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籠罩下的巴格達記者（下）

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裡，一位女記者具有很大的優勢：男性──甚至是政客們往往對女記者都不那麼戒備，而女性則會允許你進入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生活。當時局變得危險時，女記者也更易隱入人群，只要穿上當地服裝、圍上頭巾就可以了。我的美籍伊朗裔身份變得尤其有用。我出生在美國愛達荷州，父母都是伊朗穆斯林，但並非教徒。從小我在德黑蘭長大，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又回到了美國。

在不同的環境裡，我所展現的自己的文化傳承和成長經歷都不同。和美軍士兵在一起時，我體現的是在俄勒岡州長大、在紐約念書的經歷。和伊拉克人在一起時，表現自己是個伊朗人能讓他們感到親近；殘酷的兩伊戰爭主要是因政府而起，兩國人民之間還是常常感到親近，而非仇恨。即使是我們的伊拉克雇員也告訴我，我並非是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在他們眼中，我並非來自一個遙遠、受到上天眷愛的國家，而是來自一個熟知戰爭、動亂、禁運和苦難的鄰國，比如伊拉克。

如今伊拉克揮之不去的恐怖氣氛是逐步形成的。最初是2004年4月，費盧傑的四個保安人員被殺，薩德爾什葉派游擊隊發動暴動。叛亂四處蔓延，勢頭越來越猛，發展之快超出我們任何人的想像。我破天荒地聘請了武裝保鏢，並開始用一輛全副武裝的汽車作為代步工具。每次外出都要經過仔細考慮，出行次數和範圍大大縮減。

2004年秋天，叛亂分子闖入了巴格達一些外國人的家裡，綁架了外國人質。我開始高度依賴伊拉克雇員來安排採訪和進行街頭報導，他們成為了我在巴格達的眼睛和耳朵。有時，他們能成功地說服伊拉克人來到我們的酒店接受採訪，使我有機會與消息人士和當事人有直接的互動。

隨著伊拉克全國的安全局勢惡化，我們的安全活動範圍也越來越小。我們再也不能隨時跳上車，開到不同的省份，親眼看看情況究竟如何進展。如果要報導巴格達以外地區，我們就必須和美軍士兵或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同行。雖然和美軍或政府人員混在一起，並非最佳的解決辦法，但它還是能讓我們一睹那些我們無法獨自到達地區的情況，雖然這種觀察也是有限的。我們也依賴僱傭的伊拉克記者為我們提供那些我們無法到達地區的信息。

他們的幫助使得我們能寫出描述普通伊拉克公民現狀的那些報導。比如，有一篇報導是關於在巴格達南部什葉派-遜尼派混居的杜拉區、宗派暴力正在如何改變鄰里關係，為此我們的伊拉克雇員走訪了那裡的清真寺、理髮店、雜貨鋪和咖啡吧，並和幾十個人進行了交談。當我們決定值得為此寫一篇報導時，伊拉克雇員選了幾個人，並駕車將他們送到了我們的酒店，在酒店裡我對他們每個人都進行了幾個小時的採訪。

我驚嘆於伊拉克雇員們在協助報導該國真實情況時體現出來的執著和勇氣，雖然這給他們及其家人帶來了巨大的風險。為了保護他們，我一直不透露他們的名字。我們花了很大的努力確保他們不與我們有任何關聯；如果他們被看到和美國人一起工作，這會給他們帶來危險。

到去年年底，我們已採取了嚴格的安全措施，每次出門時都會按步驟仔細審查一番，不管是出門去採訪、還是買牛奶。我們從不在一個地方停留超過半個小時，因為如果超過這個時間犯罪分子就可能有時間導演一場綁架。

駕駛員確保我們全副武裝的汽車和跟車（即跟在第一輛車後作為偵察車用）能順利行駛。保鏢會將AK-47步槍上膛，並在腰裡別一隻手槍。我們的翻譯兼辦公室主任Haqi負責測試對講無線電，並在汽車後座放上急救箱。我身穿一件保守的阿拉伯婦女傳統著裝、從頭到腳的黑色長袍，坐在汽車後排。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不要惹眼：如果遇上堵車、紅燈或穿越巴格達街道時，不要被認出是外國人。你永遠都不知道坐在旁邊一輛車裡的是誰。他們會不會開槍？他們會不會認出你的車，一路追上來？他們會不會把你從車裡拖出來？會不會有人出賣你？他們會不會對伊拉克雇員手下留情？

除了那些採訪遇到的伊拉克人，從那些每天接觸到的伊拉克雇員身上，我也能時時刻刻感到戰爭的存在。有時他們來上班時能明顯看出睡眠不足，因為在夏天華氏120度的高溫下，他們沒有電力啟動空調。由於流彈和零星的交火，他們也不敢睡到屋外去。一個伊拉克雇員將為我們工作了兩年、積攢下來的錢投資了一家小店，但一個下午強盜們將小店內的現金和貨物一搶而空。

暴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在巴格達，劫持伊拉克人索取贖金的情況越來越普遍，每天都會有幾十個人被綁架。有一天下午，我們的一個司機在去接一個親戚出院的時候被劫持了。劫匪將他倒掛起來，打他手機中的每個電話，並問他們是誰。和許多伊拉克人一樣，為了避免麻煩，他沒有在手機通訊錄中保存外國人的名字。在家人支付了一筆現金贖金後，他被釋放了。一位32歲的什葉派醫生是我們一個翻譯的親戚，在一*針對醫生的宗派襲擊中死在了家門外。

“我們就像野外的動物一樣生活著，”另一位駕駛員Munaf常常說，“除了吃和睡，我們每天還要避免自己被殺。”

12月18日，我離開了伊拉克。在我離開的那天早上，伊拉克雇員們提前來到辦公室，檢查了一遍安全措施，並為前往機場作準備。我為他們準備了茶，坐在花園裡高興地吃著新鮮的棗子餅乾，這是我的駕駛員的母親為我烘烤的。

到達設在美軍基地內的機場有6英里路，這是伊拉克境內又一條最危險的道路，有地雷、流彈威脅以及針對美軍運輸車隊的汽車炸彈。常常會有導彈落在機場跑道附近，當天我就看到了兩枚。為了防止被敵方火力擊中，飛機著陸和起飛時就像火箭一樣迅速上升或下降。在機場，伊拉克雇員們和我含淚告別。我真希望走的時候情況不是這樣糟糕。在一起工作尋找新聞線索、在危險面前肝膽相照，我們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這不是告別，”我說。Haqi擁抱了我，說：“他們能把你帶出伊拉克，但不能把伊拉克從你的心中帶走。”

我現在已在黎巴嫩貝魯特的新家安頓下來，作為《華爾街日報》高級中東記者。我將負責報導伊朗和阿拉伯世界。一位新的記者將接任我在巴格達的職位。

曾經危險叢生、飽受戰爭摧殘的貝魯特如今是一個相對安全、都市化和蓬勃發展的城市。二十年前，擔心生命安全的外國記者紛紛撤離黎巴嫩，如今他們正大批返回，在黎巴嫩建立新家，設立地區記者站，這個城市又重獲其“中東巴黎”的稱號。我只能希望伊拉克也會有一個類似的明天。

200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