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涉及文明的戰爭？

俄羅斯哲學家亞歷山大·杜金周邊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弗拉基米爾·普京那樣多的“包打聽”，但他的歐亞主義哲學值得大家關注。

史蒂文·皮茨

2022 年 3 月 27 日

據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動機是出於各種戰略計算的結果：對北約擴張的擔憂，對烏克蘭向西漂移的擔憂，以及莫斯科對自身石油重存量和經濟儲備的信心。但這種分析可能會忽略掉了弗拉基米爾·普京做這種致命決定的文明層次方面的因素。因為當前的衝突不僅涉及烏克蘭，還涉及東西方之間更廣泛的攤牌。作為對立另一方的認知，對方認為美國面對的不是蘇聯，而是以俄羅斯為靈魂的歐亞大陸。在地理空間上，歐亞大陸涵蓋了前蘇聯帝國，不包括波羅的海國家，以及蒙古和中國西北部的部分地區。在這個領土內居住着一個偉大的文明——即俄羅斯文明——它代表了墮落、全球化的西方的真正替代品。

至少，這就是俄羅斯哲學家兼歐亞黨創始人亞歷山大·杜金的理論框架。杜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歐亞大陸是反對西方全球主導地位的唯一希望，他從地緣政治角度表達了兩種文明之間的區別。如果西方評論家聲稱杜金是“普京的大腦”是誇大了他的影響力，那麼理解這位哲學家的想法至少可以有助于澄清俄羅斯的行為。

杜金最有影響力的作品是其 1997 年的著作《地緣政治基礎》，已被俄羅斯軍事學院和公立學校系統採用為教科書。杜金的分析與修昔底德對雅典和斯巴達的比較明顯相似，認為今天的當代雅典人是美國和英國領導的“大西洋主義者”，而今天的斯巴達人是俄羅斯領導的“歐亞主義者”。大西洋主義者通過壓倒性的海軍力量主宰海洋，而歐亞主義者應該尋求通過陸上優越的軍事能力來主宰地理領土。文明所採取的取向不是選擇，而是地緣政治的必要性。地緣政治決定了你成為什麼樣的文明。

然而，杜金的影響超出了軍事理論導向。杜金認為，文化和意識形態差異是地緣政治命運的深層部分。雅典是唯物主義、創新的、個人主義的和進步的；大西洋主義者也是如此。斯巴達是精神上的、嚴峻的、社區的和傳統的；歐亞主義者也是如此。這些不變的差異比政治機構或人權觀念要深刻得多，它們壓倒了對經濟體系和繁榮的擔憂。此外，國家必須利用其權力服務並促進文明價值觀，因為這些價值觀而不是民主意向，才是其合法性的源泉。脆弱的文明意味着脆弱的國家，而這更意味着脆弱的文明。

杜金對烏克蘭的態度遵循同樣的邏輯。在攻勢發動八天后 3 月 4 日向西方記者發表的演講中，他聲稱入侵是肯定“多極分化”的“選擇”。俄羅斯有“成為世界文明之一的權利”，自蘇聯垮台以來，西方的全球主導地位已經取消了這項權利。烏克蘭可能是具體目標，但更大的目的是重建俄羅斯作為“第二個中心”的地位，作為所有具有類似文明特徵的國家的典範。杜金聲稱普京只是為了“保護

‘俄羅斯’地緣政治利益”，這必須理解為包括保護俄羅斯文明和生活方式。杜金借鑑了西方思想來說明他的立場。在一個能說明問題的短語中，他聲稱“‘塞繆爾’亨廷頓是絕對正確的，‘弗朗西斯’福山......絕對錯了。”全球政治是關於文明的衝突。自由民主可以包圍全球的想法是一種幻想，因為政治和經濟制度最終是文明差異的功能。根據這種觀點，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俄羅斯實現現代化和自由化的真正嘗試，但不可避免地失敗了。杜金說：“長期以來，我們試圖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成為全球文明的一部分，但我們不是......我們自己是一個文明。”

杜金的歐亞主義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思想領域。國際關係學者區分了物質（如飛機、坦克和軍隊）和思想（價值觀和信仰），歐亞大陸——儘管杜金聲稱地緣政治要求出現一個具體的、地理上有界的文明——是後者。一般來說，他把這種區別玩得又快又輕鬆，只要能適合他當前目的的論點就行。雖然《基金會》討論地緣政治，但杜金的其他主要作品《第四政治理論》都是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論著。其中，他明確針對西方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價值觀，主張一種基於存在本身經驗的新政治意識形態（遵循海德格爾的 Dasein）。在他的公開講座中，杜金經常改變他的說法，有時從“地緣政治必要性”爭論，有時試圖重新思考政治哲學、人性和存在本身的未來。他玩弄這種模稜兩可的手法，似乎更喜歡修辭而不是哲學，表現得更像一個江湖騙子，而不是一個尋求真相的人。

自 2 月 24 日戰爭開始以來，經驗現實使杜金的理論結構無效。基金會為俄羅斯結盟的法德集團

“莫斯科-柏林軸心”辯護，理由是法國和德國都是歷史上與大西洋主義者有敵對關係的陸地大國。早期的回報表明，恰恰相反的情況正在發生，德國正在重新武裝，重申其與西方的關係，並希望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顯然，並非每個國家都認為地理環境註定要選擇某種道路。

誠然，普京的外交政策經常聽起來像杜金主義。這位俄羅斯領導人批評西方文化墮落和“庸俗主義”，同時強調啟蒙運動理想的腐敗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個人主義。在 2021 年 10 月的一次演講中，普京抨擊喚醒了意識形態和西方進步主義。他聲稱自己擁有俄羅斯文明，並堅持烏克蘭在其中的中心地位，稱基輔為“俄羅斯文明的搖籃”。

在地緣政治上，普京表現出對更廣泛的歐亞社區概念的興趣。他最近推動擴大歐亞經濟聯盟

（EEU），試圖創建一個可以與美國、歐盟和中國一帶一路相媲美的政治和經濟一體化地區的集團。但在實踐中，這似乎不太可能：到目前為止，只有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加入了歐洲經濟聯盟，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也沒有爭先恐後地加入。俄羅斯對 EEU 的主導地位是絕對的，它使用比胡蘿蔔更多的棍子來吸引其他人。

換句話說，普京的外交政策往往與杜金的地緣政治建議保持一致。儘管如此，普京不太可能考慮到讓杜金來為他做出決定。儘管他與所有獨裁者都有共同的問題，即被提供不準確信息的諂媚者包圍誤導，但俄羅斯總統是一個清醒的戰略思想家，通常會抵制宏偉的理論和浪漫觀念的對自己的鼓動。普京還傾向於與少數精心挑選過的國家安全官員密切合作，而他的前關鍵政治顧問，如弗拉迪斯拉夫·蘇爾科夫和格列布·巴甫洛夫斯基，他們缺乏杜金那樣的知識和自命不凡的性格。選擇他的核心圈子不是側重智力，而是取其對自己的忠誠度。我最好的猜測，也只是一個猜測，是普京只喜歡杜金的想法和歐亞主義的概念而已。它們提供了對未來的宏偉願景——但務實的普京不太可能過于堅定地陷入他們的魔咒。

註：美國智庫曼哈頓政策研究所（MI）的出版物City Journal 3月27日的這篇關於俄烏戰爭深層次分析的文章引起我的注意。我草草將其譯出以供關心事態進展的朋友們參考。最好直接閱讀以下鏈接：

https://www.city-journal.org/does-putin-take-his-cue-from-alexander-dugin

史蒂文·皮茨（Steven Pittz）是科羅拉多大學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分校的政治學助理教授。