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南京保衛戰時的蔣介石      

　　01　　蔣介石出生在浙江鹽商家庭，其父蔣肇聰在溪口經營鹽鋪，兼及錢莊。

　　蔣肇聰精明能幹，錙銖必較，生意興隆，更兼勢利油滑，慣於下雨潑街，颳風掃地，溪口當地人給他了起了諢號“埠頭黃鱔”，意即此人像黃鱔一樣滑頭，誰也占不了他的便宜。

　　蔣瑞元(即蔣介石，又名志清、中正等)出生時，蔣肇聰已經45歲，近乎老年得子，對蔣介石寵愛有加，結果把他慣得既自私又任性，“瑞元無賴”聞名鄉里。

　　然而好景不長，蔣瑞元8歲那年(1895年)，蔣肇聰去世了，妻子王采玉年僅32歲就開始守寡，一個人帶着兩男兩女艱難度日。禍不單行，不久之後，次女與幼子又相繼去世。

　　由於王采玉嫁蔣肇聰之前，已經歷過一次子夭夫亡的變故，因此街坊之間關於她“克夫克子”風言風語就多了起來，王采玉也只能暗自垂淚。這期間，當地的富戶還與衙門勾結，欺負孤兒寡母，以他們家拖欠“攤賠”為名，把蔣介石拘到縣裡關押，勒令補交之後才釋放。

　　童年、少年的經歷對蔣介石的性格影響很大。一方面，蔣介石繼承了蔣肇聰的算計與投機;另一方面，父亡之後的痛苦，又令蔣介石養成了“自卑-自證”的心理。

　　蔣介石一生都沒有擺脫自卑，一生都想證明自己的“不凡”和“偉大”。

　　02　　1937年11月初，淞滬會戰失敗，日軍占領上海，這意味着南京保衛戰已迫在眉睫，但當時在國民黨高層中，南京是棄是守，意見不一，蔣介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

　　關於要不要守南京，考慮的因素無非是這樣幾條：

　　第一，軍事上的必要性、可能性;

　　第二，政治上的必要性。

　　從軍事的角度來看，守住的南京可能性極低。

　　南京為戰略上的絕地，日軍可以三面合圍，同時憑藉海空力量的絕對優勢，封鎖長江，截斷守軍的補給和退路。

　　此外，國軍在淞滬新敗，損失慘重，軍心沮喪，而日軍卻處於乘勝追擊的狀態，各部隊以“先入關者為王”心態競逐南京，“士氣旺盛，銳不可當”。

　　正因為如此，時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軍委會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白崇禧都曾向蔣介石建議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

　　但從政治的角度看，南京為當時中國的首都，如果未經一戰就輕易放棄，對全國軍民的抗戰決心必然構成重大打擊。並且，“不設防城市”的做法，也不符合中國的軍事、歷史傳統。

　　軍事上不可能，政治上有必要，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合理的做法，應該不以確保南京為目的，而是利用日軍輕狂冒進，各部隊之間缺乏聯繫與協調的弱點，以給日軍的一路或幾路以可能的最大殺傷，同時掩護南京守軍與市民從容疏散與撤退，保存國軍有生力量，為轉入長期抗戰做準備。

　　但蔣介石從一開始就沒有理性地思考、運籌南京保衛戰。儘管南京淪陷不可避免，但敗得如此之慘、如此之快、造成的損失如此之大，卻和蔣介石直接相關。

　　03　　在守不守南京的問題上，蔣介石犯了和淞滬會戰同樣的錯誤，即用投機心理取代軍事上的理性思考，同時把自己的面子放在第一位。

　　什麼是投機呢?投機就是不把勝利的希望放在自己的努力與力量的基礎上，而是寄希望於偶然性和外力。

　　早在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就寄望“國際公理之判斷”而採取“不抵抗政策”，導致東三省迅速淪陷。此後日本覬覦華北，他仍希望依靠保障列強在華聯合統治的《九國公約》來制約日本。

　　當時擔任國民政府軍事顧問的德國法肯豪森將軍曾勸蔣介石：“華盛頓之九國公約，實際早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無人能出而拔刀相助。”這也算是肺腑之言，但蔣介石對一切要他自力更生的建議都聽不進去，他在日記中用相當不以為然的語氣寫道：“解決中倭問題，惟有引起國際注意與各國干涉。”

　　從1937年11月13日到18日，蔣介石在南京連續召開了三次高級軍事會議，從一開始的舉棋不定到最後決定“應當死守”，蔣介石決策變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對國際干涉的幻想。

　　作出固守南京決策時，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尚在進行中，蔣介石認為，南京保衛戰能夠喚起與會國家的同情，美英會根據《九國公約》制裁日本，但最終傳來的消息卻是“美英不介入戰爭”。

　　蔣介石大失所望，但他又把蘇聯當成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曾請到訪的中國實業考察團副團長張沖轉告蔣介石：“在中國抗戰到達生死關頭時，蘇聯當出兵，絕不坐視。”

　　這句承諾，給了蔣介石很大信心。

　　11月30日，蔣介石致電斯大林，希望蘇聯實踐諾言，“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甚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5天以後，斯大林的回電來了：“時機未至，蘇聯不便對日出兵”。

　　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不得不承認殘酷的現實：“對史大林覆電之研究，蘇俄出兵已絕望。”

　　這個時候，南京保衛戰已經打到第五天了。

　　應該說，蘇聯最後還是履行了諾言。1945年8月8日，百萬蘇軍出兵中國東北——只是這個時候，距離南京淪陷已經過去了將近八年。

　　04　　決定守南京，誰來擔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

　　從邏輯上說，既然南京是首都，就應該安排一個具有比較高的軍事威望，能夠指揮嫡系“中央軍”的將領來組織南京保衛戰，比如陳誠、衛立煌、薛岳，甚至何應欽等來擔任衛戍司令長官。

　　但蔣介石卻選了唐生智。

　　唐生智是什麼人呢?他本是湖南的一個地方軍閥，北伐開始後才“加入革命陣營”，擔任第8軍軍長，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唐生智在國民黨新軍閥的混戰中，歷經三次反蔣失敗，早已丟掉了所有“基本部隊”，成了不折不扣的“光杆司令”，從1930年以後就再也沒有指揮過任何部隊，只是擔任一些“軍事參議院院長”、“訓練總監”一類的虛職。

　　並且，唐生智當時身體極差。據白崇禧回憶，在南京11月的天氣中，唐生智身着重裝還瑟瑟發抖，到郊外查看陣地時，一座小山也爬不上去，只能讓白代為查看。

　　顯然，唐生智這樣的狀況絕不是指揮南京保衛戰的合適人選。

　　那麼，蔣介石為什麼又要選擇唐生智呢?

　　這是因為蔣介石意識到南京保衛戰必然失敗，未來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必然要承擔首都淪陷的責任。既然如此，那為什麼不讓這個昔日政敵來頂缸呢?

　　更妙的是，既然唐生智根本指揮不了中央軍，那就只能還讓自己指揮。所以自己既可以實際享有指揮權，又不必承擔丟失南京的直接責任，南京保衛戰的指揮權就像魔術師手中的飛去來器，看似丟出去了，實際上還在手裡，這豈不兩全其美?

　　做為蔣介石的老對手，唐生智未必看不透蔣介石的用心，但問題是，有“唐騾子”之稱的唐生智，受不了蔣介石的激將法。

　　唐生智後來回憶——

　　(上海淪陷後)第二天，蔣又找我去。他說：“我們出去看一看。”到了復廓一帶，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揮的教導總隊的陣地。我回家以後，就要參謀處趕快擬一個城防計劃準備次日親自送給蔣看，並推薦谷正倫、桂永清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羅卓英為總司令。

　　下午，蔣又找我去，對我說：“關於南京的問題，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說：“你怎能夠留下呢?與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唐生智的回憶得到了參加南京保衛戰的教導總隊隊長桂永清的印證，

　　“後來由校長親自到唐生智家裡勸說，唐生智才勉強答應擔任守衛南京總指揮的任務”。在最後表態的會議上，一些參會人員看到唐生智“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座椅上”“一會兒跳下來，馬上又蹲上去”，顯得“不太正常”。

　　顯然，蔣介石這是把可以預見的南京保衛戰失敗的責任，轉到了唐生智身上，唐生智心知肚明，又深知自己指揮不動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故而坐立不安。

　　蔣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發布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開始着手組織司令長官部。但蔣介石自己在此後也一直留在南京，實際指揮南京保衛戰，直至12月7日早晨離開。此後，唐生智才開始算是有了指揮權，這時距離南京淪陷只有7天了。

　　那麼，唐生智又是如何指揮的呢?

　　據時任88師師長的孫元良回憶，唐生智實際上是以不指揮為指揮。他用諷刺的語氣寫到：

　　“當戰事激烈進行中，唐指揮官臥床不起。為什麼呢?一是他使用他的老戰法——高級指揮官沉着地睡在床上不動，那嗎部下也一定會在戰線上沉着不動了。他只希望把上面給他的堅守(由死守改為堅守)南京的限定日子拖過，便算功德圓滿啦。他沒有想到‘清靜無為’與‘禪定’不只解決不了問題，反而誤了大事。他好像是旁觀者而不是指揮者，他任由各部隊各自為戰而不去運用各部隊”。

　　孫元良的這段話，當然有為自己在南京保衛戰中的惡劣表現辯護的意圖，但也可以與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部的參謀程奎朗所回憶的“唐生智在圍城戰鬥中，每日傍晚在庭前散步，照常由侍從身背大溫水瓶，手捧小茶壺和三炮台隨侍左右，每幾分鐘用熱毛巾拂臉，品香茗，香煙一枝接一枝地抽，看樣子頗為鎮定安祥”相互印證。

　　蔣、唐在南京淪陷的悲慘時刻，都在算計如何在歷史面前撇清自己的責任，可憐的是蒙在鼓裡的前線士兵和不明就裡的南京市民。

　　05　　由於自卑，蔣介石就特別愛面子。但作為一個軍事統帥，為了面子而做出重大決定，就往往會導致重大傷亡。

　　在11月18日晚上召開的最後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上，蔣介石開門見山地說：“南京是我國的首都，又是國府所在地，經過十年締造，為國際觀瞻之所系，又為國父陵寢所在，斷不能不戰而退，拱手讓敵，這樣對國內外都說不過去，應當死守。”

　　“死守南京”的決策就這樣做出了，顯然，除了“國際因素”，“面子”是蔣介石的重要考慮。

　　12月11日晚，南京的軍事形勢已極端危險，蔣介石出現了短暫的清醒，他發電報給唐生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

　　第二天，蔣介石又後悔了。

　　他致電唐生智：“經此激戰後，若敵不敢猛攻，則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為我革命轉敗為勝惟一之樞機。”

　　他還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策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

　　這裡所說的“大變”，仍指蘇聯出兵，蔣仍然沒有放棄中彩票的希望。而其他的，“聲譽”、“光彩”等等，則無非面子。

　　蔣介石的遲疑導致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和淞滬會戰一樣，由於錯過了最佳撤退時機，國軍沒有主動的、從容的撤退，只有被擊潰以後的逃跑。各部隊聯絡不暢，秩序混亂，指揮系統瓦解，大批國軍未能撤出南京。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30萬死難者中，國軍軍人大概在7萬到9萬人，按照當年國軍的編制，這是7到9個師的兵力。

　　06　　極端自私，一切為了自己——國家可以吃虧，南京可以吃虧，甚至國軍也可以吃虧，但自己不能吃虧——這就是南京保衛戰時的蔣介石。

　　今天，我們紀念南京大屠殺中的三十萬遇難者，但也不要忘記瞥一眼蔣介石那漆黑的靈魂和他應該為此承擔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