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台北市八十公里的大溪，有一座占地面積數千平方米的地下檔案庫，被人稱為“大溪檔案”。在蔣經國病逝之前，長期密封的一批國民黨重要檔案始終處於“保密”狀態。其中僅蔣介石生前留下的親筆信函、批示、文電、密札、蔣氏宗譜等文件就多達4萬餘件。

　　1991年以前，這些所謂“大溪檔案”都封存在戒備森嚴的陽明書屋裡。1991年秋起部分解密並對外開放。在這裡就存有蔣介石的一份《遺囑》原件。

　　（一）

　　現在公開發表的蔣介石《遺囑》，寫於1975年3月29日。蔣介石的疾病已如近年台灣所公布的相關資料所言，其發病因起始於1971年陽明山的一場車禍。經過幾年輾轉病榻的折騰，蔣氏晚年又並發了心力衰竭等多種疾病。進入1975年春天，蔣介石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迴光返照。在神志清醒的短暫時日，蔣介石死前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要求從前的機要秘書秦孝儀來士林官邸為他整理遺囑。1975年3月29日上午，秦孝儀坐在蔣介石身邊執筆，由蔣口授，記錄了一份《遺囑》的草稿。後來它果然就成為蔣介石最後定稿並公布的《遺囑》。秦孝儀記錄的《遺囑》是：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艱苦奮鬥。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邪惡，展開政治作戰，反共復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重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儀承命受記1975年4月4日深夜，蔣介石在台灣病故時，當時正下着傾盆大雨。子夜11時30分，蔣介石的心跳逐漸微弱，心電圖上開始出現一條條不斷波動的直線。當日的醫療小組所寫的《病中日誌》上曾有如下記載：“至夜裡11時30分許，蔣公的雙眼瞳孔已行放大，急救工作繼續施行。期間曾數次注入心臟刺激劑，最後乃不得不應用電極直接插入心臟的做法，刺激心臟，但是仍然無力回天……”11點50分，從士林官邸的中正樓內，忽然傳出一陣哭聲。蔣介石逝去。士林官邸在深夜裡馬上緊急增調憲兵。大批奉調而至的台灣軍警在士林通往市區和福山路口上嚴密布哨，與此同時台北市區也實施了從未有過的宵禁。不久，一輛輛高級轎車在大雨中魚貫駛進官邸，嚴家淦、楊亮功、田炯錦、余俊賢、倪文亞等國民黨“五院院長”緊急奉命趕赴士林官邸。他們是按照宋美齡和蔣經國的命令，前來這裡為《蔣介石遺囑》簽字的。4月5日凌晨 3時，正在播映電視節目的台灣各電視台，忽然在彩色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道黑色的插播卡，電視台在播發蔣介石病逝的訃告之後，隨即公布了《蔣介石遺囑》。整個台北在漫天大雨中立刻陷入一片緊張。因為對於那些平時聽慣了蔣介石“身體安康”的人們來說，蔣介石猝然因心臟病而亡的消息，無疑會引起意外的震驚。關於蔣介石這份由他口授，秦孝儀修改潤飾多次的《遺囑》，以及宋美齡並“五院院長”簽字前後的情景，蔣經國在他《病中日記》裡，曾作如下記載。他寫道：4月4日：父親於夜11時50分，病逝於士林官邸。兒痛不欲生。———憶晨向父親請安之時，父親已起坐於輪椅，見兒至，父親面帶笑容，兒心甚安。因兒已久未見父親笑容矣。父親並問及清明及張伯苓先生百歲誕辰之事。兒辭退時，父囑曰：“你應好好多休息。”兒聆此言，心中忽有說不出的感觸。誰知這就是對兒之最後叮嚀。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時分，父病情形，似無變化。惟覺得煩躁。六時許，稍事休息，八時半三探父病，時已開始惡化。在睡眠中心臟微弱，開始停止呼吸，經數小時之急救無效。———父親深夜病逝後，遺容安祥，如在熟睡中。當時告知嚴‘副總統’，四院院長及其他要員和家人來士林官邸瞻仰遺容。極盡悲哀，余頭昏不支倒地跪哭。當孝儀要我在《遺囑》上簽名時，余手發抖寫不成書。向長輩答禮時亦不記得來者何人……

　　應該說，這是迄今為止有關蔣介石病逝之前，最有權威的史料記載。它可以排除有關蔣介石死因的種種毫無根據的猜測。從蔣經國的日記上，也可以看出，蔣介石生前雖然曾經患了前列腺肥大、肺炎、心腦血管動脈硬化、車禍所造成的肋骨創傷，便血等等多種疾病，可是，他最後卻是因為心力衰竭而死。因為這篇《日記》的作者，是蔣介石生前最信任的兒子親筆所寫，所以它所記載的內容證實了這一點。

　　自從蔣逃台以來，數十年間無時不夢想着有一天實現其“光復大陸”的野心。儘管這時的蔣介石已自知“大陸”是堅不可摧的鋼鐵長城，而台灣國民黨已成撼樹之蚍蜉，但他仍然不忘發出這樣的夢囈。除此之外，蔣介石几乎對自己身後的私人事宜沒有作任何交待。蔣在臨死前接見秦孝儀之後，就再也不見任何人了。患病期間除蔣經國可以隨時出現在他病榻前之外，蔣介石再也沒接見任何下屬與舊部。這種獨處一室的情況直至他最後撒手塵寰。

　　蔣介石死後，他的《遺囑》公布在報紙上之時，台灣並沒有像1988年1月其子蔣經國病逝時所發生的《遺囑》風波。也沒有發生政治上的動盪。雖然蔣介石在《遺囑》中，對國民黨繼任人和自己的家庭後事沒有作隻言片語的交待，可是，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的政治強人，早在他患病之前就對國民黨的政治繼任人，以及政治權力的交接，做出了一系列實際的安排。其中尤其對蔣經國繼任一事，考慮得最為仔細和周到。蔣氏早在患病之前，就有意把嚴家淦這一過渡人物安排在 “副總統”位置上，毋庸諱言，他在此十幾年前即已為蔣經國的順利接任創造了別人無法替代的局面。所以蔣介石歿後，台灣政局基本是穩定的。這與1988年元月蔣經國病逝後的動盪幾乎形成了鮮明對照。但是，1975年蔣介石公布的遺囑，乃是蔣氏的第二次遺囑。因為蔣早在三十年前就曾經留下過一次遺囑了。

　　（二）

　　蔣介石的第一次遺囑，據2004年6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解密的一萬餘件宋子文檔案中首次披露，應該寫於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期間。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囚禁在西安高桂滋公館期間，曾經完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遺囑，共三件。據美國解密的消息：宋子文於1936年12月 21日即將從西安返回南京的前天晚上，他經張學良首肯，前往高桂滋公館向蔣介石辭行。這時，蔣介石把他在幽禁期間背着張學良偷偷寫成的《遺囑》小心交付宋子文。這三份《遺囑》均為毛筆所撰。一份是蔣氏致全體國民同胞的信、一份是致夫人宋美齡的私人《遺囑》、第三份是寫給當時正在蘇聯西伯利亞流亡的親生兒子蔣經國和在德國留學的次子蔣緯國的。蔣介石請求宋子文將其中寫給全體國民的政治遺囑，設法在南京和全國報紙上公開公布，其餘兩份則要求他轉交給在南京的夫人和尚在蘇聯未歸的兒子。蔣介石在致全體國民的信中，和他1975年死前發表在台灣《中央日報》上的政治遺囑有許多迥異之處。蔣介石這樣寫道：

　　余乃國父中山先生之忠誠信徒，自投身革命以來，無時不為三民主義在中國之勝利竭誠努力。然自三省陷敵以來，國事日蹙。共匪猖獗之勢無日不堪其憂，雖數次進剿，然皆因吾黨吾軍貫徹領袖意志不力致功敗垂成。黨紀不嚴，國法不張，領袖亦無威法可言。各派政治勢力，陽奉陰違，皆欲趁此敵犯北疆之際謀私圖利。或割據為政，或以收復失地為由妄圖不軌。學生民眾亦受邪黨異說之煽惑，助紂為虐。余深感有負國父囑託，現陷於叛軍之手，致全黨全國蒙羞。在此九死一生之際，余決心殉國，切希吾黨吾民珍視團結，舉國一心，以國父三民主義為矢志不渝之救國謀略，上下精誠，務期早日實現國民革命之偉業。剿除共匪，剷除叛亂，則余死於九泉而無憾也！

　　蔣中正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蔣介石於同日還在西安幽禁處親筆寫了第二個《遺囑》，這是給夫人宋美齡的私人遺囑，全文如下：

　　美齡吾妻：

　　吾決心殉國。經國、緯國吾子即汝子，望善視之。

　　蔣中正

　　相隔一日，蔣介石又寫了另一份私人遺囑，亦即他寫給當時正在國外留學的兒子蔣經國和蔣緯國的。蔣氏這樣寫道：

　　經國、緯國吾兒：

　　余只承認宋美齡為余惟一之妻，務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則吾雖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蔣中正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從這三份遺囑觀之，蔣介石至少在12月20日之前，在西安已有準備死掉之心。當然，他最大的恐懼是已經憤怒已極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將士，不可能在囚禁他以後又釋放他。同時蔣介石也擔心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來到西安以後，他的處境肯定會雪上加霜。所以蔣介石才決定寫下這三份遺囑，當然，蔣之所以給全體國民寫公開信，而不是給當時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寫信，其用意就在於此信一旦公開發表，勢必要造成輿論與聲勢，藉以壓迫張學良、楊虎城和兵諫軍隊。宋子文在讀閱蔣氏三份《遺囑》後，深感事態嚴重，一時難以拿定主意，便詢問蔣說："此三信是否需要請漢卿（張學良）過目？"不知出於何種用意，當時與張學良堅決對峙的蔣介石，居然點頭同意："可以讓張漢卿一人過目。"張學良閱罷蔣的三份遺囑後，當即對宋子文表示，這樣的《遺囑》最好不要拿回南京去。一是公布出去會造成全國的混亂，同時也會被日本人利用，致使本來有望和平解決的"西安事變"變得更加複雜化。但是宋子文仍然擔心西安可能發生的戰事，會危及蔣介石的生命。對此，張學良當即作出鄭重許諾："如果西安果真發生戰事，我將以人格擔保，一定把這些《遺囑》發表出去。可是現在你千??完全有保障，他在我這裡根本就不會有生命危險！"宋子文只好作罷。

(編輯：秦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