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媒體創作圈成為了瓜田。某不讓中國人吃海鮮的頂流賬號的前任編輯被曝出現在居然供職於美國軍方機構。雖然我們並不能就此斷定該賬號就一定與境外勢力有關，但腦海中還是不禁浮現出了一部血淋淋的美蘇意識形態滲透鬥爭史。

　　意識形態是指用來指導某一國社會集團進行政治鬥爭的較為完善的思想體系。而反意識形態滲透最早反的其實是共產主義的思想滲透。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自行了解一下歐洲長期的工運歷史，這裡我們就不做贅述了。二戰後，由於戰爭的破壞、戰時體制的殘留和殖民地的獨立，歐洲國家紛紛陷入了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特別是1946年的嚴寒，使得歐洲共產黨迅速發展，一度在意大利、法國、比利時等九國的聯合政府內取得了重要領導地位。同時由於紅色思想悄無聲息的流行，很多科學家害怕美國一家獨大，開始秘密的為蘇聯提供關於美國核武器的情報。

　　正是這種背景也讓美國的少部分政治家見識到了意識形態的力量，但此時的大多數美國政客還沒想到這層。實際上與很多人的認知不同，在20世紀的前50年，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帶有宗教的“理想主義”色彩，認為美國有責任引導世界走向。這一點在一戰時的體現是“威爾遜十四點計劃”，在二戰後的體現則是反共。也就是反蘇第一，國家利益第二。更直白一點，錢可以少賺但是蘇聯必須打倒。

　　但很顯然，再打一次世界大戰是不現實的。更何況當年的情況是什麼樣呢？剛剛邁出戰爭這個大坑的歐洲在戰後又緊接着掉進了經濟崩潰的大坑，法國這種要面子的民族都因為懼怕蘇聯而臨時同意和德國和解。打仗是不可能打仗的，更不用說主動發動戰爭，能防禦住都算萬幸。更不用說在社會危機下，各國政府換人如走馬燈，繼續開戰勢必得罪選民，那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就wasted了。

　　這種背景下，最懂蘇聯的政治家，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在斯大林1946年對莫斯科選民的講話引起西方集體戰略誤判後向國內拍了一封電報，安撫民心。他指出了蘇聯的種種不足，安撫了白宮，還率先提出在武力作為和平後盾的同時，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和平共處”（peaceful coexistence），在這個前提下應當使用一切非武力的手段對蘇聯進行遏制。

　　由於杜魯門在朝鮮戰爭上的失敗，和艾森豪威爾的解放戰略破產，武力的遏制無從談起，自然只能寄希望於和平手段。這時國務卿杜勒斯將喬治凱南的觀點進一步提煉，把和平共處變為了“和平演變”（peaceful evolution），指出了用和平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手段。至此，美國的以意識形態滲透為重點的和平演變戰略才算成型。杜勒斯也沒閒着，成立了新聞署，直接支持“美國之音”，並加強了“自由歐洲電台”，利用蘇聯和東歐的內部矛盾做文章。

　　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縮寫為RFE/RL），號稱是“蘇聯不敢報道的我們來報道”，其隸屬於1949年成立的國家自由歐洲委員會，1950年7月4日第一次向捷克斯洛伐克進行廣播宣傳，總部位於慕尼黑。28種語言的多個頻道頻道每周播送1000小時，用於對蘇聯進行無線電宣傳。這也是美國對蘇意識形態滲透的最可靠手段。

　　恰巧蘇聯在1956年也提出了“三和”路線，希望能避免戰爭而發展民生，這使得美蘇之間和平演變取代了武力對抗成為了政府首選手段。畢竟和平演變不同於間諜，屬於公開的陽謀，你和我做生意，我給你展示我優秀的地方順便損你一下，犯法嗎？雖然和平演變是相互的，但是由於這一時期東西德的差距在逐步擴大，美國處於優勢地位。西方國家還通過將西柏林建設為資本主義“繁榮的櫥窗”來壓制東德，自1949年起每年都有30萬東德人經由西柏林前往西德定居。

　　而且西德和西柏林的這種宣傳優勢還擴大到了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1959年，西德計劃將人均年肉食量提升到80千克，而此時東德不足50千克，時任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不得不到處找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要求提供肉食進口。這一時期前來考察的其他國家領導人本來還羨慕東德人的優質生活，結果發現東德仍然要找他們幫忙——“為了對抗西德的福利宣傳，希望能出口我們更多肉類”——無不大受震撼。到了1961年，有270萬人逃亡西德，赫魯曉夫也只好用簡單粗暴的“柏林牆”來應對。

　　這種意識形態滲透還使得蘇聯對各東歐國家的不信任加劇。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的電台一有大型政治事件就開始24小時廣播，“揭露”蘇聯的行為。1956年波蘭波茲南罷工事件後，在善後處理上蘇聯和波蘭當局產生了劇烈的衝突，其衝突甚至超越了事件本身——波蘭政府堅持認為這是由于波蘭內部官僚主義導致的一次群眾與當局的衝突，而蘇聯則堅持認為這是帝國主義的顛覆。赫魯曉夫親自飛抵波蘭並調動蘇軍包圍華沙要求波蘭政府改變主意——不過最終此事還是以赫魯曉夫退讓告終。在這次事件中，美國的意識形態滲透甚至還沒怎麼行動，僅僅依靠幾個廣播電台臨時加班，就挑撥了蘇聯和波蘭之間的關係。不止是波蘭，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事件中，美國也都藉機大肆宣傳，擴大了當地群眾的反蘇情緒。

　　這時蘇聯在航天和工業上的發展仍然不錯，因此直接針對蘇聯的和平演變並沒有多大進展，直到80年代，蘇聯的體制僵化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東歐國家也在債務和國內經濟問題的風險中。時任美國總統里根才也在1982年強調是時候對蘇聯繼續和平演變了。我們還是以波蘭為例，在東歐劇變中，波蘭在1980年成立“團結工會”，並得到了美國的支持， 1981年，美國經由美國勞聯-產聯主席贈予其數百萬美元資金。1987和1988年美國國會也都每年向該組織贈予100萬美元。

　　美國的和平演變還是多層次的，另一方面還用宗教手段拉攏波蘭民眾（波蘭信仰天主教，俄羅斯主要信仰東正教），另一方面使用經濟援助和貸款對波蘭政府威逼利誘。1987年，布什在訪問波蘭時就指出，波蘭要想同美國恢復經濟關係，就必須要讓團結工會合法。這使得在波蘭團結工會成功的在波蘭成為聯合政府的主體。

　　當然，蘇聯也曾對美國的這些手段做出過反應，例如以同樣的手段對英美進行宣傳。而針對廣播問題，蘇聯則進行了大規模的無線電干擾。但1958年蘇聯就發現，干擾的花費遠超國內和國際廣播的總開支，最後被迫改為僅在關鍵時刻干擾，最後甚至在1973年局勢緩和時暫停了干擾。到了80年代末期，蘇聯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一切反制措施最終都淪為了空話。隨着1991年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垮台，美國的意識形態滲透在東歐取得了全面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