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總統將和中國競爭作為外交政策重點，這一點很明智。在第一份外交政策文件中，拜登聲明中國是“唯一有潛力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上威脅穩定開放的國際體系的競爭者。”拜登向國會聯席會議聲明：“美國必須正視和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競爭，才能在21世紀繼續勝利。”在拜登參加的一次北約首腦峰會上，聯合聲明第一次提到：“中國崛起，對北約所有盟國有安全影響。”因此，拜登政府和未來歷屆美國政府都將把應對中國崛起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重點，就如在冷戰時期蘇聯在美國戰略家眼中的地位一樣。

　　在今天和中國打交道時，需要深刻學習和體會冷戰的經驗和教訓。其中一個啟示是，不要想重複冷戰的手法，去嘗試把俄國從中國這邊拉開。

　　當然啦，拉攏俄國去制衡中國，看上去很棒，這符合現實主義的玩法。順着這個思路，最近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提出美國在制裁德國和俄羅斯的北溪2號項目時應保持靈活性，因為這個項目是個能吸引俄國遠離中國的“橄欖枝”。他把拉攏俄國看成“拜登政府的首要戰略”。

　　在很多自認為現實主義者的人中（其中一部分人公開這麼宣稱，還有些是私下才承認），尤金的說法打中了他們的內心。他們認為，既然在冷戰時尼克松能成功地把中國拉到美國一邊制衡蘇聯，那麼今天拜登也能把俄國拉過來制衡中國。一位匿名的政府官員最近把這種想法講的更系統：“美國必須重新平衡與俄國的關係，不管美國是不是喜歡這種關係。打破莫斯科和北京的諒解，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現在中俄靠近很令人擔心，從中俄雙邊關係視角看待其他所有外交問題也很冒險。但是，聯俄反華這種冷戰老套路今天已經沒用了，哪怕美國用這個套路，也很難像上世紀冷戰時期那麼奏效。

　　“尼克松去北京”的擁護者忘了這個戰略成功的前提：中蘇分裂。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中蘇兩黨逐漸走向分裂。斯大林去世後，北京指責赫魯曉夫走修正主義道路。1969年，中蘇邊境爆發衝突。因此，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時，他不需要建議周恩來去疏遠莫斯科，因為中蘇分裂已經存在了。

　　1972年尼克松訪華，是冷戰的轉折點

　　相比之下，今天中俄在經濟、安全和意識形態上的聯繫，比以往更緊密。普京從意識形態角度看國際政治，他認為中俄在意識形態上有共同點。因此，有什麼理由讓普京拋棄他的意識形態盟友去擁抱他只見過兩次的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更何況，美國是個民主國家，其他政治機構特別是國會，也能參與外交決定，特別是在人權問題上。因此，在普京看來，北京是個更可靠的夥伴，而拜登和未來的美國總統可不值得這種信任。

　　哪怕美國想拉攏俄國，和俄國聯手對美國也是利少弊多。即使美國把俄國拉過來，在和中國競爭中美國又能得到什麼？寥寥無幾。中國需要俄國的能源，但美國不需要。普京也不可能在亞洲部署更多軍隊、導彈和艦船來遏制中國。也許俄國能在安理會和其他國際機構中孤立中國？但中國自己也有否決權。

　　其次，作為轉變陣營的交換條件，俄國會提出要價極高的讓步，特別是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問題上。這種交易很糟糕，實際是回到搞勢力範圍的地緣政治遊戲，一些普京的擁躉把這稱為雅爾塔協定2.0。要是這麼幹，只會嚴重損害美國和歐洲盟友的利益。

　　拜登曾指責普京是殺人犯，導致俄國召回駐美大使

　　再次，拉攏俄國制衡中國，會瓦解拜登團結自由世界的外交理想，畢竟半年來他一直在鼓吹這個。去拉攏莫斯科高層，只會讓拜登在全球反腐敗和支持民主的努力顯得虛偽。冷戰時期美國吃下的最大苦頭，基本是美國打着遏制蘇聯的旗號，去容忍甚至擁抱那些強人、軍頭、教權分子和種族隔離分子。

　　未來有一天，美國應該尋求和俄國合作來加強對華遏制和競爭。但那必須是一個民主的俄國，而不是威權的普京政府。不管這一天有多遠，在那之前美國都只能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