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如果只是熱血沸騰的少壯軍人說，“中日之間將來必有一戰”我還不覺得驚訝，然而，連文質彬彬的白領小資也感慨道：“不把日本打趴下，它一定不會服”時，我越來越感覺，即使兩國政府有意努力改善日益惡化的中日關係，兩國間的積怨也絕不是政治能夠解決的。
上世紀入十年代末，我曾留學日本，近距離仔細琢磨過日本；回國後做記者十數年，我先後結識多位日本駐北京記者，清楚他們觀察中國的視角；中國領導人出訪日本時，我曾親隨採訪，從政治制高點評論過中日矛盾的根源。我自認為，中日兩邊的情況我都比較了解，正是因為了解深入，所以我對中日關係更多了一些悲觀。

前兩天，在一個德國記者的家宴中，席上的日本記者和我探討中日之間的未來走向。目前看，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是中日關係的大障礙，釣魚島和教科書諸問題隨時可變成導火索。但是，假如這些問題都迎刃而解了，中日關係就會由此變好嗎？我們不約而同搖頭。

必須看到，中日之間的深層次矛盾，絕不會隨着這些表面問題的消解而去除掉。中國崛起的勢頭日本深以為慮，日本失落的沮喪正以各種方式發酵，兩國同想在亞洲稱雄、在世界出頭的競爭，今後斷不會是君子相讓，勢必發展到刀光劍影的對決。

中國文化中素有“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傳統情節，而日本人的特質是“你不打贏我，我絕不服輸”。日本至今不肯對侵華戰爭認罪服軟，就因為日本人始終認為，日本當年戰敗是美國和蘇聯的攻擊，而非中國的戰勝。

“二戰”時，親赴印緬戰場採訪中國遠征軍的《大公報》老報人呂德潤回憶，戰爭中，日軍官兵只有被打敗時，才會向中國軍人鞠躬，否則傲慢不羈。現在身為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的呂德潤，已經88歲，仍然頗為關注時事，中日將來必有一戰的觀點也讓他憂心。

赴日留學生中，曾流傳這樣一個經典案例：一個在東京某壽司店打工的中國學生，因為懦弱，常受領班的欺負和侮辱。一天，當領班又一次欺負那個中國學生時，忍無可忍的學生，咬緊牙關對領班還以瘋拳狂腳，然後破門而去。第二天，學生一進店，領班笑臉迎上，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從此，中國學生權威驟起，再未被欺負過。

日本向來尊強凌弱，服硬不服軟。美國如果過去不曾把日本打趴下，日本怎會順服美國？依此類推，中國如果今後不把日本打趴下，日本又怎會順服中國？當然，中國一再強調走和平崛起之路，力圖避免歷史上大國崛起時無法避免的戰爭，但也許日本是個例外，否則它會在中國的崛起之途上不斷添堵。

日本人為什麼不謝罪

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江上波夫八十年代訪華時，我曾做他的翻譯。據江上波夫講，日本人的始祖，一部分是從中國雲南經朝鮮半島抵達日本的，另一部分是從蒙古過去的。他們來華，就是要尋找這樣的證據。日本人並不忌諱自己與中國人是同一人種。

日本也不否認，他們的文化源於中國。與日本百姓接觸，發現他們非常推崇中國的儒家思想和中國的歷史成就，對遣唐史、鑒真和尚、唐詩、《三國志》、絲綢之路津津樂道，完全不迴避中國曾經對日本所起的國本作用。

然而，就是這個曾經對中國五體投地的國度，卻在六十多年前發動了對中國的最殘酷戰爭，其燒殺搶掠、三光政策、姦淫婦女的惡行，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以至於讓中國人迄今耿耿於懷，甚至完全沒有戰爭經歷的十幾歲二十幾歲的龐大中國“憤青”，提起日本就恨得咬牙切齒，不共戴天。

日本崇拜古代中國，蔑視近現代中國。日本認為古代中國先進而強大，而近現代中國落後而貧弱。日本只瞧得起強者，看不起弱者。日本從未被外族統治過，他們的皇朝也從未被更迭過。然而，中國因歷史上屢被外族征服，形象在日本人那裡大打折扣。也正因為中國歷史上幾次出現的蛇吞象悲劇，使得小日本也夢想吞下大中國。日本認為，如果它像蒙古族或滿族那樣征服了中國，其管治水平絕對遠勝於蒙人和滿人，中國人的素質必會大大提升。侵華美夢的破滅，讓日本傷心透頂。

日本至今不肯向中國謝罪，除了中國傳媒常說的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因素外，除了第三國學者分析的德國基督教“罪”文化與日本“恥”文化的差異外，深藏在日本人心中暗自作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那場侵略戰爭不全是惡，還有其特殊的積極作用。

他們不服氣地認為，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戰勝白人殖民者的國家，日本人通過戰爭提升了黃種人的地位，歷史上的那些重要戰爭，大都對推動人類的進步和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日本發動戰爭的本意，是使東亞形成一體抗衡歐美。對此，日本人很頑固.

1998年，我去日本採訪時，買了一本日本青年中十分流行的漫畫書《戰爭論》。這本書是我採訪的日本學者和在野黨領袖推薦的。他們表示，這本漫畫書對青少年歷史觀的影響遠比教科書大得多。翻閱厚達304頁的《戰爭論》，發現作者很會駕馭讀者，他以反思日本現存的嚴峻問題標榜侵略戰爭的正義價值。《戰爭論》圖文並茂地告訴讀者：那場“大東亞戰爭”，是亞洲黃種人向殖民的白種人挑戰，痛擊了種族歧視，當亞洲各國意識到抵抗白種人的意義後，紛紛發起獨立戰爭，最終擺脫了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這不能不說是“大東亞戰爭”的功績。

《戰爭論》還強調，“二戰”期間，日本和德國雖是同盟國，但兩國的民族政策截然不同，德國施行“全面排猶”的種族滅絕，而日本施行的是“八紘一宇”，旨在消滅民族差別。日本拒絕了德國的排猶要求，外交官杉原千畝因發給6千名猶太人日本簽證而世界知名。美國投向日本兩顆原子彈殺死30萬人，東京審判時中國據此捏造出南京大屠殺日軍也殺死30萬人，當時南京總共才有20多萬人口，日軍的刀和槍遠沒有美國原子彈的威力，要殺死30萬人簡直不可想象，而且日軍占領南京一個月後統計人口，南京共有25萬人云云……

就我對日本的觀察與了解，說日本大眾普遍右翼，顯然不符合事實，但讓日本大眾普遍承認日軍在中國的殘酷暴行，顯然也做不到。日本人抱着固有的觀念，只相信他們自己的認知。

國際上，一些文化史學者潛心研究日本的“怪現象”，有人拿戰敗後的德國和日本比較，得出結論：德日對戰敗的不同態度，緣於他們不同的文化心理結構。信奉基督教的德國人，在“罪”文化中，通過認罪與贖罪蕩滌心靈，而日本人深陷“恥”文化的漩渦，不知該如何洗刷戰敗的恥辱。也有人分析，戰後美國為拉攏日本制衡蘇聯和中共，沒有像對納粹那樣徹底清算日本天皇的責任，致使日本對戰爭反省不到位，現在美國又結盟日本對付中國的崛起，所以日本始終不肯誠心向中國認罪。

我認為，許多研究和評論，忽略了日本那帶着戰爭罪惡的自我驕傲。中國學者似乎不願把這個問題列入研究範圍，迄今，我只聽到香港學者客觀說及此事。 1995年，香港回歸在即，中央電視台赴香港拍攝作為國家工程的電視片《香港滄桑》，我參與其間。在香港大學訪談學者時，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的話讓我為之一驚：日本侵略軍把英國軍隊打跑後，司令部設在白人享用的半島酒店，白人的許多專屬權被取消，黃皮膚的人也可以住到半山上了……以前，我從未聽任何中國學者這樣提到日本侵略的副產品。同時，香港出版的有關簡史中，也能看到被日本關押的金融大班們，出獄後已是皮包骨頭.

日本大多數人並不關心政治，他們對“左派”和“右翼”都持漠然態度，激進分子只是少數人。我曾在日本京都大學留學。京都大學與東京大學齊名，是日本的名校。那裡共產黨活動引人注目，一些師生是共產黨員。我導師辦公室的門上，有一道深深的刺刀痕，他說是中國“文革”期間，京都大學的日本紅衛兵所為。那時京大的學生，一手拿“披頭四”的唱片，一手拿《毛主席語錄》。我在校時看到，常有學生手持木棍，頭纏白布，只露兩眼（像極現在的恐怖分子），校方無人干涉，熟視無睹。我剛踏入日本時，從國際機場出來，日本警方通緝的“赤軍”（暴力共產分子）的頭像貼在進出口，也幾乎沒人注意。

日本人不僅對“左派”分子態度如此，對“右翼”分子也是這般。靖國神社裡，常聚集一伙人，在那裡高聲播放“二戰”軍歌，穿着“二戰”軍裝走正步，看不到有其它日本人正視或搭理他們。日本記者曾經抱怨說，日本“右翼”只是一小部分人，但是中國的報道卻把他們放大了很多倍。比如，“右翼”團體編纂的歷史教科書，真正使用的學校，不到全國學校的3%，可中國人以為，日本學生都在使用這本書。如此大的信息誤差，自然容易造成中國人的誤解和怨恨。

跟日本人接觸，常聽他們以“島國根性”自嘲，意指日本是個彈丸小島，視野窄小，心胸狹隘，與它國難以磨合。他們承認這是大和民族揮之不去的劣根。事實上，日本人骨子裡的自卑感特別強，見到白種人，首先自覺矮三分。早年，日本曾經渴望“脫亞入歐”，甚至想與白種人通婚改變其人種。即使現在，因為說不好英語，因為經濟下滑，日本人的自卑仍然不時顯露。

但是，矛盾混合體的日本人，自卑的同時，又非常自傲。他們狂妄起來，目無一切。明治維新的成功，讓日本人找到自信，特別是日俄戰爭的勝利，令日本欣喜若狂。為爭奪中國東北的殖民特權，1905年日俄在中國境內的血腥交戰，最終以日本的勝利告終。日本以黃皮膚的自己打敗了白皮膚的歐洲人而極度發瘋，從此自大的不可收拾。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她《菊花與劍》的名著中，傳神般地描述了日本人的矛盾，“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於接受新事物。”

本尼迪克特的觀點，日本人出奇地追捧。他們爭相購買翻譯成日文的《菊花與劍》，以至於成了當時最大熱門的暢銷書。日本人除了佩服本尼迪克特的觀察入微，更震撼的是其自身矛盾複雜纏繞的新發現。但發現矛盾是一回事，改變矛盾是另一回事。

日本人很難改變。至今，他們並沒有什麼改變。他們是單一民族，他們自視清高，他們很抱團，他們有極強的憂患意識，他們十分擔心失去亞洲的領先地位，他們佩服強者、凌辱弱者，他們當今現實充滿憂患，??事上凸起，他們試圖尋找回來逝去的大和魂。他們仍然是危險的。

怎麼看中國的反日

對中國的“憤青”以及反日熱潮，日本人無法理解。日本記者曾問我：八國聯軍也侵略過中國，也幹了很多壞事，為什麼中國人不恨白人，偏偏只恨日本人？

這個問題讓我陷入沉思。是啊，鴉片戰爭讓中國轉衰，英法聯軍燒了圓明園，八國聯軍掠奪了中國那麼多白銀，中國人為什麼最恨日本人？是日本入侵的時間離現代最近？是日本的人種與中國相同？是日本的戰爭手段最殘忍？是中國教科書裡日本侵略章節最多？坦率地說，我也在尋找答案。

日本認為，中國的反日浪潮，是江澤民執政13年間以日本為仇的愛國主義教育使然，系統培養了中國年輕人的仇日情緒。他們認為，江澤民不喜歡日本，對日本有成見，總是揪着日本的歷史問題不放。1998年秋江訪問日本時，沒有在共同宣言上簽字，要繼續在歷史問題上與日本糾纏。這次訪日失敗加重了他對日本的偏見，從此中國的反日浪潮越演越烈。

其實，日本人並不真正了解中國人的固有態度。他們還認為，中國的“知日派”受到壓制，在中國的對日政策方面發揮不出作用。前兩年，前《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有關中國應放棄歷史問題、着眼未來的“對日新思維”一文，引起中國網民強烈反彈，而日本右翼刊物則很是推崇。當時，該文最讓人關注的，不是馬氏觀點的一家之論，而是馬氏的《人民日報》背景，被疑是替中共新領導人放氣球。

胡溫政權沒有對日採用所謂的“新思維”，讓日本失望。日本一些人指出，現在中國不是政府牽着民間意識走，而是民間情緒牽着政府走。今年4月中國反日浪潮洶湧時，政府派出來做學生工作的人物，並非深諳日本事務的外交人員，而是在外交領域多年從事法國事務的現任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日本還在玩味這種“奇怪”。

回到日本記者所提“中國人為什麼偏偏只恨日本人”的問題。我歸納了以下幾個因素：

　　白人對中國侵略年代相對較遠，國人的仇恨記憶轉淡。八國聯軍的入侵，因國家眾多使得仇恨不好集中。美英利用庚子賠款在中國建學校、建醫院，緩解了一些國人的怨恨。

此外，有些仇恨日本的因素，根本說不清楚，它幾乎變成了一種基因，從上一代自然而然遺傳給了下一代。我一個朋友的兒子，剛剛六歲，看見報紙上登的日軍侵華罪行圖片，用炭水筆在圖片上打了很多叉，嘴裡高聲喊着：“打倒小日本！”。

美國沒有拿下日本前，絕對沒有想到日本戰爭敗後竟然如此馴服。“二戰”中，本尼迪克特受美國戰時情報局之託，寫成了《菊花與劍》的日本研究報告，她在全書第一句即開門見山：“日本是美國曾竭盡全力與之戰鬥過的最異特的外敵。”

盛行武士道和“神風趕死隊”的日本，曾讓美國特別擔心他們的不馴服，但是當美國占領軍進駐並統治日本後，美國完全沒有想到，日本從戰場上的誓死如歸轉眼變成了戰敗後的卑躬屈節，首相吉田茂對麥克.阿瑟，可謂言聽計從.事實上，日本歷史上遭受的第一個外侵事件，就是美國來的黑船，它不僅武力沖開了日本的門戶，也迫使日本走上了明治維新。日本人沒有因黑船事件對美國留下民族仇恨倒也罷了，可是日本人對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也不見記仇，那就奇怪了.

這六十年間，當然不能說日本沒有一點反美國問題，沖繩居民對美國駐軍的抗議，石原慎太郎著書對美國說”不”諸如此類的事，也不斷出現，但畢竟都是零星和局部的，在日本形不成氣候.這很耐人尋味.如果你不曾在日本觀察他們的生活，你想象不出日本百姓的”崇美”程度，我感覺比中國人為甚.日本的另類異特也在這裡顯現.

民族優越感被視作一個民族發動對外戰爭的內在決定因素。在美國人面前，日本人沒有什麼民族優越感，然而在亞洲，日本的優越感至今仍然濃厚.儘管中國現在開始起飛，但日本只看到了中國國力的增強，而對中國國民的形象，仍然一直抱低視態度.日本對中國，兩眼裡流露出不同的光束，一束以懼，一束以鄙.

顯然，中國的崛起衝擊日本的利益。同時，中國的崛起也衝擊美國的利益.美日結成同盟共同對付中國，讓日本在有恃無恐的狀態下，在歷史評價領土爭端 油氣田搶奪以及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問題上頻頻刺激中國，讓中國民間與政府之間加深歧意.說到底，日本的一系列做法，還是沒把中國當成可以真正痛快教訓它的對手.

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來，中日關係還從來沒有惡化到如此程度，目前中日間的“政冷經熱”，不過是關係惡化中的一種經濟依存而已，經濟上現在彼此還離不開，現在經濟上的競爭也越來越厲害，轉惡的一日也未嘗不會到來。請注意，即使中國“憤青”中出現一些反美或反某一國的現象，那也主要是因某個事件引發，其深遠度並不足以讓人憂慮。而對日本則完全不同，中國人的對日反感，不可否認已日益演變成一種民族仇恨，滲透到國民的血液里而無法清除。即使中國政府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時不以日本侵略作為愛國主義教育題材，即使兩國在政治上再試圖修補，中國人的仇疙瘩，似乎沒有辦法解開.

近來，我越發經常地聽到國人“要教訓小日本”的感嘆，甚至這種感嘆也日益成為一種不分界別的群體情緒。從軍人、知識分子、白領、學生，甚至從台灣和香港記者口中，我都聽到過，“中日必有一戰”之見，這種觀點真的正在滾雪球嗎?

隨着日本政府批准帝國石油公司在東海中國專屬經濟區試開採石油天然氣之事，隨着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揚言， “到了對中國說不的時候”，中日上空的烏雲會越來越密布，中國民間的感嘆也越來越強烈，“不把日本打趴下，它一定不會服氣”之論，呈現演變成一種民間共識之勢.如此一來，即使兩國政府有意識努力改善日益惡化的關係，中日之間的積怨恐怕也不是政治家能夠解決的。

日本在內政和經濟的雙重壓力下，讓中國人感覺，它業已表現出重走舞劍之路的趨勢.近期，便有權威文章分析，日本即將從軍事上進入“挑釁期”.從步驟上看，日本一方面要修改和平憲法，另一方面日本重新武裝有可能獲得美國的“有限度支持”，因為日本的武裝，第一可以遏制中國，第二可以防止和應對朝鮮半島發生危機，第三還可以堵截復甦中的俄羅斯在遠東勢力的重新膨脹。不過，美國考慮到“均勢原則”，仍會對日本留一手。歐盟各國基本上不會對此事介入過深，極有可能做順水人情，換些實際利益。俄羅斯因心有餘而力不足，將不會極力阻止，無奈下不得不歸還北方四島.總體而言，日本重新恢復軍備將無太大國際阻力。

中國、韓國、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國自然會對日本重新舞劍的企圖與做法反應激烈，但卻很難有效阻止。屆時，東亞地區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定程度的“地區軍備競賽”。

如今，日本已經在政治上基本完成了重新舞劍的準備.由於有新老財閥的支持，經濟上不成問題，再加上將會得到美國的“理解”和支持，可謂萬事具備，就欠東風了。這個東風不是別的，就是需要蓄意製造點事端，造成與鄰國關繫緊張的局面――這已是日本100多年來慣用的伎倆，從甲午海戰到9•18事變和7•7 事變，其前奏無不都是從日本政客、軍方製造事端開始的。日本廢除和平憲法、重新恢復軍備，同樣需要一個讓日本國內群情激憤的理由。日本與中國、韓國以及俄羅斯目前的領土爭端將是日本政客們故伎重演最好的題材。揮動菊花半個多世紀的日本，已經開始磨刀霍霍了。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日本將進入一個瘋狂的“挑釁期”，日本與存在領土爭端的國家發生激烈衝突、甚至是局部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將始終存在。

胡溫不採用對日新思維，不是中國政府排斥對日新思維，而是中國民間不接納此種對日新思維，同時日本也不具備中國行使新思維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往更深一層思索，此種新思維對改善中日之間的根本矛盾又能起多大作用？即使中日之間不再計較歷史問題，領土、能源、爭雄這些嚴峻的現實問題就能妥善解決嗎？

事實上，現在擺在中日之間的最大障礙，已不是事涉過去的歷史問題，而是關乎未來的發展問題。日本的特質告訴人們，它絕不會甘心被中國超越。心氣甚高和心眼甚小的“島國根性”，會讓日本使出渾身解數對付中國的崛起。即使中國想修復中日關係，日本卻未必有這樣的心願。國人這種痛及靈魂的對日仇視，豈是能夠以政治手段改變的？

中日之間早晚必有一場硬碰硬的交鋒嗎？

我不樂見，但我樂觀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