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二月到北京是否太晚沒趕上看“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上的彈痕?
一九九○年二月到北京是否太晚沒趕上看“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上的彈痕?
我不認為太晚。因為一九九○年二月時“人民英雄紀念碑”北面階梯上被坦克撞爛都還沒修復,焚燒垃圾的痕跡還沒消除,浮雕上的彈痕不可能先被修復或將浮雕更換。
你們當然會辯解稱,浮雕有備份,要更換很容易。但你們不能解釋,為啥作為“消耗件”的階梯會沒有備件。當然也許階梯損壞太多,備件不足。但我不認為中共不會預先準備同樣顏色的階梯石塊一整套。就是沒有,有八個月時間到山裡找齊一套也不是難事。消除地面火燒痕跡就更容易了。
最合理的解釋是中共根本不急於修復,或者修復工作被北京工人消極抵制。
所以我認為,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解放軍對紀念碑浮雕開槍損壞浮雕,然後被中共在一九九○年二月前將浮雕用備件更換”與一九九○年二月時我看到紀念碑北面台階損壞未修復,是矛盾的。
所以民主愛好者造謠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解放軍對紀念碑浮雕開槍損壞浮雕”。
再分析一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鎮壓死亡四萬多人”。我認為也是個謊言。開始他們說死亡四萬多(包括挺身而出為學生擋刀北京市民),後改稱死亡四萬多“外地學生”。因為如果北京市民死亡四萬多,只有兩百來“天安門母親”,不太可能吧。北京市民不至於這麼“沒種”,家裡被打死人了,只有兩百多人敢出來與中共鬥爭吧。
民主愛好者以為說成“外地學生”(牠們說北京學生預先聽到情報避開了)就無法查證了。可笑。記得當年中國一年大學招生約50萬人(1977年-2014年參加高考人數、錄取人數及錄取率)。四年共有在校大學生200萬人。忽略中國大學集中在北京這個事實,假設中國大學生在中國各省平均分布,4/200為2%。就是說一百個大學生得死兩人。華南工學院計算機系有學生400人,得死8人。你見到你身邊死8人了麼?
還有傳說五耳開溜是坐他爸爸指派的軍用運輸機飛到海南島偷渡出境的。如果這個傳說屬實,說明五耳開溜的爸爸早就知道矬鄧表面上“通緝”這些學生,實際上不想捉,只想將他們嚇走。否則五耳開溜的爸爸應當跟着五耳開溜一齊逃走而不是回去繼續領中共給的退休金(為反革命犯提供出逃交通工具,反革命包庇罪)。牠明顯知道回去沒任何危險!而且當時的通緝令上沒有懸賞花紅。中共第一次懸賞是通緝東北二王(王琮芳王琮緯兄弟),在八九年之前將近十年,中共要真想捉這些學生,應當提供花紅。二王的父母,只給了二王一隻手錶作為路費,都按包庇罪判了刑。如果追究起來,五耳的爸爸不判死刑也得無期。他還是軍人,懲罰只會更重。
王丹五耳柴姐這些人,絕對不是“阿貓阿狗”的孩子(來學漢語的美國朋友,“阿貓阿狗”是英語裡是NOBODY的意思。比如劉邦的爸爸媽媽沒有名字,後人寫的《歷史》書叫他們劉老頭劉老太,當時的人可能叫他們劉阿貓、王阿狗。劉邦的名字也不叫阿邦,而叫老三,也是沒名字的)。
丁子霖的兒子叫“講廉潔”吧?毛主席早就有《漁家傲》詞說“齊聲喚,街頭斃了講廉潔”。
放下個人恩怨來討論歷史事件,六四鎮壓就是“三家分晉”。學生就是知伯瑤那樣阻礙歷史前進的“反革命”。矬鄧沒將學生的腦殼漆了做成尿壺(溺器),太文明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將來矬鄧“冚家鏟”完全是因為手太軟。劉邦屠城幾百座,周武王搞得“血流漂櫓”(流血很多,將地上的盾牌都浮了起來,誇張說法)反而得到美名“仁者無敵”。
文科傻妞幹不了造謠這種技術活。
你們會說,《人民日報》怎麼不為中共辯誣?沒啥奇怪的,中共幹了虧心事,希望大家快點忘記,所以《人民日報》不會與你們在“六四死亡人數”方面糾纏。
小啊小餓狼,扔了書包去廣場,不怕太陽曬不怕屁股燙。只怕丘八不開槍啊,回到學校要考附加題。
0。群眾應當怎樣投票才能夠在選舉中取得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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