。為了香港不被新中國拿下，英國在1950年1月6日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大國。那麼印度緊隨英國對中國釋放些“善意”，勢所必然。

　　當然還有一個因素，二戰之後的英國，國勢衰頹，已經無力再像以前駕着兵船到處燒殺劫掠了，他只想如何回復國內經濟。可是，朝鮮戰爭開打，美國介入干涉，不可避免地要把他這個盟國拉扯進去。而中國與朝鮮的唇齒相依關係，朝鮮對於中國，好比二戰前英國眼中的西歐“低地國家”。朝鮮內戰有美國的干涉，勢必引來中國的介入，那麼，他該如何做到“刀切豆腐兩面光”?

　　所以，主和，力主中美和談是他的上上選，至於說中美雙方誰在裡頭要吃虧，這個他不考慮，只要兩下里不大打，不長打下去，他就可以安生過日子。然而沈志華在他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裡卻沒說這個背景，只是喋喋不休地說印度和英國為中美之間的和談如何的操心費力，如何對中國一再釋放友好信號，中國如何錯失了這些良機。

　　英國、印度的這些“友好”舉動果真能起作用嗎。實際上，正如前面艾奇遜在給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的“通知”里所表明的，對於聯合國的投票、決議，美國人根本不當回事。英國、印度的和談動議是和美國謀求全球霸權、“防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的目標是相背離的，他們的和談方案不會被美國真正接受。中、美在朝鮮戰爭上的和談能否進行，能否成功，只在於美國謀求稱霸的野心是否被朝鮮半島上的戰局打掉、磨光，打掉了美國的野心，磨光了它的好戰，才有和談的可能。此後把美國人逼到談判桌上的，也不是什麼和事佬的友好倡議，而是“聯合國軍”被中朝軍民打疼了。而在這16國軍隊組成的“聯合國軍”里，“友好”的英國人緊跟美國，所出動兵力居16國第二位。

　　一句話，沒有美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大挫折，沒有曠日持久的戰鬥把美國人的驕虛打掉，就不會有什麼成功的和談!中國也就得不到美國應該的尊重。也就也根本不存在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的可能性!

美國人想要怎樣的“停火”？

　　沈志華氏又說，就算朝戰爆發之後直到第三次戰役結束後，中國“合法席位”恢復的可能性猶存：

　　【甚至中國出兵朝鮮以後，情況都沒有立即惡化。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國首相艾德禮還致信杜魯門指出，英國政府歷來都反對‘由聯合國通過一項譴責中國是侵略者的決議’。然而，當中國表示拒絕聯合國提案後，一切都變了。十三國提案(特別是補充意見)本來是出於對中國的同情立場，聯合國能通過該提案也表明了多數國家對中國的友好態度以及要求和平的願望。中國決策的失誤就在於不僅拒絕這一提案，而且還指責其為美國陰謀，結果傷害了許多國家的感情。1月30日聯大政治委員會即以44票對7票(7票棄權)通過了美國控訴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儘管其中不乏受美國操縱的因素，但大多數國家對中國由同情轉為反感的心態也是明顯的事實。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被長期擱置起來。】

　　在這裡要認真說一下這個“十三國提案”，這可是沈志華氏手中迎風招展的“和平”大旗，站在這杆旗下，沈志華就好像站在道義的珠穆朗瑪峰上指斥這個，貶低那個，那麼，這個“十三國提案”的海拔有多高?

　　這個“十三國提案”的挑頭者是印度，而幕後指揮者是英國。

　　對於“和談”，英國與印度做了分工，如沈志華書中所言，英國主美國方面;印度主中國方面。“和談”目的固然堂皇，求和平。但是，時機選擇在“第二次戰役”之後，美軍潰逃之時。這個時候提出的這個提案搞和談，就有停止追打美軍的客觀效果，就有拉偏手的嫌疑。所以當1950年11月23日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轉達英國期望和談的建議時，這個“和談”理所應當地要被我們的開國總理認為是“美國通用過英國發出的‘政治試探和政治欺騙’”(《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425頁)

　　那麼，美國人這段時間的真實態度是什麼呢。沈志華的書中對此語焉不詳，我們可以從其他資料找線索。

　　這個時候的美國高層被麥克·阿瑟接連的敗報攪得混亂一片，11月28日下午，杜魯門主持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特別會議，會議達成的共識及圍繞的焦點，用時任國防部長馬歇爾將軍的話說，就是“怎樣才能體面地擺脫出來”。然而，卻沒能商量出一個擺脫的辦法。但是，美國的臉面問題要求這個時候必須對公眾有強有力的回應，於是11月30日，杜魯門召開記者會。

　　【杜魯門：正如我們往常一樣，我們將採取任何必要的步驟，以應付軍事局勢。

　　記者：那是不是包括原子彈?

　　杜魯門：包括我們所有的各種武器。

　　記者：總統先生，你說“我們所有的各種武器”，這是不是說正在積極考慮使用原子彈?

　　杜魯門：我們一直在積極考慮使用它，我不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它。它是一種可怕的武器，不應該用來對付無辜的男女老幼，他們和軍事侵略無關，可是原子彈一經使用，這種情況就無法避免。】

　　(《美國外交文件》1950年第7卷，見《抗美援朝戰爭史》第二卷，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頁)

　　這個惡狠狠的回應就是對中朝軍民使用核武器，不管它多麼“可怕”。這樣的毀國滅族級別的武器一經使用，就意味着新的世界大戰要在朝鮮半島上開始。那麼西歐呢?蘇聯的裝甲洪流要是碾壓西歐呢?這是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西歐國家擔心的。

　　對當時朝鮮戰況和美國政情洞若觀火的的美國外交協會的理查德·斯特賓斯這樣評論道：

　　【大部分非共產黨國家似乎對北京恫嚇聯合國和無法無天的行為並不感到憂慮，卻更為擔心美國與共產黨中國的爭執會突然導致全面戰爭的可能性……相當多的代表團似乎認為，約束共產黨中國不如約束美國重要。】

　　這可是明白人說了當時人們都想說的大實話：戰爭能打到什麼程度，與共產黨中國毫無關係。只在於美國是否鐵了心要把戰爭持續下去，以及要怎樣的升級戰爭。是否要打核戰爭，打世界大戰，全看美國怎麼打。戰與和的旋鈕完全在美國人的態度。任何促進雙方和談的努力，都要從美國這裡先做工作!也就是說，無論沈志華念茲在茲的那個“十三國提案”是什麼樣的香餑餑，都要先餵美國人吃才行。

　　彼時的英國，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1950年12月4日，英國首相艾德禮跑去美國扯着杜魯門的袖子大呼：原子彈扔不得!不光不能扔原子彈，而且還要在朝鮮停火，談判解決問題，還要承認北京的共產黨政府，讓這個政權進入聯合國，把台灣交給共產黨。

　　怎麼看英國也像是個天使。但是，我們要知道英國人是不會做賠本買賣的。作為美國陣營里的要緊貨色，它的打算還是為美國考慮的更多：首先，新中國是個敢碰硬、不怕橫的厲害政權;對美國為首的西方沒有政治上的乞求，沒有軍事上的依靠，沒有經濟上的仰人鼻息，此乃“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是也!這樣的政權不可能用強力使之屈服——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英國人在“紫石英號”事件上已有領略，此次他們跟在美國人屁股後面作為“聯合國軍”老二，也嘗到了苦頭。他們更擔心朝鮮戰爭會引起世界大戰，殃及自己;同時會將美國拖入太深，減少其在歐洲的力量投入，使得西歐的安全和利益難保。那麼，迂迴一點，美國給中國若干的政治好處，讓中國對美國有所欲求，對美國有所依靠，那麼，也就有了若干可以抓住中國進行反制的“小辮子”了。

　　兩千多年前，中國第一智者老子在《道德經》裡就說：

　　【將欲歙之，姑張之;將欲弱之，姑強之;將欲廢之，姑舉之;將欲取之，姑與之。】

　　這個“姑欲之術”和英國佬的法子差不多吧?

　　英國法子不錯，也要看美國人是否接受。在杜魯門和英國首相艾德禮的私下交鋒中，對於最恐怖的扔原子彈，杜魯門表示，在這個問題上，英美從來就是夥伴，他在與英國磋商以前不會考慮使用原子彈。但卻拒絕將此表態付諸文字。在幾天后發布的英美會談公報上，也只是說“總統聲明他希望世界局勢永遠不至於有使用原子彈的必要。總統告訴首相說，他也希望把可能改變這種局勢的情況發展隨時通知首相。”還是不放棄使用原子彈，而且判定“局勢”變化和使用原子彈的決定權還是在自己手裡，只是會給英國一點面子“通知”一下。

　　杜魯門的回應顯然不能讓艾德禮滿意，可是作為一個過氣的老帝國，英國作為美國干預歐洲事務的“踏腳石”角色，還是不可替代的，於是馬歇爾、艾奇遜、布雷德利等一班美國高層還是要對艾德禮有一番安撫交底的，其透露的意思就是，儘管面面俱到的兼顧很難，但是，西歐和朝鮮，美國哪一個都不放手、不手鬆，放心。對於共產黨中國，美國絕不退讓半步——不承認這個政權;台灣也不交出，否則中國會得寸進尺。並且表示，美國絕不接受談判，因為現在軍事上對美國不利，所以美國只接受停火。停火能讓美國擺脫這個不利的局面。

　　美國最終要做什麼，國務卿艾奇遜來了這麼一句狠話：

　　【我們可以在朝鮮打下去，能打多久就打多久，盡我們一切，懲罰敵人。那時，我們的談判地位就不會更糟。】

　　這同此前杜魯門總統的“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包括使用原子彈在內的“我們所有的各種武器”是一致的。這實際上就是美國對和談的態度——要什麼“和談”，NO!這場和共產黨中國的戰爭一定要繼續下去，哪怕必須儘早結束在朝鮮戰場這個無底洞的無謂消耗，但是，最後一塊互毆的磚頭也必須由我美國人朝中國人惡狠狠地砸過去，哪怕是動用原子彈!這就是美國人的本意。在這個態度下，無論什麼樣的和談方案到時候都是一個下場——破產!沈志華念茲在茲的“十三國提案”還沒有正式提出的時候，已經被美國人裝進了棺材，只差幾根釘子釘板子了!

　　但是，美國的這些態度在沈志華氏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書中是沒有的，即便其中一些資料來源於沈氏十分熟悉的《美國外交文件》。這一文件集是美國人剪裁過的，沈志華又進一步加以偏向性十分明顯的選擇使用。在他的書裡，有的只是朝鮮戰爭前美國人對中國的“善意”，戰爭爆發前後英國、印度等國致力於“和平”的奔走，以及相比之下，中國外交人員似乎是無情、無理的冷麵回應——對真實歷史掐頭去尾，以美國人事後剪裁的材料為據，不談美國的真實居心，而把美國等國包裝成善類，當然會顯得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和外交人員狂妄自大又無情無理了，當然就能站在事後諸葛亮的“歷史高度”，對前人指指點點，對歷史加以重新推演了。這就是沈志華的春秋筆法，這就是一些人炮製歷史、給開國領導人羅織罪名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