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追蹤中國空軍殲六戰機服役史(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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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17日 17:26 《國際展望》雜誌

《國際展望》第525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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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重要國防科技反思系列之一再見，老六

　　深度追蹤中國空軍最後一種有實戰戰績的功勳戰機的服役史

第525期目錄
　　在西方全面技術封鎖和禁運下，在整個國家實力和航空工業基礎全面落後於世界的形勢下，新中國領導人高瞻遠矚，利用蘇聯的技術援助，採取“克隆”仿製的捷徑，迅速趕上世界空軍的發展步伐。殲-6的問世，使中國主戰飛機的性能與美、蘇等國的差距縮短為8年左右，而與其他歐洲國家處於同一水平線上。但是，在殲-6這塊里程碑後，中國空軍再沒有走出多遠。

　　殲-6已經“蓋棺”，但尚未“論定”。對它的功過評述不是筆者能夠擔負的使命，充其量只能代表個人觀點，淺議一二。

　　英國戰略家富勒說：“除非歷史能教給我們如何去展望未來，否則軍事史只是一部人類的血腥浪漫史。”那麼，一部富有騎士色彩的殲-6征戰史，在中國空軍踏上新世紀征程的時候，將“教給我們如何去展望未來”呢？

　　無心插柳的功勳名機

　　到2005年，中國空軍已成立56年，其中與殲-6有關的時間占了80%。殲-6的誕生是中國空軍發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其意義遠比後來擊落幾十架敵機重要得多。應該說，依靠蘇聯的軍事支持，中國空軍在朝鮮戰爭時的裝備性能與美軍基本持平。但朝鮮戰爭結束後不久，美、蘇都研製出了超音速戰鬥機。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全面對峙，國際形勢動盪的年代裡，必須在空軍主戰兵器上迅速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否則就可能在政治性的軍事較量中付出重大代價。

　　殲-6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誕生的。在西方全面技術封鎖和禁運下，在整個國家實力和航空工業基礎全面落後於世界的形勢下，新中國領導人高瞻遠矚，利用蘇聯的技術援助，採取“克隆”仿製的捷徑，迅速趕上世界空軍的發展步伐。殲-6的問世，使中國主戰飛機的性能與美、蘇等國的差距縮短為8年左右，而與其他歐洲國家處於同一水平線上。

　　但在殲-6這塊里程碑後，中國空軍再沒有走出多遠。殲-6長期居於主力位置，就是中國空軍發展建設停滯和失誤的見證。以至於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空軍一直在整體上停留在戰術層次——確切地說是“防空”軍的形態。正是中國空軍頂層設計和發展實踐的失誤，無意中“天降大任於斯人”，將殲-6鍛造成一代功勳名機。

　　難以評價的殲-6

　　殲-6的戰績與國土防空勝利直接聯繫在一起，國土防空的勝利，不是由殲-6和空軍獨自取得的。但作為那個年代中國空軍的主力，殲-6的戰績顯然象徵着新中國已經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空中長城。國土防空勝利的最大歷史意義是：它向世界宣告，在中國軍隊有了在陸地和海洋上大規模驅逐敵人的力量之後，現在也可以獨立捍衛自己的領空。100多年來中國顧此失彼，陸海空疆屢遭入侵的歷史就此完結。

　　在殲-6的身上，展現出了中國空軍部隊優良的軍政素質，特別是飛行員的勇敢犧牲精神。這是朝鮮戰爭的血火錘鍊出來的中國空軍的“軍魂”的延續。從抗美援朝到國土防空，事實一再證明，勇敢——當然是科學許可的範疇內——是可以彌補、抵消技術差距的。不然便無以解釋亞音速殲-5擊落F-4超音速戰鬥機和殲-6在負速度差和極限高度上連續告捷的戰例。

　　透過殲-6在國土防空中的突出表現，也可看出中國空軍在那個年代的總體軍事水準。

　　中國空軍在20世紀60-70年代的防空作戰，是國家在總體上處於和平狀態下的特種作戰。這種戰爭樣式的主要特點是政治性強。即使是一場極小規模的作戰，也常常牽動國家防空體系的全局和國際鬥爭的大局。而且這種作戰範圍廣，形式複雜，空軍必須堅決執行國家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嚴格遵守不示弱、不主動惹事、不出國境、不入公海的作戰政策。可以說，美、蔣空軍對新中國空軍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嚴格而全面的政治“考試”。而新中國空軍在艱苦卓絕的“應試”中，積累了多方面的經驗。

　　但是，放在世界空戰史的大參照系下，從軍事的角度考察，這一時期中國空軍的成就是比較有限的。中國空軍不過是進行了一些零星的戰鬥，而沒有直接參與任何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戰爭。就軍事影響和戰術價值而言，中國的殲-6無法像此前曾經培育了眾多王牌的蘇制米格-15一樣，昂首走入世界空戰史。

　　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科學地看待殲-6取得的那些已超出軍事意義的勝利，我們會看到朝鮮空戰和國土防空中中國空軍的“僥倖”成分：美國從來沒有與中國爆發公開的直接的戰爭。這一“政治掩護”是中國空軍得以和美國空軍進行空中格鬥型對抗的前提。英國空軍戰史專家錢特說：“華盛頓對作戰行動實施非常具體的控制，幾乎無法使盟軍取得任何勝利，特別是嚴重地影響了盟國空中力量的發揮。”中國空軍這一時期個別、零星的空戰勝利，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整個空戰態勢的不對稱：中國方面是集全國空軍之力、以多兵種、大機群嚴陣以待; 而美軍方面則完全沒有有組織的空中作戰行動。要麼是非作戰性質的偵察；要麼為因為迷途誤入的單雙機短時入侵。面對中國空軍有計劃、有組織並有着強大地面引導、保障的大規模作戰行動，美軍分散、孤立，失敗是必然的。不能把這些“局部”的格鬥勝利等同於中國空軍對美國空軍“整體”的勝利。

　　毫無疑問，殲-6和中國空軍國土防空作戰中的巨大歷史功勳是應當銘記的，它鍛造了一個民族英雄主義的新傳奇。但殲-6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事實上充當新中國頭頂上的“鋼盔”，則是中國空軍甚至是中國軍隊巨大的歷史悲劇。我們必須看到：這一時期，由於內憂外患，不僅造成中國政治和經濟上新一輪的閉關鎖國，也使軍事上自朝鮮戰爭後剛剛開始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全面中斷。中國空軍在把美、蔣空中騷擾阻斷的同時，也把世界空軍先進的作戰思想、作戰手段和技術發展，“防”在了中國的空域之外。

　　嚴格地說，中國空軍在朝鮮戰爭中只能算是實習和體驗了一下現代戰爭，而不能算是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空中戰爭。中國空軍只在戰爭後期進行了部分空中格鬥，遂行了2次小規模空中轟炸，對5次戰役的直接軍事貢獻幾乎為零。直到戰爭結束，志願軍的步坦協同已經進行得相當熟練，但在二戰中就廣泛應用於各強國軍隊中的空地協同進攻，則一次也沒有。可以說，朝鮮戰爭時的中國空軍，甚至還沒有達到一戰後期的戰術水平。

　　朝鮮戰爭來得如此突然，壓力如此巨大，以至於中國不得不以應急的態勢參加戰爭，國土防空作戰的接踵而至，又客觀上促使這一思維慣性以更大的動力牽引着中國空軍，沿着錯誤的建設方向“加力”前進。中國軍隊有着悠久的地面作戰的歷史傳統，但對於完全舶來品的空軍卻相當陌生。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以地面戰略的習慣性思維指導空軍建設和作戰。加之深受蘇聯軍事思想的影響——蘇聯是反對和批判杜黑學說的，那個年代的中國沒有誰去研究杜黑和制空權，思考合理的空軍兵種、機種構成，提出獨立的空軍理論。

　　越南戰爭是世界軍事史上一場由機械化戰爭向信息化戰爭轉型的揭幕之戰，具有轉折性的意義和多方面的啟示，一如後來震驚世界的海灣戰爭。中國國土防空作戰的後期，空軍事實上是以戰略威懾和局部參與的方式介入了越南戰爭。由中國空軍權威理論專家1998年編撰的《世界空軍史》這樣評價越南戰爭對空軍建設的啟示：“越南戰爭中的空中作戰……較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戰後初期(指朝鮮戰爭——作者注)的空中作戰，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必須高度重視運用空軍，把空軍作為常規戰爭中的主要打擊力量。越南戰場的實戰情況表明，現代空中力量以它特有的高速機動能力，遠程續航能力和猛烈攻擊能力等優越條件，而成為戰爭中的一把利劍……必須高度重視奪取和保持制空權的鬥爭……必須不斷更新和改進航空武器裝備……必須重視實施合同作戰……必須高度重視電子戰在戰爭中的地位……必須不斷完善指揮控制系統……”

　　即便是從知己知彼的戰略常識出發，中國也該密切關注近在咫尺的美國軍隊作戰思想和作戰手段的巨變。但埋頭於文革內亂，被政治狂潮淹沒的中國空軍幾乎沒有意識到那些“啟示”中的任何一點。就空戰建設的頂層設計而言，中國空軍仍然是沿着朝鮮戰爭中空中格鬥的思維，繼續關注殲擊機；而美國和蘇聯卻從越南戰爭中看到戰略轟炸機和巡航導彈的價值——這是建設戰略空軍的物質基礎。事實上，朝鮮戰爭後，中美空軍都進行了急劇的擴張，但彼此的重點卻完全不同。到1957年，美國戰略空軍部隊由100架飛機增至3000架；而中國空軍始終只重視殲擊機。1954年中國空軍擁有28個航空兵師(殲擊機師18個)；到1971年發展到50個航空兵師，殲擊機師達到35個。美蘇(俄)至今已發展了三代戰略轟炸機，但中國在1964年仿製成功轟-6後，40多年中再未有任何發展。進攻性戰機停滯的背後是進攻意識的缺失，也是對空軍本質認知能力的低下。

　　此時的中國空軍就像一架發動機突然停車的飛機，落在後面，直到幾十年後才“重新開車”成功。

　　對“防”字的過分強調，導致中國空軍在一些戰術的運用上也格外的“拘束”和保守。國民黨空軍的偵察機和戰鬥機幾十年的時間裡一再騷擾大陸，但大陸的戰機卻一次也沒有去“騷擾”過台灣。杜黑極力反對空戰，主張奪取制空權要靠空中進攻，力爭把敵方的的飛機消滅在機場上和工廠里。他的形象比喻是，與消滅空中的飛鳥相比，搗毀鳥巢和鳥蛋的辦法更有效。但中國空軍卻反其道而行之。筆者至今仍不明白：與其苦思冥想如何攔截國民黨的各式偵察機，為什麼不派戰機一舉將其摧毀在台灣的機場上？新中國空軍是有着這樣的裝備和實力的，只是沒有進攻性的理論和作戰意識而已。

　　中美雙方對空軍作用的認識和理解，從越南戰爭期間兩國投入的空軍裝備和使用的方式也能清晰地看出來：中國主要投入的是殲-6(前期和後期有部分殲-5和殲-7)，進行的是防空格鬥型的空戰。而美國一改朝鮮戰爭以傳統陸戰為主的戰法，集中空軍、海軍、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航空部隊，使用各型飛機遂行戰役或戰鬥。戰爭後期，美國幾乎將空襲作為一種政治手段，“以炸迫和”。

　　從宏觀的、總體的戰略角度對比一下，中美兩國空軍在同時代對空軍作用的認識和整體使用，我們作何感想？讓我們於那些戲劇性的場面和富於傳奇色彩的故事之外，作一回全景式的觀察和思考，我們會發現什麼呢？

　　毛澤東說：如果美國在越南被打敗，那就意味着它將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打敗。然而，一向料事如神的毛澤東這回沒有說對。美國在越南失敗之後，軍事上就再也沒有失敗過。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美國從越南的撤軍是“鐵幕政策”的失敗；從軍事的角度看，越南戰爭只是美國空軍新型武器和新型戰略戰術的試驗場。相比於某型飛機性能的提高，美國的這種“實驗”對人類戰爭史的影響是顛覆性的。

　　很顯然，美國沒有把與中國進行的那些零星的小空戰當回事，更沒有把中國的主力戰機殲-6當成主要對手。但中國仍然對那些單機機炮格鬥式的勝利，塗以政治的色彩，大力宣揚。接替劉亞樓擔任空軍司令員的原空軍政委吳法憲更帶頭喊出“殲-6萬歲”，“殲-6打遍天下”的口號。這種刻舟求劍式的思維像繭殼一樣把中國空軍封閉起來。一個大國的空軍司令，不是出於對國家責任感去關心本軍種的戰略發展，卻像一個無知幼兒為一種過時戰機喊出這樣天真的口號，綜觀世界空軍史，無出其右者。“文革”對中國空軍發展的摧殘和貽誤無以復加，其相當大的部分，是通過吳法憲當司令期間得以具體“實施”的。重政治，輕軍事，忽視理論的風氣瀰漫並長期毒害空軍。只不過那個年代的中國沒有遭遇大戰，所以，吳法憲等人對空軍的戕害和貽誤才沒有表現出來而已。

　　中國空軍與世界空軍的差距是在殲-6服役的時候縮短的，但也是從殲-6擔當中國空軍主力戰鬥機的時候拉開的。殲-6的原型米格-19，在蘇聯很快就被米格-21取代了。但中國卻在殲-6上傾注了太多的精力，這是重大的戰略失策。當美國空軍根據越南戰爭的經驗教訓，大力研製各種新類別的軍用飛機時，中國空軍殲-6家族近親繁殖般的改型也在忙碌地進行着。直到1986年，殲-6才完全停止生產。20多年中，殲-6的生產數量超過4000架。由殲-6還衍生出了強-5和殲-12。強-5是中國空軍目前唯一的強擊機，已服役40餘年且尚未被取代。在特殊年代，強-5一度被作為氫彈載機，和轟-6一起成為中國空基核平台；而殲-12的研製則以失敗告終。

　　我想多說幾句殲-12。殲-12是中國航空工業擺脫仿製，第一種完全依靠本國技術力量研製的小型噴氣戰鬥機，為後來中國獨立研製戰鬥機奠定了基礎。但殲-12的研製仍然是中國軍方對於空軍發展方向認識偏差的延伸。“小殲”的研製計劃是吳法憲等人鼓吹“開展空中游擊戰”思想和“殲-6崇拜”的直接產物。殲-12的確做到了小、輕、靈，但重量輕體積小恰恰也是它的致命弱點。由於重量限制，加上其機頭進氣布局，殲-12的電子設備被大幅壓縮，沒有機載雷達，無法進行視距外和複雜氣象條件下的作戰。這幾乎直接導致殲-12最後胎死腹中。

　　80年代初，設計師曾向海軍航空兵提出以殲-12擔當“島載機”：利用其短距起降的特點，改進後放到國防邊疆的島嶼上，承擔大陸基地殲擊機航程不足而無法擔當的國土防空任務。到90年代初，國內論證發展艦載機，設計師又極力推薦殲-12改型方案。進入“九五”規劃以後，設計師又提出以F-22為作戰目標的新型空優殲擊機設計藍圖，但此方案依然無法解決小機體與多設備、多航油的矛盾，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從殲-6的眾多改型和殲-12的夭折，能看出中國空軍的另一個失誤：忽視電子技術的應用。

　　越南戰爭中革命性的精確制導武器出現，在它的背後，是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現代戰爭指揮自動化系統即C4I的出現(C4I是指揮、控制、通信和情報4個英文單詞的字頭縮寫——作者注)。C4I的核心是各種偵察衛星和大型計算機系統。在這個系統的支持下，預警機擔負空中指揮，空中進攻集群化。每次行動，必有預警機協調行動，空中掩護群、電子對抗群、空中保障群、突防壓制群、攻擊轟炸群同時升空，各司其職。所有這一切，都在說明一個事實：戰術合同化，指揮自動化，武器精確化的現代空軍生成了。它已經有了獨立遂行空中戰役甚至空中戰爭的基本能力。空中作戰從此成為體系對體系的對抗，平台對平台的對抗成為歷史......詳情請參閱本刊2005第19期，總第525期封面故事 本刊特約撰述 戴 旭 空軍中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