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這篇文章幾個目的， 第一，有人說林育英回國帶着斯大林的命令讓毛澤東獲得了絕對權力， 這篇文章並沒有論述這個問題， 但是從側面可以看到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控制都是通過王明博古這些留蘇人員進行的， 不能用命令傳達， 並且控制本身也是欽差自己意志的發揮，並不能真的觀測斯大林的思想。 第二， 延安時期毛澤東對共產黨並沒有絕對權力， 實際上毛澤東掌握權力的方式與張國燾完全不同， 這貨就喜歡辯論。 第三， 設想一下王明那樣有煽動能力， 嘴筆俱佳，又有斯大林的雞毛當令箭， 外加上周恩來，康生，陳雲等流蘇高官捧場，如果不是遇到毛澤東， 奪權是一定的， 比博古要利索的多。

假設聽王明的話，共產黨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共產黨的數萬破槍兵都聽從蔣介石調遣在正面戰場上替蔣介石的防禦陣地填坑補洞， 送給鬼子炮殺一批， 然後再追究失敗責任槍斃一批，餘下的比照新四軍， 永不了兩個月共產黨的軍隊就毛爪不剩了。   那麼，國民黨抗戰能支持八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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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的第二次攪局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三十一）

曹征路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婦等乘坐蘇聯軍用飛機，經迪化和蘭州，途中逗留幾天后，29日到達延安。

　　當時在機場舉行了一個小型歡迎儀式，毛澤東充滿熱情地致歡迎詞：

　　“歡迎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做喜從天降。”

　　同機抵達的還有陳雲、康生、曾山等人，久別重逢，大家都很開心。

　　但王明在回話中，則有些陰陽怪氣：

　　“我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是斯大林同志派來的。我們幾個人都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什麼地方值得歡迎，應當歡迎的是毛澤東同志。”

　　這些莫名其妙的話，有些反客為主的味道，在場的人誰也沒聽懂，但從後來發生的事情看，確實反映出王明複雜紛亂的心境。

　　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時，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已經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

　　首先是1932年12月12日，中蘇兩國恢復外交關係。1932年日本在中國東北扶持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刺激了蘇聯，暫時忘卻了“中東路事件”的不快，蘇聯認為日本的最終目的，是發動對蘇聯的戰爭。

　　1937年“7·7事變”，17日，國民政府駐蘇大使蔣廷黼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利特維諾夫會談，蔣廷黼是想探究蘇方是否願意與國民政府簽署一個“互助條約”，目的是從蘇聯獲得武器裝備和經濟支持。而斯大林那時最需要的，恰是與國民政府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斯大林目的是利用中國牽制日本，保障蘇聯遠東安全。

　　“7·7事變”之前，蘇美曾磋商建立環太平洋共同防禦體系。美國的想法是，防禦體系以英美為主導、日本重點參與，蘇聯可參與的僅限海軍，蘇聯方面自然不能同意。斯大林希望支持中國抗日，牽制日本，使蘇聯影響力在英美環太平洋防禦體系中得以增加。

　　蘇聯與中國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還有經濟利益考慮，體現了蘇聯意欲奪回在中東鐵路上失去的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蘇聯在西線已與納粹德國的矛盾日益增多，戰爭的危險在增加，如果日本又從東面發起攻擊，蘇聯就會兩面受敵，處境危險。

　　為此，斯大林對中共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不太相信“農民領袖”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武裝。而毛澤東提出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又是斯大林最為顧忌的。

　　為避免這種局面，斯大林需要一個“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讓“獨立自主”搞得太離譜。

　　王明回國前，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還特意會見王明，指出：由於中國共產黨力量弱小，所以在統一戰線中，不要刺激國民黨，提出誰占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應當像法國共產黨那樣，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同時，他也還提醒王明說：回去以後要謙遜，要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

　　這些，都反映出當時蘇共對中共的矛盾心態，自然也會影響到這個自以為是的年輕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王明提議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王明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面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的專題報告。王明口口聲聲表示，他所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談語氣咄咄逼人。

　　一些與會者回憶：王明當時儼然是捧着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聖旨似的。

 

　　王明在報告中批評了中共中央洛川會議的方針和政策，他認為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民生問題。他說不能再提改造國民黨政府的口號，他反對關於國民黨內有左、中、右三種勢力的提法，認為只有抗日、親日之分。他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他反對提國共兩黨誰吸引誰的問題，主張共同負責、共同領導。

　　這些意見，顯然與中共中央以往的政治路線有着明顯不同。但由於他代表着“國際”，大多與會者只能表示贊同。毛澤東雖然也作了解釋，但還是明顯地被孤立了。遵義會議以後形成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格局再次受到挑戰，這就是著名的黨內政治風向再次逆轉的“十二月會議”。

　　據《張聞天年譜》記載，在這次會議上“唯有毛澤東作了實質上抵制王明錯誤的發言”。

　　當然，毛澤東的“抵制”也是有限度的。他12月11日在發言中，也承認“抗戰發動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表示統一戰線工作“總的方針要適合團結禦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

　　毛澤東對王明的一些觀點雖然持不同意見，但由於王明的共產國際背景與當時的會議氣氛，也不可能明確提出反對意見，只能作“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

　　會議最後一天，在討論組織問題時，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名單，並在排列上做了手腳。王明自知此舉難免引起猜疑，故一再聲明他決無“奪帥印”之意。

　　據張國燾在回憶錄說：“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只增加了和他一同回國的趙雲（即康生）、陳雲兩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加調整而已，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張聞天卻在那裡一言不發，除了表示贊成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政治主張外，從不對實際問題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談改選書記的問題。”

　　張的回憶有許多情緒化的地方，但對王明的這個記載，還是符合其自身邏輯的。　

　　從天而降的王明是帶着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獲得的榮耀和光環來到延安的。他不只是有中共領導人的身份，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

　　當年在延安學習生活過的人大都對王明印象深刻，他剛從莫斯科回來時很願意出頭露面，曾被稱為口才超群的講演家。他身高不過一米五，在中央領導人中個子最矮，體形卻稍胖。他的皮膚保養得極好，更有一雙深閨女子般的嫩手，使與他握手的工農幹部往往都感到吃驚。

　　袁溥之回憶說：“當時，王明還是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經常口若懸河、譁眾取寵作報告，很能迷惑一些青年。當時，魯迅藝術學院就常有一些學生，從橋兒溝跑很遠的路到女大去聽王明的報告，聽完報告回家天都快亮了，有個別人甚至還叫出王明萬歲來。”

　　他作講演時，手裡總習慣捧着一大摞書，身後的警衛員也抱着一堆書，到講台前就往身邊的桌子上一放。雖然帶許多書來，王明講話時卻又不拿稿子。在那個年代，照本宣讀被認為是低能的表現。

　　他滔滔不絕地講到某個問題時，總要說：“正如列寧同志所說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然後順手拿起旁邊桌上的一本俄文原版的列寧或斯大林著作，迅速地翻到他要引用的一頁，流利地念出一段語錄來。扔下一本，一會兒又抄起另外一本，動作極為熟練。

　　王明這種表演，對於沒有多少文化的工農幹部和一些剛剛參加革命的青年學生來說，很有吸引力，一時對他欽佩不已。可是，急於尋找中國革命戰爭具體方法的人聽了王明的話，卻感覺如墜雲裡霧裡，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

　　所以開展延安整風時，王明照搬洋教條經常當作笑話來舉例，毛澤東說：“人屎可以餵狗，狗屎可以肥田，你們的教條比狗屎還沒有用！”後來出於黨內團結的需要，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刪去了這些話。

　　當然，王明的錯誤不在這些細枝末節上，而是蘇區的悲劇有可能重演，中共付出了十年流血代價得來的經驗教訓有可能再次付之東流。

　　所以毛澤東那段時間壓抑得很，除了去抗大講課，基本上都窩在自己的窯洞裡。他在延安城裡的房子，因為賀子珍的出走，也很久沒回去了。1938年1月，他曾自嘲道：“打從王明回國以後，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後來又說，“軍事問題我在開始研究，但寫文章暫時還不可能。”

　　由於“十二月會議”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解釋各唱各調相互矛盾，使與會的前線指揮員也不得要領，不知如何去貫徹會議精神。彭德懷就有這樣的體會，他越聽越糊塗，感到會議回去不好傳達。

　　按照慣例，毛澤東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可是，這個王明也不得小覷，他帶回的可是“國際精神”。因此，彭德懷在匯報時，只是講了一些華北抗戰情況和堅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在會上，他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而是採取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

　　這次由王明所攪局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

　　正如彭德懷事後回憶說：“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官兵叛變的現象。同時，國民黨對八路軍的發展加以限制，對共產黨的發展也加以限制，國民黨的反動面目更加暴露。”

　　王明、周恩來、林伯渠、博古在漢口（1938年）

　　此後不久，王明到了武漢，把持了中共中央長江局。長江局的委員是項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由於在“十二月會議”上，中共中央並沒有形成決議，王明便自己撰文，擅自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一文，片面強調國共兩黨精誠團結，忽視兩黨之間抗戰路線的區別。他還在中共中央已發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後，又提出另外六大綱領，強調“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

　　1938年2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竟附和國民黨“只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叫囂，指出在軍事上服從國民黨的統一領導，令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大跌眼鏡。

　　為防止王明再生枝節，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漢去。”後來經會議討論，同意王明去武漢，但明確規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再回來。”

　　可王明根本沒有理睬這一規定，他自己也承認：“不願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之所以不願留在延安，說穿了是延安有個名正言順的中央，他的言行總得要受之約束，而在武漢就不一樣了，他是書記，可以天馬行空。

　　3月29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王明得知這一消息後，未經中央同意，再次擅自將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送達國民黨中央黨部，同時也報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在收到這份文件後為了補救，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王明在收到電文後，仍然沒有立即送達國民黨，而是在會議結束後，才給中共中央復電說：

　　“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已閉幕，根據政治局決議原則所寫的提議書已經送達，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與國民黨。希望你們不要再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黨內黨外都會產生不良的政治影響。”

　　其實，正是王明自己這種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的做法，在黨內造成了嚴重分裂。

　　這種把長江局凌駕於中央書記處之上公開分庭抗禮的做法，連當教員的李德都一清二楚，他回憶說：

　　“我們把華中局（即長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實上，以後在華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員會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分工，華中局貫徹的是1937年12 月的決定並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路線，而毛澤東在延安卻採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據我判斷，毛在公開場合雖然表示擁護黨的這條新路線，但在這段時間裡，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卻很少露面。”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的演講。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讓其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上儘快刊登，王明卻藉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中共中央又致電長江局，讓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在晚年的回憶錄中，王明更是表露了當時的心跡：

　　“在延安發表該文後，毛澤東又將此文送往武漢，要求在《新華日報》上刊登。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對這篇文章，因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義務相矛盾。共產黨的政策是，中國人民應當積極同日本侵略者作戰，這一方面是為了保衛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另一方面則藉以阻止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反蘇戰爭，所以，我們決定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一文。”

　　王明回國後的攪局時間不長，影響卻不小。造成這個局面的原因當然不是王明的雄辯，也不是缺少知識缺少經驗教訓，而是黨內高層缺乏道路自信，缺乏獨立自主的意識，那種依附於強勢集團的心理根深蒂固。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曾經一度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反而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出了困境。可是一旦形勢好轉，人們又懶得思考了，說白了就是共產黨還沒有長大，吃的苦頭還不夠多。

　　可是這些話又不方便挑明了說，今天我們常說的左傾路線右傾路線，其實就是共產國際的路線。這種不便明說的尷尬在於，明明知道這是蘇聯的國家利益而不是中共自身的發展需要，還非要硬着頭皮去貫徹。

　　如果說，1934年的中央蘇區不能獨立自主地處理自身事務，是自身弱小的中共必須面對的現實。可是到了1938年已經教訓慘痛的中共還不能識別教條主義，黨內很多人又跟着王明走了，這是何等深刻的悲哀。

　　1938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託，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的情況，並遞交《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在莫斯科，任弼時還單獨向季米特洛夫作了匯報，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情況有所了解，從而消除了很多誤解成見。

　　王稼祥回國後給王明去電，讓他來延安聽取並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並討論六屆六中全會的準備情況。可王明卻給中央回電，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中央委員去武漢或西安，在那裡召開六屆六中全會。他甚至要王稼祥來武漢，向他透露共產國際討論問題的細節和傳達文件內容。中共中央明確拒絕了王明的無理要求，再次讓王稼祥致電王明：

　　“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接到這封措詞強硬的電報後，王明才在公開場合表示已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沒有再興風作浪。

　　這些事實都說明，現代性的成長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次反覆，甚至再來一次痛楚記憶全黨才能驚醒。好在那時抗日的大局仍在，毛澤東在黨內影響力正在擴大。

　　師哲回憶：“毛澤東多次對我說過這樣的話：要得到兄弟黨的幫助，首先要幫助兄弟黨的進步、發展、壯大，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兄弟黨單方面做出犧牲。這樣不僅幫助不了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而王明恰恰是惟斯大林之命是從，領了欽令，往中國問題上套。如果說斯大林對中國許多問題沒弄清楚的話，倒不如說王明從未向斯大林介紹過，解釋過，因為他自己就不清楚。”

　　所以，師哲在開“七大”期間問毛澤東，王明問題的癥結何在時，毛澤東說：“他對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太多了。”

　　毛澤東說的“自己的事”，就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中國的黨不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頭等重要位置，不根據中國的實際思考抗日鬥爭大局，卻去操心“國際”的事，在蘇聯重視自身利益的背景下，其結果必然是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走上右傾投降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